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他將“小紅人”放在廈門海邊，隨著漁船波蕩，也為眾人知。17年後，他重歸故鄉，生死之後，將完整的自己攤開，一如多年前的那個“野孩子”，完成歸鄉記事。
在陳文令家中老宅的對面有一座山，名叫孤萬山。少年時，他拚盡全力，也只有一次登上山頂。而再度回望故鄉時，他依舊帶著對於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心。
歸回，一直是陳文令心中的執念。以何種方式回到廈門，回到海邊，是他給自己設下的命題。
近三百餘件作品，15個長17米的貨櫃車，從北京、安溪、上海、山西四地運往廈門。陳文令用半生的創作積累，完成一次對故土的表白。
選擇廈門澳頭，陳文令聽到了很多反對的意見，但他依舊堅持。他堅定地認為，比起白盒子的美術館太空，更希望將自己的作品鋪陳在碼頭，與海與自然，更為真實平凡的觀眾再度相連。
“這個碼頭，它會給我帶來挑戰、辛苦，也會給我帶來榮譽，它不是空前絕後，但也是歷史上少見的。我很自信，必須要達到內心要求的這種高地，才會回來。”
如果說，“佔領”是陳文令重歸廈門的一種姿態。那麽《共同體》無疑是一座裡程碑。
“死”在拉丁文中的含義是從少數人走向大多數。陳文令經過兩次個體生命的劫難，豁然開朗。“對生與死，我比一般人有著更加深切的體悟和豁達。”
這件陳文令在病愈後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共同體》成為一座海之門，面朝金門，面朝大海，成為無界之界。
陳文令把高9米、長18米的巨型雕塑《共同體》佇立在廈門澳頭科考碼頭。這件以模擬中國古趙州橋方式而集成了中西方諸多經典符號的作品，陳文令個人標誌性的小紅人與自由女神、算盤、熊貓、大衛像等十幾件象徵古今中外文明的雕塑形象相連，構成如彩虹的拱形支撐，映射了文明、經濟、歷史。
在陳文令看來，世界是一個整體，都是合作關係，關係之中會和諧也會磕碰，有秩序和約束才能組成一個不會倒塌的人類“橋梁”。他以借景方式，建構了一座跨越海面、跨越海峽景觀之橋。受到閩南地域文化及宗教融合影響的陳文令將自己的生命體悟與世界觀融合，用跨越地理、民族、宗教、文化邊界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搭建一座人類普渡之橋，彰顯全球一體條件化下人類的共同命運、共同價值。
“我曾在北京找過很多希望可以展出《共同體》這件作品的場地，但是都不太合適。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關於神道的展覽，而藝術在我看來也是非常神聖的，《共同體》作為‘世界凱旋門’，沿‘神道’長堤至盡頭形成獨立太空，與科考碼頭的自然風光相應和。”
陳文令認為，藝術家就是要做和別人不同的東西，而不同之中又需要有廣泛的人性的審美共鳴。
“2001年底，小紅人雕塑第一次歪打正著地在廈門海邊展出，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個展事會令我在中國藝木界開始破土而出。此後，雖然我的心馳騁萬裡，但我也清楚知道自己的藝術征程才剛剛邁出一小步，還有很多更大的藝術夢想在遠方招喚著我，由不得半點的驕傲和自滿。而廈門，也因此作為我藝術的發源地，使我對其滿懷深情和感恩。或許，也唯有讓藝術重新回歸此地，才是盡己之力為這片土地帶來的一點點美好和溫暖。”
故土往往與記憶、時光相連。
陳文令在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時，對少時的記憶如數家珍。小時候的他做過很多手工活，會編燈籠，編過捕魚的魚簍，還用牙刷柄刻印章，做過玩具，刻過布袋戲的木偶頭，用泥巴捏佛像關公像，還學大人遊神。
在那些不甚富足的歲月裡，這些事給了陳文令很大的快樂和成就感。藝術甚至治愈了他年少時的口吃。
而在陳文令看來，一切遠行都是為了更好的回歸。
“遠行，是對遠方逐漸融入的過程。回歸，不僅有肉身的回歸，還有情感的回歸、人文精神的回歸、以及生活方式的回歸。而回歸的路程，又是一種重新適應的過程。其實，回歸的艱難並不亞於遠行的艱辛。往往遠行有多艱辛回歸就有多不易，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的：‘人生不發行往返票，一旦出發，就再也回不來了。’遠行與回歸的路都是山路十八彎，沿路也布滿著荊棘與坎坷……即便如此，他仍執意“回家”——沒有回歸的遠行沒有意義，沒有回歸的人生也不完整。這也是閩南人特有的一種情感依托，雖然我這一生，仍在行色匆匆的旅途中，還遠遠沒有抵達心中想要到達的遠方，更沒有回歸到初心和原點，或許依舊與母親生我養我的那片故土有著看似很長的距離……”
余丁用這樣一句話形容陳文令，“他是一個披著世俗外衣的精英主義者，也是混跡於市井江湖的文人知識分子。”
陳文令引用了海明威《喪鍾為誰而鳴》的一句話，“所有人是一個整體，別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問喪鍾是為誰而鳴，它是為你而鳴。社會是一艘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當船上有一個人遭遇不幸的時候，這個人就可能是全船人的威脅。所以，永遠不要對別人的不幸和苦難無動於衷，一個人的不幸就是全體人的不幸。”
或許，從某種程度上，陳文令也是一位寫作者，將生命的軌跡與藝術相纏，屬於他的自傳小說，從未停筆。
文中圖片為：陳文令“有限與無限：陳文令當代藝術展”現場
圖片提供：徐磊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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