從排斥到模仿：晚清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

撰文：馬勇

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徹底改變了日本民族，改變了日本歷史走向，從而使日本在世界化潮流早期順利完成一次“華麗轉身”，步入現代國家的行列；明治維新也是亞洲特別是東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結果從正反兩個方面深刻影響著東亞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激起陣陣漣漪。一部晚清史，在某種程度上看基本上就是從排斥到步步模仿明治維新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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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漸進變革的回應

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東方形態。千百年來，日本民族虔誠地向中國學習，將中國文化在日本發揚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統治的二百六十年，日本與大清王朝一樣，堅定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西方文明抱有一種不信任乃至敵視的態度。

到了近代，西方國家在工業化的刺激下需要向東方這片古老的土地需求更大的市場，殖民勢力的東來不僅改變了遠東的政治格局，而且引發一系列後續問題。

面對西方勢力的刺激、挑戰，中國比較早地作出回應。然而由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太過深厚，中國人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雖然不能拒敵於國門之外，雖然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喪失部分權益。但是，那時的中國人始終不願意承認西方社會文化在整體上超過東方，中國值得盡棄其學而學焉。聰明的中國人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將西方社會文化解析為本與末、體與用，以為西方之長不過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東西，而中國所長則是西方人望塵莫及的根本之道。中國之所以在戰場上屢戰屢敗，主要是因為中國在技術上不如人。基於這種判斷，中國在與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後，遂於1860年代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相繼興建一大批近代工業工程，使中國的經濟實力獲得很大的提升。

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在差不多同時也遇到來自西方的壓力。1853年美國培理艦隊叩關後，西方列強用武力撬開了日本緊閉的大門。西方近代文明的傳入給日本社會的性質帶來很大變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識的下層武士，聯合京都貴族和商業資產者，以“尊王攘夷”為旗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幕維新運動。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後一任將軍慶喜上表奉還政權，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複古大號令》，廢除幕府舊官製，掃除舊弊，廣開言論之道，有建議者，不拘貴賤，無須考慮，皆可獻言，一掃歷來矯情陋習。這個“大號令”雖以“王政複古”為旗幟，但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傾向。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領公家、大名、百官，以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發表《五條誓約》，確立“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的維新政權基本方針，這就為徹底廢除幕府制度、建立資產階級立憲政體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後來的自由民權運動，特別是開議院立國憲等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

隨後，明治政府大刀闊斧改革幕府體制，廢藩置縣，奉還版籍；改革等級制度、俸祿制度，禁止人身買賣，解放娼妓、藝妓，允許土地買賣及佔有，允許農民可自由選擇職業；撤除幕府時期各藩國交通要道、私自所設關門或盤查哨所，允許自由貿易；使日本國家制度迅速現代化，積極開展對外交往，發展對外貿易，扶持民族工商業，實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除舊布新，徹底改變幕府時期閉關鎖國政策，將資本主義發展引向全面與深入。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人民素來交往頻繁，即便在兩國統治者都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時候，兩國商人之間的往來依然紅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謂倭寇雲雲，實際上是大明王朝對中日民間貿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過來也證明中日民間交往並沒有因為統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變。所以，明治維新初年的狀況，很快就通過各種管道傳到中國，並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不同的反映。

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明治政府在積極向外拓展政治貿易聯繫，尋求與各國建立近代國家關係時，自然忘不了近鄰中國。1868年，明治政府轉托英國駐上海領事溫思達向清政府傳書示好，要求通商。兩年後（1870），明治政府派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外務權少丞藤原義質、文書權正鄭永寧等專程來華，要求仿照西方國家的慣例，與大清國訂約通商，先後在天津拜會署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隸總督李鴻章等。

