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是1964年當兵到新疆烏魯木齊的。我母親是一九五幾年，很小的時候，跟著我姥爺來到了新疆。
2019年2月16日晚，王景春獲得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的瞬間。
1969年，父親已經在自治區人民政府當秘書了，那年，在塔城有寶島戰役。都說老一輩人，特別是軍人，對祖國和對自己所服務的部門，有一種特別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那一年，父親堅決要去邊防一線，寫了封申請就去了，去的是最苦的紅山嘴邊防站。這個邊防站在全軍隊也是有名的，每年大雪封山的時間都在8個月以上，上下山都特別苦。他們要先開車開到喇嘛昭，然後騎馬，騎到席丹河大壩，從那兒踩滑雪板上去。
就在這樣一個艱苦的地方，我父親待了整整17年。
我生長在阿勒泰。這裡的哈薩克族人很多，蒙古族也不少，維吾爾族相對少一點，還有回族的伯伯們。院子裡少數民族多得很，我父親拜把子的兄弟就是個維吾爾族，後來他兄弟的兒子和我也成了結拜兄弟。
我父親的這些朋友一到過年都互相拜年，春節他們來我家，那時候在家一起吃飯、喝酒、玩兒，大家都習以為常了。
父親在阿勒泰有很多朋友，各個民族都有，我家隨時會有司令員來下象棋，或者穿著皮衣皮褲騎著馬的山上的牧民到我家住，有時候一住就是半個月或一個月。很多人以為我家是少數民族家庭，因為家門口經常綁著馬，其實那都是來做客的牧民的馬。
我父母都說得一口非常流利的哈薩克語，甚至他們有時候就用哈薩克語說悄悄話。我父親也正是因為這一口流利的哈薩克語，和當地的牧民保持了非常好的關係，並通過語言這個橋梁融入了這個大家庭。
我父親帶我上過兩次冰封山，這一路上只要牧民看到我父親，就攔下他，請他到家裡吃飯，而且一定會宰一隻羊。
1986年，我父親調回了烏魯木齊，在離開山區之際最後一次上山的時候，所有牧民都知道了，晚上騎著馬在路邊等著，一定要我父親去帳篷裡面坐一下，必須要宰一隻羊。這在牧民看來就是禮物，也叫“禮行”。
如果要簡單描述新疆，我會用“禮行”一詞。小時候我對“禮行”沒有太深的理解，只知道“禮行”背後的含義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後來我用最簡單的詞來闡釋“禮行”，就是“規矩”，做人做事的規矩。禮，就是禮貌、講理；行，就是行動；
禮行，就是要求你要有禮貌的行動。對朋友、老人、孩子，都有一套規矩。比如，前面街上有個老人行動不便，馬上就會有人去扶。小孩打架，旁邊過來一個老人，喊一聲，馬上孩子就不打了，隨後就走了散了……
我生長的阿勒泰，雖然說地方小，但一樣會講“禮行”，只要誰有個什麽事兒，哪怕是街上的陌生人，大家都很熱情地去幫忙、關照，人情味兒特別濃，氛圍特別溫暖。
2013年，王景春憑借《警察日記》獲得第2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
這是新疆給我的最大的影響，尤其是小時候的經歷，形成的影響特別大。
小的時候就想著在新疆上個班，有個工作，簡簡單單、正常地生活。但從小我就比較喜歡藝術，那時候喜歡跳舞、排節目，十幾歲的時候就想過從事表演行業。可那時候覺得這個夢想還比較遙遠，而且家裡人也不允許做這個事情。
父親就希望我上大學，踏踏實實的。當時的我很叛逆，不願意按照他給我規劃的這條路去走，就想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想去學電影。
我有過考專業院校的想法，同學朋友一聽到我這個想法，就說：“你想一想，全中國得有多少精英去考，咱們這新疆的就別想這個事兒了，招生簡章自己看一眼就行。”
直到有一天，我認識了一個人，他叫朗辰。他說：“景春你應該去上海戲劇學院、電影學院，你有這個素質，完全可以考慮藝術學校。”我說：“我不太懂，你教教我？”朗辰說：“行，我可以教你，但我要先去內地拍個紀錄片，等我回來。”
我當時在新疆百貨大廈上班，在鞋帽部站櫃台，賣小孩兒的鞋。自從認識了朗辰，我每天就站在櫃台盼望著他什麽時候才能回來。
終於有一天，介紹我和朗辰認識的那個朋友跟我說朗辰回來了。我那天立刻請了假，飯都沒來得及吃，就跑去找他了，見到他特別高興，那是1993年。
當時跟朗辰一起學表演的還有我的兩個朋友，我們三個人都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那年是1995年。
第一次離開新疆是一九八幾年，很小的時候，父親到北京開會，順道就去了我母親的祖籍河北，但當時也沒有什麽特別的記憶。
在自己有記憶並且完全離開新疆的時候，就是1995年去上海上學。剛到上海大概有兩年多時間非常不適應，尤其不適應上海的飲食和氣候。只有每周末去浙江路的新疆餐廳才能吃一頓飽飯，要麽吃一塊清燉羊肉一個拌面，要麽吃一個抓飯一個拌面，吃得肚子圓圓的才回去。
上海的氣候和新疆特別不一樣。新疆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地方，每個季節都有它獨特的魅力。相比之下，上海四季就只有一個冬季和夏季。冬天濕冷，不像新疆有暖氣，一進房子就暖暖和和的。
