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王堆漢墓《地形圖》《駐軍圖》再探討：是舜陵祭祀的專圖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地形圖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駐軍圖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於1973年12月進行發掘，出土帛繪地圖3幅，整理簡報及最早4篇研究論文在《文物》1975年第2期、第6期和1976年第1期發表，又匯編為《古地圖論文集》，連同4副拚複圖、複原圖題為《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1977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帛書整理小組將其中2幅地圖暫定名為《地形圖》和《駐軍圖》，有學者將《地形圖》進一步細化定名為《西漢初期長沙國深平防區圖》（譚其驤）或《長沙國南部輿地圖》（單先進），或稱《駐軍圖》為《守備圖》（詹立波）。其命名得到學術界的充分肯定，被廣泛收錄在各種地圖學、測繪學、檔案學等的學術史著作及專科詞典中。直到近年始有學者提出異議，如邢義田先生認為《地形圖》應正名為《箭道封域圖》。而筆者以年淺後學，所見甚遲，今試作推測，《地形圖》應當是指示舜陵（又稱虞陵）祭祀的行程路線圖，《駐軍圖》應當是舜陵祭祀的警蹕圖，二圖可能都與九嶷山舜陵的祭祀有關。（為閱讀方便，《地形圖》、《駐軍圖》仍用原稱。）不盡情實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以往研究的傾向與問題

譚其驤先生作為歷史地理學名家與古地圖整理部門之一複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的主任，早先發表的2篇文章《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和《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系統深入，但問題亦多，對其後的研究產生了誤導。

（1）譚先生詮釋出了《地形圖》的一條圖例：“按照本幅圖的圖例，凡南越境內的郡縣一概不予注記。”[1]並且力證桂陽及陽山關應在長沙國境內。給人的印象《地形圖》是為長沙國繪製的。譚先生同時注意到古地圖“主區詳密而鄰區疏略，近處精確而遠處粗訛”[2]，但是除桂陽暫不論以外，“封中”一個地名明顯位於南越境內“遠處粗訛”之處[3]，那麽其所說“圖例”其實難以成立，而“詳密”“精確”的中心地帶也自應非地圖中央的九嶷山莫屬。

（2）關於漢初長沙國與南越國的疆界，譚先生提出桂陽及陽山關應在長沙國境內，由此重新勾畫出長沙國與南越國的邊界，“既不是以五嶺為界，也不同於《漢書·地理志》裡的桂陽、零陵二郡南界”[4]，而實際上史書記載特別強調趙佗控制著橫浦關、陽山關、湟谿關等關隘，譚先生的辯駁可能證據不足。在方法和材料上，譚先生一方面否定了《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所領13縣的記載，認為《漢志》所反映的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的政區分劃，“見於《漢志》只能說明西漢末年平帝元始二年時有這幾個縣，不能說明這以前有沒有”[5]，另一方面又使用《漢志》來印證古地圖中的營浦、舂陵等8縣[6]。譚先生啟發後來學者關注於兩地疆界的研究，而這一研究亦至少間接誤導了學者對於古地圖文化內涵的注意力。

（3）譚先生力證長沙國與南越國的邊界不在五嶺一線，而在五嶺以南。“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路線，是貫徹到了各個方面的，也貫徹到了行政區域的界劃上面。……若完全按大山大川來劃分郡界，一但天下有事，這些山川所形成的險阻，豈不正好為地方割據勢力所利用？……由於趙佗未能改變這條邊界線，這就為後來漢武帝用兵平定南越割據勢力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設想當時桂陽、豫章的南界要是以五嶺為界，南越得以在五嶺上設置憑借山險的防線，漢兵就決不能如此輕易取得成功。”[7]分析雖然透徹，其實卻與古地圖所示駐軍於嶺北河川盆地的情形正相矛盾。