仿西洋諸國前例訂約通商，原本不是什麽問題，但可能因為日本只是亞洲小國，根本無法與西洋諸強國並列，所以清廷對於是否與日本訂約通商分歧很大，反對者如安徽巡撫英翰等“以前明倭寇為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而以恭親王奕?、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另一派，出於全球戰略的考慮，以為即便不能倚日本為外援，亦應稍事聯絡，以為中國增一屏障，盡量不要讓日本倒向西方諸強一邊，成為中國敵對力量。

1871年7月21日（六月七日），日本政府派遣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來華議約抵達天津，與大清國全權大臣李鴻章進行訂約談判。幾經反覆，兩國於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議定《修好條規》，正式確立兩國對等的國家關係，中國終於放棄了名義上視日本為藩屬的想象，承認日本為與中國地位同等的國家實體。

在這一系列交往過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國方面通報了明治政府的維新情況，中國人特別清政府長官層對明治維新有了大致了解，李鴻章甚至敏銳意識到明治維新的意義可能並不僅僅限於日本，很可能對中國的未來發生不可預測的影響，他在一封寫給恭親王的信中說：

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奮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習各藝，又購製造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愒，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而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視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

蔣廷黻認為，李鴻章的這封信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他此時已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哪一國變得快。日本明治維新的世界的、歷史的意義，李鴻章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要當時的人猛醒與努力。這一點由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

然而像李鴻章這樣清醒的中國人似乎太少了，出於極端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明治維新激進主義政治措施的效果並不易在短期顯現，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對明治維新的改革方案似乎並不認同，以為日本脫亞入歐的政策太過激烈，即便可以給日本帶來短暫的好處，也勢必給日本帶來巨大災難，使日本喪失自己的文化根基，遠不如中國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堅守中體西用的原則來得更為合理。比如積極協助恭親王奕?一起發動洋務自強運動的文祥，力主對外結好，對內改革，借西法以自強，奏請設立總理衙門和京師同文館，積極倡導購買洋槍洋炮和創辦近代工業，並最先意識到西方議院制度的好處，是近代中國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不知出於什麽原因，文祥對明治維新持否定態度，以為中國自強不必效法日本。

明治維新的徹底西方化與中國洋務新政的半西方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在最初階段的成效似乎也遠大於日本，所以那時的中國人雖然有個別先知先覺者看到了日本變革的潛在意義，但從總體上看中國人對明治維新似乎並不看好。1872年，關於明治維新的報導開始見於中文出版物，稍後還有專書介紹，然而由於觀點欠妥或其他方面的原因，這些著作並不能幫助中國人對明治維新建立正確的認識。

根據《中日修好條規》約定，明治政府於1874年派遣柳原前光為駐大清國秉權大臣。又過了三年，何如璋於1877年底出任大清國第一任駐日公使。

何如璋抵達日本時，距明治維新的發動已有十年之久，日本經過官製改革、奉還版籍、廢藩置縣、改革土地租稅等措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路線，在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三大政策鼓動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興隆，文化教育、科學技術也獲得很大發展，為日本後來的雄起奠定了扎實基礎。

面對日本的變化，何如璋進行認真研究，稍後將在日見聞編撰成《使東述略》和《使東雜詠》，向國人介紹明治維新各方面情況，尤其是模仿歐洲風氣而出現的各種新事物、新風氣，以及由此帶來的國民思想意識上的變化。這是中國人比較系統直接了解明治維新的細節，有助於糾正國人先前那些不正確的看法。只是何如璋的《使東述略》過於簡略，也無法使中國人通過它建立對明治維新的完整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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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預測

中國人不讚成明治維新徹底西方化的做法，而堅守中體西用的半西方化。不過，中國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等內憂外患的侵襲後，中國人並不完全反對學習西方，只是基於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強調學習的選擇性，以為中國的出路要必在最近期的未來學習西方，走上西方近代國家發展的一般路線，只是從傳統中國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觀點看，所謂西方近代國家的一般路線，實際上就是素來不被儒家倫理看好的霸道，就是弱肉強食，就是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所以，聰明的清朝長官人一方面要學習西方國家的一切好處，如科學技術，如重視商業貿易，如開發資源，如重視教育等，至於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體制，諸如開議院，立憲法等，中國人則根本不必學。