第一年在上海的時候，我要蓋四個被子，毛巾被、軍大衣全部蓋上去才能睡覺。
上了戲劇學院之後，我的眼界突然就開了，知道藝術到底是怎麽回事，戲劇表演是什麽樣子。
我開始嚮往去更好的地方，比如出國或者繼續深造。我學習成績比較好，每年都拿獎學金，各方面表現都不錯，還是院級優秀畢業生，因此得到了留在上海的機會，也在機緣巧合下上海電影製片廠就把我要走了。
電影《地久天長》劇照。
這在當時是很難的一件事情，過程說出來很簡單，但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汗水。很多人會靠關係，我只是靠自己，更沒有人因為我是新疆的而照顧我。
上學的時候拍了幾部戲，但都不是主演。第一次在電影裡扮演男一號，是在畢業之後。1999年，導演高峰拍攝電影《旅途》，講的是一個解放軍在新疆的長途客車上和各民族乘客一起勇鬥搶劫的歹徒的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
電影是在新疆拍的，和我之前拍片子感覺完全不一樣，畢竟連空氣都是最熟悉的。有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不像內地所有電影組開機第一天都要拜神、插香，在新疆，我們就宰了個羊，這個過程就感覺特別“新疆”，而讓我覺得特別熟悉。
這部電影也把新疆最漂亮的風情全給拍出來了，獲得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我剛去上海上學的時候，覺得自己是一個來做客的客人，所有的地方都不習慣。直到電影《旅途》拍完，工作分到了上海，戶口到了上海，我還是有那種客人的感覺。有些東西就是改不了。那會兒買了車，沒事兒就跑到浙江路去吃新疆飯。
早年的王景春（左一），左二為陸毅，左三為孫淳。
普陀那裡開了一個新疆餐館，就小小的兩間，不大的房子，後來慢慢發展到非常大的規模。老闆是位大哥，每次我都叫他阿吉Aka（維吾爾語“哥哥”），我們也成了好朋友。他還娶了個上海老婆，老婆一口上海話，也會說維吾爾語。他們的餐廳開了十幾年，如今已擴展到了七家。
我經常給朋友講新疆的瓜果有多甜，風景有多美，但現在我覺得，因為信息全球化，資訊傳遞非常迅速發達，每個人都能通過不同的傳播手段看到新疆的各種面，但最多就只是了解了漂亮的風光、山水以及好吃的水果，對新疆人們的生活，不太了解，還存在著非常多的誤解。
比如，直到現在我說我是新疆人，都會有人覺得“新疆人怎麽會有長你這樣的，你眼睛那麽小”。我會告訴他新疆有13個民族，有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等，告訴他每個民族的情況，最後再問他：“您還覺得我不是新疆人嗎？”
我們不應該僅僅說：“我們是新疆人，我們去給新疆代言”，我們應該站得角度再高一點，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大家都是一樣的，誰也沒有特權，誰也不應該去歧視，大家都應該是相互平等的，而且是融合的，這個才是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民族之間有差異，就連住在一個房子裡的兩口子都會有一些不同。
我媳婦是成都人，我們的不一樣主要就是生活習慣。我愛喝奶茶，媳婦不喝，但也從不會說我不能喝奶茶。我從小就吃羊肉長大，愛吃手抓飯，我媳婦家現在很喜歡吃手抓飯，就連我丈母娘以前說吃不了羊肉，但我從新疆帶過來的羊肉，做出來她就愛吃，所以吃抓飯也沒問題。
這些都是出自一個尊重，需要主動去接受，就能融合。我們也不能太過於強調尊重，變得很多疑，很形式，自尊心變得特別強，傷害也就更多了。
其實我們每一個新疆人都應該做點事情，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個標簽，你可以把它抹掉，但我覺得這個標簽基本上是人生當中抹不掉的。你出生的那個地方，你在那兒長大。
你可能移居到別的城市，或者成為一個外國人，你可以說一口流利的當地方言，甚至說一口英文，但你成長的記憶是抹不掉的，根上的東西也是抹不掉的。
那麽既然抹不掉，我們為什麽不去為這個標簽做一些好的事情呢？
個體不單單是一個個體，如若能把一個個個體的故事組織在一起，能展現出來的真實也就會更有力量。
從上海，後來到北京，直到現在這麽多年，我還是有喝奶茶的這個習慣，自己都覺得奇怪，每天早上起來我會自己燒一壺奶茶。
每次喝著熱熱的奶茶，我心裡都會湧出一種感覺，特別希望時光倒轉，回到十幾年前、二十年前，所有一切都回到我小時候看見的那一片景象中去，所有人都在一起，大家都其樂融融。
《我從新疆來2》，作者：庫爾班江·賽買提 版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6年11月
作者：王景春
編輯：沈河西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