（4）整理小組指出：“按照通常以主區命名地圖的原則，有的同志認為可以把這幅圖叫做：《西漢初期長沙國南部地圖》。也有的同志認為此圖主區範圍很小，只是長沙國南部的一部分，不宜隻用‘南部’二字，應加上‘深平防區’較為妥當。”[8]後者是指譚其驤先生。譚先生說，“我們建議把這幅圖定名為‘西漢初期長沙國深平防區圖’”[9]，其思路是將圖的範圍逐漸縮小，最後聚焦在“深平”。“防區”的思路可能是受到了《駐軍圖》的影響而產生的，然而由《駐軍圖》所示深平並沒有駐軍。譚先生又說，“我們認為深平應是駐防區域的大本營所在”，依據謹為“深平”二字“寫得特別端正”及比《地形圖》多加了一個“城”字。[10]這一分析其實也與《駐軍圖》所示“中心城堡”的布局相矛盾。譚先生將注意力聚焦在深平而不是聚焦在九嶷山，可能是一個遺憾。

（二）高祖、呂後及文帝時期長沙國與南越國之間沒有嚴重的戰爭對峙

古地圖研究最初成果的發表正值“文革”後期，“評法批儒”與“批林批孔”運動忽起。研究有一特別強調的主題，就是“統一與分裂”的鬥爭。整理小組說到：“西漢初期，為了鞏固新建立的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消滅分裂割據勢力，不斷地進行激烈的鬥爭，是這幅地形圖產生的重要社會條件。……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這幅地形圖，是在西漢初期反分裂的鬥爭中誕生的……它還是西漢初期反分裂鬥爭中遺留下來的一件實物。”[11]這一認識確定了研究的基調。

當時及後來學者的研究，多認定古地圖與南北的戰爭有關，具體觀點如何介鈞先生所綜述：

關於《駐軍圖》的繪製年代，一說以上引朱桂昌的文章為代表。他認為《駐軍圖》反映的這一軍事行動可能和高帝十一年陸賈第一次出使南粵有關。另一說以《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駐軍圖〉整理簡報》（載《古地圖論文集》）為代表，認為該圖製作於文帝初年，以後曹學群《論馬王堆古地圖的繪製年代》（載《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更明確認為為呂後七年，（即西漢王朝與南越發生戰爭的那一年），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即三號墓墓主入葬的那一年）。[12]

但漢高帝十一年（前196）陸賈第一次出使南越，史書文獻明確記載雙方沒有戰爭。《史記·南越列傳》及《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雲：“秦已破滅，（趙）佗即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

呂後七年（前181）時，南北雙方有戰爭，但沒有交戰。《史記·南越列傳》及《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雲：“高後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後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並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後遣將軍隆慮侯灶往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歲余，高後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裡。乃乘黃屋左纛，稱製，與中國侔。”

長沙國與南越國接壤，雙方產生敵意，以及漢朝禁鐵器出關，都很正常，但隆慮侯周灶此次出兵，並沒有過嶺，一年余即罷兵，而南越也從此向東西方向拓展。雖然此次出兵可能需要繪製地圖，但卻不能設想墓主會將“士卒大疫”、“隆慮離濕疫，佗得以益驕”（《史記·南越列傳》太史公曰）這樣一次出兵留作紀念。

文帝初年南北不僅沒有戰爭，而且還有罷兵及陸賈的第二次出使。呂後崩於八年（前180）七月，九月文帝即位，次年為文帝元年（前179），文帝賜趙佗書曰：“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趙佗所說“長沙兩將軍”實為中央派出，稱“長沙”是委婉的說法。兩將軍一般認為即隆慮侯周灶及博陽侯陳濞[13]。陳濞兵罷而周灶兵如何，史書缺載。

有學者認為，《駐軍圖》中的周都尉軍“可能就是呂後時派到長沙國南境攻打南越王趙佗的隆慮侯周灶的軍隊”[14]；或認為文帝“在調走大部隊後，乃於長沙南境駐軍防守”，但“‘周都尉軍’可能不是周灶”[15]；或認為“在漢中央的軍隊撤走後，由長沙的幾支都尉軍接防而與南粵對峙、進行守備”[16]。但是，文帝從一即位，其對內對外的政策就都采取守勢，盡量罷兵和減少征發兵役徭役。《史記·孝文本紀》及《漢書·文帝紀》載，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接連日食，文帝下詔稱：“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讬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