按照張之洞後來的解釋，洋務新政之所以堅守中體西用的原則，之所以不采納西方近代國家開議院、立憲法的制度，主要是因為西方近代國家的這些制度貌似新穎，其實未必。按照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國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陳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請代奏。至於承平之時，朝政清明，人們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建議可見實行，朝廷固所樂聞，當然更願意采納。這種有序政治強調建議在下，裁擇在上，以收群策群力之益，而無西方近代所謂民主國家動輒三權分立、相互牽製的弊病。在張之洞看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雖不一定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政治體制，但其最符合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的原則。基於這樣的分析與判斷，中國洋務新政的長官人當然不會認同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舉措。

政治舉措只是明治維新的一個方面，明治維新的重點實際上是學習西方，建立近代國家，特別是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以提升日本的綜合國力。這一點引起了中國人的極大興趣。

中國人最早注意到日本改革的是著名思想家馮桂芬。早在倒幕維新之前、日本被迫開國之後，鑒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東漸，日本有些大藩如薩摩、水戶等，也開始採用西方新式軍事裝備，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為後來的明治維新作了必要的準備。這一點很快就引起了馮桂芬的關注。

馮桂芬

馮桂芬是林則徐的門生，與洋務新政的長官人曾國藩、李鴻章等都有非同尋常的關係。他是道光二十年（1840）進士，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巨大刺激後，長時期生活在上海、江浙一帶的馮桂芬很自然傾向於向西方學習，主張“采西學”、“製洋器”。

基於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理念，馮桂芬對於日本的改革給予及時關注，他1861年就敏銳指出，面對西方的壓力，日本不僅同意開放國門，進行貿易，而且其回應遠遠超過西方的預料，日本乘勢派員回訪西方諸國，主動要求與西方國家進行合作，獲得西方國家的普遍認同。對於日本這種主動走向世界的舉措，馮桂芬感慨良深，以為“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奮為雄，獨我大國將納汙含垢以終古哉？”他希望中國人能夠像日本人那樣放下包袱，加入日益成型的國際合作之中，成為國際社會大家庭中的一員。

政治變革的效果不是那麽快就能夠顯現出來，而經濟的成長則相對說來比較容易，而且不論在何種政治體制下，經濟都有成長的可能。所以中國人在最初階段對明治維新不以為然也就不足為奇了。明治維新發生十年後的1879年春，王韜以香港《循環日報》總編輯兼總主筆的名義訪問日本長達一百多天，先後遊歷長崎、神戶、大阪、西京、橫濱、東京等地，廣泛接觸了日本各界人士，通過對日本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實地考察，並到文部省、大藏省、工部省等政府機構了解谘詢日本政策大概和具體措施，直觀感受到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的重大變化。王韜指出：

日本，海東之一小國耳，一旦勃然有志振興，頓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國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則，惟恐其入之不深。數年之間，竟能自造船舶，自製槍炮；練兵，訓士，開礦，鑄錢，並其冠裳文字屋宇之製，無不改而從之。民間如有不願從者，亦聽焉。彼以為此非獨厚於泰西也，師其所長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諸大國之間，而與之較長絜短而所餒也。

王韜心中的疑惑是，一個“不若我甚”的彈丸島國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裡迅速崛起，並令西方大國刮目相看，令中華帝國稍感擔憂，這裡面必定有其原因在。考察的結果，王韜認為是明治維新所帶來的結果。

