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隨芳芳
擱置了好幾年的“科幻元年”口號，今年又被人提了出來，春節檔兩部國產科幻電影同時上映，仿佛在印證這個口號。與《流浪地球》的硬核科幻中融入父子情感不同，《瘋狂的外星人》用科幻+喜劇的方式，探索另一條科幻本土化路線。
在這個“神仙打架”的春節檔，《瘋狂的外星人》一騎絕塵，上映首日即拿下4億票房。
影片上映前，編劇幫採訪了《瘋狂的外星人》編劇孫小杭。回憶起創作過程，他表示廢了半條命，六年時間裡，劇本一次次被推翻，差點中途退出，甚至影片開機後還要停機改劇本，以至於影片快上映的時候，孫小杭都不相信，“是不是到時候還得撤檔？”
科幻+喜劇
“逮中國人身上的癢癢肉”
當摘掉鋼鐵俠的面具露出中國人的面孔時，違和感會撲面而來。如何在中國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做出讓觀眾喜歡的科幻電影？帶著這樣的思考，孫小杭和寧浩從《鄉村教師》一步一步走向了《瘋狂的外星人》。
編劇幫：《瘋狂的外星人》與恢弘的科幻片不同，更接地氣，為什麽這樣選擇？
孫小杭：一開始我們的劇本還是和恢弘宇宙中的大事件聯繫起來的，比如《鄉村教師》裡面的碳基生命和矽基生命的戰爭。現在好多人叫我們“魔改”，改得跟《鄉村教師》沒關係了，其實我們也是一步一步過來的。《鄉村教師》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發就是科幻作品的內核應該是本土化的。
劉慈欣的作品很重要的一點，也是能跟老寧（寧浩）對上的，就是雙方都欣賞的文化差異的碰撞。《三體》為什麽會受到世界人的尊重還能獲獎？因為他的作品是獨特的，代表了一種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看就是中國人寫的，這是劉慈欣給我們最大的震撼。寧浩也有這個特徵，他特別喜歡逮中國人身上的“癢癢肉”，發展出他的樂趣。
外星人是美國造出來的一個概念，一個外星人掉到美國是講了一個美國故事，如果外星人掉到中國就是講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故事。當時我們就覺得這個電影實際上是在表述我們自己，就是中國人怎麽和科幻發生關係。
中國市場挺奇怪的，進來那麽多大片也隻拿走了不到一半的份額，中國觀眾非常寬容，明明我們的故事、技術、表演都是落後的，他們還是會不停地看國產片，尋找中國面孔。所以我覺得我們尋找的不是像美國電影，而是中國人獨特的本土表達。
編劇幫：為什麽選擇與喜劇結合？
孫小杭：我們的創作越來越走進寧浩的核心區位，相比太空那麽巨集大的問題，他更關心外星人在地球上怎麽生活，吃喝拉撒睡的問題。
如果不是重工業的科幻片，類型就是它的賣點，喜劇肯定是寧浩的第一屬性。老寧的喜劇從來就不是簡簡單單作梗，他有文化上的東西，最早《瘋狂的石頭》我唯一記住的是黃渤，他說“牌子！班尼路”，這句話就覺得特別逗，它是文化上自我認識的錯位。
編劇幫：那麽在《瘋狂的外星人》中，是如何進行科幻電影的本土化表達的？
孫小杭：我們寫劇本的時候是想外星人發生了什麽在中國有意思，我們先找到這些趣味，再把這些有趣的點變成一個關鍵的情節點。比如外星人來到中國，中國人把他當外星人嗎？我當時看了個新聞，抓了一個外星人先想著怎麽掙錢，擱在冰櫃裡辦展覽，十塊錢一張門票，說這新鮮東西你們有嗎？這其實是中國人的第一反應，不論出什麽事，都把這個事變成對自己有利的，能獲取收益的東西。
我們想的第一個點就是把外星人當猴，外星人掉下來把黃渤的猴砸了，他說你就是我的猴，然後讓他接飛鏢、鑽火圈、騎自行車。第二個點也是看了一個新聞，在杭州大馬路上出現一個巨蟒，在外國這可能是個事，在中國馬上就拿來泡酒了，所以我們第二個點就讓外星人泡酒了，把外星人賣了才多少錢，泡酒就是子子孫孫了，只要那個酒缸子在，都是錢。當然我們也不是在堆積一些毫不相關的東西，而是有一定的內在聯繫。
編劇幫：在劇本創作的過程中，都遇到過哪些難點？
孫小杭：我們整個電影的質感都特別“實”，得讓觀眾覺得外星人到朝陽門了，到具體的地方了，這裡面沒有任何的超能力設定，《霹靂貝貝》人家還能發電。所以我們的挑戰就是要劇本要讓人家覺得這是現實主義。
我們寫過一個戲中戲的橋段，寧浩在拍《瘋狂的外星人》，找了一個侏儒來扮演，後來來了一個真外星人，然後就讓這個真外星人來演，侏儒失業後就特別恨這個外星人，要把外星人乾掉。但是寧浩問了我一句：“片中的寧浩認為這個外星人是個啥？”我說：“就是個動物。”他說：“什麽動物？”我說：“你要這麽較真就沒法寫了。”他說：“不，就得這麽較真。”為了滿足在一個這麽低的現實主義的語境裡去講一個嗨的科幻故事，所有人都很難。
和寧浩學接地氣
“我以前是一個挺仙兒的人”