“今縱不能罷邊屯戍”指的是北邊。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威脅長安，帝幸甘泉。六月，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至於南方，威脅遠談不上，可能早已罷兵了。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死後史官有前一段總論，《史記·孝文本紀》說道：“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又見《漢書·文帝紀》讚）其高職門提到對趙佗“以德報之”一事。文帝死後，景帝製詔稱“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裴駰集解引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十二年正是馬王堆三號漢墓的下葬之年。這是文帝一朝南北關係的基本態勢。

在漢代，發兵、備邊都是大事，需由中央控制，並且備邊的軍隊有時恰可造成對方入侵的口實，因此在呂後七年至文帝前元十二年期間，在嶺北留駐一支守備軍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不必要的。《史記》、《漢書》又載：文帝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裴駰集解引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司馬貞索隱引顏師古曰：“小顏雲：右留京師，左與之。”說明文帝曾加強對兵權的控制。

倒是南越國對於漢朝總是采取“絕道”、“自備”、“自守”的守備狀態。陸賈第一次出使，稱南越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漢……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趙佗初則箕倨甚傲，聞之乃蹶然起坐謝過。陸賈第二次出使，“王甚恐，為書謝”，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願長為藩臣，奉貢職。至漢武帝初，建元四年（前137）趙佗卒，其孫趙胡繼為南越王，閩越王攻南越，漢朝甚至出兵相助，“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

（三）《地形圖》並非通常的輿地圖、水系圖，而是舜陵祭祀的專圖

譚其驤先生認為《地形圖》“相當於現代的地形圖，大約就是漢代通常所謂輿地圖”[17]。但就此圖的範圍主要為今永州市所屬江華、江永、道縣3縣而言，過於狹小，如果沒有特別的需要，似不宜在長沙國丞相墓中單獨出現。所以它應當不是一般的政區地圖或地形地圖，而應當是祭祀中使用的專圖。明清時期北京十三陵有圖，與此性質相近。[18]（即使作為駐軍、守備之用，即用於指示前往駐軍、守備地點的道路，此圖也應屬於專圖。）

《地形圖》的河流十分突出，據整理小組所說，此圖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水系在這幅圖上表示得比較詳細而突出”[19]。但是，如果以為圖中的河流是標繪水系，可能是個誤解。永州地區在古代水道便利而陸路不通，《藝文類聚》卷七、《太平禦覽》卷四十一引《淮南子》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多”，河流所反映的應當不是水系，而是水道，此圖的作用在於指示行進路線。學者誤以水道為水系，進而誤以道路圖為地形圖，從而將注意力轉向測繪學、地圖史等技術問題，此點亦與上世紀70年代考古研究的政治背景有關。

九嶷山及發源於九嶷山的深水（瀟水）是《地形圖》的中心，這是一望而知的。如整理小組所說，“地圖的主區即今湘江上遊第一大支流瀟水流域、南嶺、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區”[20]。山水緊密相連，九嶷山之得名，古書所載或以為九峰相似，或以為九溪相似，或稱瀟水源於九嶷山。所以“深水源”幾乎可以認作“九嶷山”的同義語，而九嶷山亦即是舜陵、零陵的同義語。陵寢與祭祀在古代屬於儒家禮製的核心內容，對此上世紀70年代的考古學者可能有意作了回避。

《地形圖》中最突出最明顯的內容特徵是九嶷山舜陵。九嶷山在《地形圖》中體現為一大片集中的山體，處於極其突出的位置。“除了用正射投影的較粗的山形線表示山體的範圍外，又用魚鱗狀圖形表示其峰巒起伏的特徵。”[21]圖中沒有給山體標出名稱，但在山體南面（打破山體）繪有九個柱狀符號，旁邊標出“帝舜”二字，學者均肯定此為九嶷山，惟其注意之點多傾向於“閉合的山形線”等地貌繪製的技術特點上。