王韜

就社會變化的層面看，王韜注意到日本的社會性質在明治維新前後已發生根本變化，日本過去仿照中國古典政治體制，封建諸侯，藩侯三百，棋布星羅，類皆各擅一方，以治其民，生殺由己，惟歲時向幕府政權貢獻賦稅而已。而幕府政權的首腦將軍本身亦是最大的封建主，霸佔著許許多多的名山大川和領地。然而到了明治政權建立後，諸侯皆納土地，歸政柄於王朝。乃改藩城為郡縣，轄以鎮台，城垣亦概從廢撤。面對如此急劇的社會變化，王韜感慨萬千，以為明治維新僅僅十年的時間，就使千百年的歷史根本易轍，使原有的社會等級制度分崩離析，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機會均等和能力競爭的原則一夜之間替代了原來的血緣世襲原則，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王韜指出：

華族者，列於藩侯，世代有爵位於朝，似春秋時世祿之家。日本分為三等，曰華族，曰士族，曰民族。以此別貴賤，區門第。維新以來廢封建，三百藩侯各歸土地於王朝；官人之法亦一變，草野懷才之士，皆得自奮於朝廷，向之世家多閑退矣。

舊有特權等級的廢除，徹底改變了社會結構，有利於社會下層的成長和社會上層來源多元化，有助於近代資本主義發展。

就社會經濟層面看，王韜認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也發生了很大改變，最主要的變化是日本擺脫了先前單一的農業模式，出現了許多新興行業，一切悉用西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些新興的行業中佔據主導地位，已完全不同於先前的手工作坊，產品品質有了很大提升，數量更是獲得極大提高，不僅滿足日本國內市場的需要，而且參與國際競爭，成為國際市場的重要參與者。這一切在王韜看來，都應歸功於明治政府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這個政策強調對民族工商業的保護、扶植。

政治經濟層面的變化必然引發社會風尚的改變，必然對舊有的道德倫理提出挑戰，特別是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對西方思想文化感興趣，日本舊有的文化傳統面臨著新的危機。這一現象引起了王韜的高度關切，日本人千百年來頂禮膜拜的儒家學說不斷式微，中土儒家典籍幾乎無人問津，人們的關切點莫不在於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文化在日本獲得越來越多的歡迎，各大城市都有傳播西學知識的博物館、圖書館。

對於日本在維新後的社會文化變化，王韜抱有一種比較複雜的矛盾心態，作為具有世界意識和西方背景的改革者，王韜看到了文化的裂變與轉軌，看了文化發展的新機會與新前景，所以他為西學在日本的傳播感到高興，為之歡呼與喝彩，以為中國人的榜樣和借鑒。然而作為孔子儒家學說影響下的中國知識人，王韜也對儒家學說在日本的衰落稍感惋惜，以為日本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全盤西化的真實效果當時還難以真正看清楚，它或許會導致社會秩序的嚴重失范，似乎不如中國的洋務新政“中體西用”來得穩妥。他指出：

余謂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驟，而摹之太似也。

在王韜看來，日本和中國作為東方民族有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在西方強勢壓力下，東方民族確實需要改變，中國也應該像日本那樣學習西方，這種學習甚至可以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諸多方面，包括實行類似於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體制，因為有了議會制度，畢竟可以解決東方專製國家長時期無法解決的上下不能相通的政治難題，議會可以在民隱上達、君惠下逮方面發揮自己的功能。然而王韜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是，日本脫亞入歐的基本目標是要在東方建造一個“西方國家”，東方民族自動放棄自己千百年的道德倫理信念，轉而信奉西方人的人生信條。王韜認為，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中的這個做法是不足取的，因為對中西諸法的選擇取捨中，不能先天性存在“中”或者“西”的區隔，而實在應該以“善”與“不善”作為標準：“法苟擇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則合之道矣。”這個道，就是永恆存在的人情、國情。所以，王韜不認為落後的東方應該盡棄其學而改學西方，更不能像日本人那樣全盤西化、脫亞入歐，要盡情吸納西方文明中一切合理有用的因素，重建自己的文化傳統，以合理實用為惟一的原則，“不必盡與西法同”。這大概就是王韜對明治維新的觀感和批評。

