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風車能否有社交屬性：法律和商業邊界之辨

　　來源：經濟觀察報

　　繆因知

　　順風車是更不“正規”的個人化服務

　　本月，一位女性空乘服務人員深夜乘坐滴滴順風車時被司機殺害的慘案震驚國人。很多人因此對滴滴予以譴責，滴滴亦公開道歉並予以整頓。而在此過程中，順風車允許司機自由評價乘客，包括“長相甜美”“穿絲襪”等，又引爆了第二輪輿論熱點。

　　在本案發生前，很多人包括本人對順風車的認識其實是頗為模糊的，可能覺得這就是一種由順路者駕駛的計程車或網約計程車。然而，通過這些天的討論，大家的認識可能已經有所深化。順風車和網約車還是存在相當的差異的。

　　網約車基本上是“互聯網+”的計程車，司機通常是職業或半職業的，與平台之間的關聯性更緊密；而順風車是對車輛資源的進一步深挖，其設計意圖是尋找非職業的司機、“順路者”，屬於為民間的互助服務提供中介居間服務，所以對司機的門檻要求更低，司機與平台之間的聯繫更松弛。

　　在法律上看，2016年11月《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要求網約車平台承擔承運人責任，即對司機個人的責任承擔類似於雇主的責任，車輛出事平台賠錢；但該辦法對順風車（拚車）做了例外規定，指出由各地政府自行探索。保險公司對參與順風車運營的計程車，亦一般不承擔交通事故的理賠責任。

　　所以，順風車是一種比網約車風險更大的交通方式。可以說，順風車更不正規、風險更大。但這又是和它的其他屬性相匹配的，一是價格更便宜，二是準入門檻更低，能帶來更多的車輛供給。

　　因此，對順風車實施法律規製時，需要正視其這一基本屬性。加強管制其實不難，難的是適度管制。對順風車實施和網約車、計程車一樣的監管強度如準入門檻，並不太難，但這可能會導致順風車市場的嚴重萎縮。這是否符合乘客的總體福利，值得思考。

　　順風車能否具有社交屬性

　　順風車的民間化、個人化屬性，同樣應當成為我們如何具體改進順風車監管時的思考背景。這一樁對年輕漂亮的女子的凶案，讓人們高度質疑司機是否有權提前知道乘客是年輕漂亮的女子。有人還將餐飲外賣員能否評價顧客，來予以對比。

　　然而，這個對比並不十分貼切。用商業術語講，順風車更接近於C2C的關係，而不是B2C的關係。如前所述，順風車是一種新型的民間“共享經濟”模式，也被一些研究者認為網約車真正超越了傳統計程車的模式、而真正值得發展的方向。司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接單具有零散性。這種業務不是商家和消費者的關係，而更接近於普通人之間的互相幫助。服務的提供具有高度的自願性，車主不像計程車司機那樣有強製來單必接、不得挑活拒載的義務。那為了保證他們有接單的積極性，增加供給，而讓他們能更多地了解乘客，讓服務的提供和接受方之間能有雙向評價，本是制度中的應有之義。

　　有人主張平台應該只允許司機從固定選項中來評價乘客，如是否守時等。此說有一定道理，但歸根到底是具體業務模式的選擇。固定選項的評價機制可以凝聚焦點，而自由開放的評價機制的長處在於更好地兼容生活的多樣性。畢竟，較之有注冊門檻的司機，乘客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在整體上更大。一些少見的、未必能被事先的固定選項涵蓋的負面特點，如乘客腳臭、酒味大、話癆等，同樣可能困擾司機，而有被指出的必要。網購收貨者的個人特點與快遞員的工作無關，但順風車的搭乘者的習性還是會對司機有影響的，不可簡單相提並論。

　　無疑，“穿絲襪易走光”這樣的描述是不應該赫然出現在乘客界面上的。但這反映的本質問題只是司機個人的素質，而不是評價機制必然導向誨淫誨盜。從網民評論和我對周邊人的調研看，不能說順風車司機普遍存在著“重色”的問題，有不少人在順風車的經歷中發展出了正常的友誼。退一步言，即便順風車司機的主流是不那麽“職業”和知禮的男性司機，興趣集中在搭載年輕貌美的女性，那這其實也與社會上一般人的素質、偏好差距並不大。對不知情的乘客而言，他（她）們需要了解的是在這個特定領域內異於計程車業的亞文化存在的可能性，法律的強製性介入既無迫切性，也未必能收取效果。

　　畢竟，凶殺案當屬個別偶然的不幸事件，即便在傳統計程車業也並未絕跡（如北京2012年即發生過奸殺案），而相對輕微的騷擾或傷害事件並非無法可依。故司機與乘客的此項關係如何調整，更多的應當是一個商業模式的問題。

　　我並不是有意為滴滴辯護。恰恰相反，我認為在一個封閉太空裡與陌生人同處，是一件需要審慎的事情，即便被殺害的概率極低，希望免於其他困擾的年輕女性仍然應當對這種交通方式的利弊再做權衡。

　　法律和商業邊界之辨

　　順風車的運營模式，本來是一個便利性和安全性之間的權衡。是選擇更靠譜的司機，以更少的車輛提供為代價？還是不那麽嚴格限制司機，以便能有更多的車輛供選擇。需要注意，即便是看重安全，答案也並非必然就是前者。

　　遇害空姐的案件發生時點特殊，她將近零點搭車。包括北京在內絕大多數城市的這個時段都很難計程車，也是犯罪活動更多的時段。事實上，到了晚上，很多地方就是黑車活躍區。相比之下，網約車的出現，增加了車輛供給，同時也依賴平台的資訊化程度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性。大數據安全雖然不絕對，但的確網約車在制度設計上降低了司機行凶的風險。網約車司機的身份注冊資訊、聯繫方式、車輛牌照、行車路線都有跡可循。相比隨叫隨停的揚招計程車，網約車司機更難遁形。若是受害者在路邊隨機上車，大概鎖定嫌犯的過程會更長。

　　在現實的網約車市場競爭中，滴滴成了獨大者，這是它的商業成功，也給它帶來了提供社會服務的枷鎖。因為不同偏好的人都會希望這個唯一的平台滿足其偏好，而他們的希望必然衝突。

　　因此，當其他商家再次進入網約車市場，可以說對包括滴滴在內的社會各方均有好處。這使得包括順風車在內的網約車具體模式的多樣性太空有了更多可能，也能帶來更佳的市場均衡。例如，甲平台允許司機自由評價乘客，乙平台則不允許，如果前者並不能帶來更高的計程車成功率，那乘客自然會更多地導向乙平台，迫使甲平台也改變評價機制。在這樣的基於市場競爭和司機乘客雙邊動態調整的機制下，約車服務的安全性與便利性的協調將更為自然地實現。

　　（作者是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關海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