“觀眾看不懂就對了，看懂了我得多失敗？”曾經做前衛戲劇的孫小杭，一心追求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如今作為電影編劇的孫小杭，《瘋狂的外星人》受到多年齡層觀眾的喜愛，被稱為這個春節檔最適合帶著家人去看的喜劇電影。
進入電影行業後，孫小杭經人介紹與寧浩結識，剛剛受挫的寧浩邀請孫小杭去海南散心，當他們坐上麵包車上路後，寧浩突然說：“咱們可以聊聊劇本。”麵包車一路開到海南，由此開始了《瘋狂的外星人》的劇本創作。後來，路上的故事成了另一部電影《心花路放》。
與寧浩合作多年，孫小杭看到了寧浩的勤奮和踏實，也漸漸的落了地。他也說和寧浩合作太累，反覆的改劇本讓他感到崩潰，“寧浩為什麽一個電影要那麽多編劇？因為一個編劇全程跟下來得死。”
編劇幫：您在創作電影之前有多部話劇作品，後來為什麽轉到電影？
孫小杭：我大學四年基本上就在玩戲，人大排完去北大排，成了一個戲劇圈的叛逆小青年。大四畢業我也不找工作，我就覺得咱們是藝術家，怎麽能找工作呢？大學畢業十年我還是以一個學生的心態生活，成天喝酒、排戲。直到2009年我在劇場裡尋找失意了，就不排故事了，故事有啥勁？你研究一個東西，你越乾那個你就越會鑽牛角尖，你就會憤怒，你就會覺得大眾全是傻逼，這個世界除了和我一起排戲的人還有不傻逼的嗎？
我有一哥兒們是清華畢業的，本碩連讀建築系，金光大道，出來以後基本就是社會精英。但是他當時畢業以後就跟我們一樣選擇排戲。但是後來我在外邊看他，覺得他的狀態特別不對，我想可能我跟他一樣，我都三十來歲了，我在那兒憤世嫉俗，是不是有問題的？
我就想出去幹乾電影，當時自己對那個東西有信心，就是想掙點錢感受一下再回來排戲，一下就沒回去了，前年突然有一天晚上想起來，可能我這輩子都不排話劇了，還挺傷感的。
編劇幫：和《瘋狂的外星人》劇本創作過程？和寧浩合作，創作過程是什麽樣？
孫小杭：《瘋狂的外星人》當時我寫了一稿，老寧說不錯，傑作，這個賊好。當時趕上我老婆生孩子，確實挺疲憊，聽到他這麽說也挺高興的。過兩天他又說劇本有問題，八字還沒一撇，當時我就塌了，來不了了。後來我們吵起來，他說跟你寫劇本太憋屈了，我說我還憋屈你，然後就不幹了。但是《瘋狂的外星人》是親兒子，沒辦法還得來。
後來都開機了又說劇本不對了，停機，我又殺到青島又幹了一個多月。那麽大個劇組，停機一天幾十萬，壓力那麽大，又得冷靜，千萬別把劇本改得不如不改。那個時候整個人都崩潰了，十幾天不洗頭，後來連黃渤、沈騰這些演員都來一塊弄。有人做噩夢說高考了，我做噩夢是停機了，劇本不行，還得接著寫。
編劇幫：你跟寧浩合作這麽多年，你覺得最大的收獲是什麽？
孫小杭：就是勤奮和踏實，因為我以前是一個挺仙兒的人，寧浩是一個特別特別沾在地上的人。某些技術上的東西本來我是瞧不起的，我覺得人寫作不是這樣的，但是現在我知道了，一些簡單的東西你也應該去涉及，我老想寫一些老複雜、老有意思的，但是實際上一個電影的容量是有限的，你想要的東西太多，完全憑想法、憑創意去幹事行不通的。老寧雖然自己名利雙收了，但是他還是挺樸實的人，天天吃驢肉火燒，他也不膨脹。
新人靠故事出頭
“導演會寫劇本才會拍”
在“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的扶持下，每年都有一位新導演帶來驚喜作品，前有路陽與《繡春刀Ⅱ修羅戰場》，後有文牧野與《我不是藥神》。孫小杭透露，壞猴子影業每年都有三到四個新導演的電影計劃在推進，他從劇本著手，參與到青年導演的扶持計劃中。
編劇幫：壞猴子有扶持青年導演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路陽、文牧野等導演已經在行業內立足。在這些創投計劃中，新人需要做哪些準備，才能從中脫穎而出？
孫小杭：我覺得就是把劇本寫好，大家都是被故事撬動的，現在很難被一個概念撬動。導演說要拍一個什麽東西，能拿出來的就是故事。我認同寧浩說的，導演會寫劇本的才會拍。
編劇幫：選劇本的時候從哪些方面來考量？
孫小杭：劇本有一部分是技術，比如結構、節奏，這部分相對好說，因為是可以學的。還有一部分是創作者核心的部分，比如對人物的理解，或者他的主題想寫什麽，是不是寫得生動？這部分很難量化。
如果看到一個非常真摯的感情，或者特別鮮活的人物，或者提出一個非常尖銳的主題，即使技術不好還是會留住它。反而一個技術上做得比較均衡，但作為創作者人性的部分缺失得厲害，就會變成一個行活，老寧還是排斥那種特別平庸的東西。
劇本寫作的技術上有問題也確實是一個問題，我覺得現在一個故事技術層面上能夠達到六七十分，其實觀眾就不會對你有太大惡感了，基本上就不會說爛片了。因為中國的觀眾還是觀影經驗少的觀眾，還在吃套路的階段，套路對中國觀眾很有效。
責編 |阿 豎
主編 |劉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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