1877年起擔任大清國駐英法公使的郭嵩燾也注意到日本在過去十年多年間“取法泰西，月異而歲不同”，他利用機會與日本駐英公使上野景范及日本留學考察人員進行廣泛交流，探究日本在過去短短十幾年時間何以取得如此大的進步，他的結論是，明治維新為日本體制的重要創新，使日本社會很容易地吸納西方制度文化，比如日本以西方國家為範本創設了自己的立法和財政等制度，這便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立國之本”。

由此反觀中國近二十年的洋務新政，郭嵩燾認為中國隻知西洋船堅炮利，隻注意形而下而忽視了形而上，缺少制度創新和重建。中日兩國不同的變革模式肯定會帶來不同的後果，稍具世界眼光的郭嵩燾預感從長遠的觀點看，日本的變革可能較中國的變革更有利，甚者可能會對中國的發展構成某種程度的威脅。

擔心日本明治維新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威脅，是那時中國人的一個普遍心理，王韜、鄭觀應、陳熾等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示過這種擔心。只是他們從重商主義立場出發，以為明治維新為日本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對於日本企業開拓國際市場起到了推動作用。鄭觀應指出，日本在受到西方擠壓後，發奮為雄，厥後王公大臣遊歷西方各國而歸，窺見日本及西方國家利病之故，洞見通商利害，日本天皇乃下令國中，大為振作，講求商務，臣民交奮。學西洋之製造以抵禦外侮，仿中國之土貨以暢銷各國，“故二十年來，商盛課增，竟以富商者增國帑，而其捐資報效之多，固無論焉”。鄭觀應的擔心之所在還是明治維新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政治保證和動力，那麽日本經濟發展之後必然對中國發起“商戰”，因為日本畢竟只是一個島國，沒有多大的國內市場，而中國則是一個廣袤無垠的商業處女地。

基於對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的憂慮，王韜、鄭觀應、陳熾等人不斷借這個話題向清政府施壓，希望清政府能夠正視這個問題，致力於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講究商戰策略，以商戰對商戰，遏製日本向中國無限度地傾銷商品。陳熾指出：“夫日本，東瀛小國耳，通商卅載，乃舉西人之所能者而盡能之，舉華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堂堂中國有器無人，遂將蹈印度、波斯、土耳其之覆轍，異日之隱憂深患，正渺然未知所終也。”

早期改良主義者既羨慕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大幅度提升了民族資本的競爭力，更深懼中國他日難免重蹈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國覆轍。他們期待清政府正視日本迅速崛起的事實，能夠像明治政府那樣盡快制定保護民族資本的政策法律，鼓勵、保護民族資本的發展，維護民族資本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洋務運動是中國長官集團比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們認為在堅守中國政治體制不發生重大改變的同時，又學習、掌握了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西合璧，優勢互補，所以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無論如何瞧不上日本人的這種“小人氣質”：不敢堅守自己的立場、隨風而倒。此時的中國人更多地是以重商主義的眼光去看待，只是把明治維新看作與中國正在進行的洋務新政一樣，是一場以“富國強兵”為政治訴求的技術性改革，明治維新可供中國借鑒者主要還是在軍隊建設、軍工企業的創建、礦產資源的開採等方面，若“海陸軍之電掃風馳，槍炮製之日新月異，郵筒萬裡，借電線以飛馳，地寶五金，賴礦師以辨是，誠法所可用者也。”至於明治維新在政治層面的變革，此時的中國知識人似乎還很少有人看清其價值與意義，甚至以為明治維新的徹底西方化是得不償失：“一但舉法度典章一一棄若弁髦，豈得謂是邦之福哉？”

3

效果初現後的憂思

明治維新的效果是逐漸顯現出來的，在其當初，確實沒有多少人能夠看出明治維新會給日本帶來巨大變化，更不會有人聯想到這個事件與未來中國的命運休戚相關。

就時間先後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在中國的洋務新政之後，而日本仿照西方國家技術興建的近代軍事工業卻要早於中國好些年。換言之，正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確立向西方學習的戰略是在1860年英法聯軍攻破京師後的“庚申之變”之後，而日本確立向西方開放的戰略也不是始於1868年，而是幕府末期開港倒幕之時。1862年，幕府委託水戶藩經營的石川島造船廠已經建造成日本第一艘使用蒸汽動力的軍艦。這顯然較中國洋務新政中的軍事工業興起的還要早。

日本現代化起步早於中國，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上來就堅信文化的整體性，就像過去千年一門心思學中國一樣，他們現在鐵了心地學西方。1860年代初，曾隨幕府官員考察過歐美的福澤諭吉認同國際關係中的“叢林法則”，以為所謂的國際關係從來都是由武力決定，“禽獸相接，互欲吞噬”，歷史從來不會嘲笑勝利者，吞噬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噬者是落後國，日本也應該加入吞噬者的行列，與西方文明人一起尋求可供吞噬的良餌，因此福澤諭吉提出在亞洲東陲創建一個“新的西洋國”，這就是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主張的由來。

明治維新重建了國家權力系統，激活了日本民族前進的能量，所以其在後來若乾年的發展速度，甚至比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還要快許多。在一個並不太長的時間裡，日本基本上徹底擺脫半殖民地的危機，建立起一個比較獨立自主的資本主義近代化國家。

隨著明治維新的進程，日本的國力在成長。1884年，福澤諭吉發表《東洋的波蘭》一文，預言再過十五年即二十世紀初年，龐大的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所瓜分，到那時，日本應該理所當然地佔據台灣全部和福建的一半。至此，日本明治維新外交指向終於曝光，日本政治、經濟實力的發展給中國朝野很大震動，而其外交野心更使中國官紳憂心忡忡。

日本隻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島國，竟然在向西方學習不久崛起稱雄，甚至敢於蔑視先前一向信服的中華帝國，並立下雄心要在未來不太長的時間裡參與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活動。日本的這種狂妄當然不是毫無根據，所以那時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國人由日本的成功敏銳地看到西方體制的價值與魅力。他們認為，日本的猖狂就是它學習西人進行變法改製，因此邏輯結論是中國要想防止日本和西方列強的瓜分，就必須向日本那樣向西方學習。

中國不是自1860年代開始就向西方學習了嗎？是的，中國是向西方學習了，但是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學習西方。日本民族大概是沒有多少文化積澱，也就沒有多少民族文化傳統的包袱，所以當日本人決定向西方學習時，他們乾脆選擇“脫亞入歐”的路線，立志在亞洲建立一個“西方國家”。而中國或許是因為歷史文化傳統的包袱太沉重，或許是因為中國統治集團中的聰明人太多，中國始終不願意相信域外文明有中華文明所根本不及的地方。他們始終認為，中國的暫時落後只是技術層面的形而下，只要中國人願意，在形而下層面趕超西方並不是太難的事情。中國經過不到三十年的努力，不是重建了帝國的輝煌了嗎？大清帝國的北洋艦隊不是像西方強國的艦隊那樣耀武揚威了嗎？然而經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邊境危機的一系列考驗，中國的經濟與軍事似乎還是不行，其真實的力量可能還是不如小小島國日本。

日本為什麽能夠在短短的幾十年獲得如此大且穩固的成果，這是當時中國人的普遍困惑，也是當時稍具世界眼光的中國人竭力求解的難題。他們意識到，日本發展如此之快且穩固，肯定與其明治維新的變革成功有關，這不是中國人不夠聰明，而是中國人的聰明用的不是地方。正像左宗棠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依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因此中國人要想趕上時代的步伐，就必須像日本人那樣痛下決心，取法西人。於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晚期，在中國官紳內部在繼續向西洋學習的同時，也在醞釀著一股向東洋學習的思潮。

（本文為《清末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一文的上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