需要指出重審的是，《地形圖》對於山體的繪製十分詳盡，超出常態。（1）山南9個高大的柱狀符號，整齊排列，中間3個略為高出，“深水原”（“原”同“源”）呈彎曲狀正與3個略為高出的柱狀相連，每個柱狀分為3節繪有不同圖案，柱頂均作半圓形。（2）9個柱狀符號之間有5個稍矮的人字形圖案，有學者認為是5間建築物即舜帝陵廟。[22]（3）9柱的高度約為柱下建築的3倍，望之有如“天柱”。相傳夏禹時有“九疑山東南天柱”之說，見《吳越春秋》卷六《越王無余外傳》所引《黃帝中經歷》。（4）山體東面又有7個柱狀符號，大小與南面的9個柱狀符號相似，惟北邊2個闕如，又繪製較虛，只有輪廓及柱頂。（筆者推測也可能是因繪錯方位而放棄的草圖）。（4）山體旁邊標注“帝舜”二字。帝舜為人名，與地名顯然有別，標注在此超出常例。[23]以上罕見標繪雖然一時不能得出確切的解釋，但其規製精細，恐非偶然，直感當與舜陵有直接關聯。

《駐軍圖》中軍隊的部署，最突出的是在地圖中心，瀟水上遊支流匯聚之處，“利裡”近旁，建有一座三角形的城堡，稱為“箭道”。以城堡為中心，東西南三面分布著周都尉、徐都尉、司馬得和桂陽的4支軍隊9座軍營。9座軍營其文字標注都朝向中心城堡，而非統一朝向南越國方向。另在軍營外圍一帶畫出封閉的邊框，有些地方標明“到廷五十四裡”、“到廷六十裡”等裡程，似稱中心城堡為“廷”，表明9座軍營都是為了拱衛中心城堡而設置。

城堡三角有望樓，三邊有門樓。西側的門外有虛線繪出的陸路到達江邊，並連通幾個都尉軍營。南側的門外有複道直達江邊。東北側的門外是一個面積不小約相當於1/3城堡的異形的“波”（“波”通“陂”），有水道與江水連通，應當是一個人工的船塢。從這裡可以進入城堡，也可以沿著虛線繪出的陸路到達司馬得軍和桂陽軍。“波”（陂）和直達江邊的複道突出說明了城堡的設置主要是守備水道，這裡應當就是瀟湘水道最上遊的起點，而《地形圖》則更加宏觀的顯示了境內水道主乾和支叉的全貌。二圖範圍大致吻合，又與若乾兵器（38件冥器）一起出土，說明了將軍、行軍、駐軍的主題。由長沙而來的軍隊應該是上溯湘江，轉入瀟水，經過營浦、深平，直達上遊的中心城堡。

《地形圖》、《駐軍圖》中很少南越國的地名（嶺南地名只有“封中”一處），特別是沒有五嶺關隘的標記，明顯缺少實際攻防或假想攻防的目標。整個地圖看來似乎是自成一體不暇他顧的。邢義田先生指出，“如果駐軍圖真的是在漢和南越國衝突的時期所繪，或如有些學者所說是‘前線指揮中心’使用的地圖，圖上似乎應該注記‘敵軍’之所在，或者注記其兵力布署。這是所謂守備圖、駐軍圖或防區圖不可少的內容。這幅圖上卻完全沒有和南越國軍事行動或部署相關的標示或文字注記。”[24]其說有理。

通往嶺南的道路，據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所載有五：“五嶺之說，舊以為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廣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縣，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後面三路均與今永州有關。又據《淮南子·人間訓》所載：“秦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守九疑之塞。”所指應在臨賀嶺（又稱萌諸或萌渚嶺）一條路，法國漢學家鄂盧梭認為“此嶺可徑通兩廣平原”[25]。《元和郡縣志》又載全義縣（今興安縣）有“故趙城，在縣西南五十裡，漢高後時遣周灶擊南越，趙佗據險為城，灶不能逾嶺即此”。這是二條曾經實際行軍的道路。

但是《駐軍圖》上中心城堡的位置卻是在九嶷山的環抱之中，接近深水源之處。整理簡報提出了“利於防守”說，認為：“在大深水河谷幾條支流的會合處，三面環水，一面靠山，周圍地形有利於防守。”[26]其後張修桂先生又提出“巧妙埋伏”說：“三個集團軍，巧妙地埋伏在南嶺西北的碼市盆地之內。”[27]然而，要想攻防南越，無論走哪條路，至少都要退回到“深平”，這卻意味著要放棄中心城堡了。

所以，二圖內容最直接的解釋應當是祭祀。秦漢以來關於帝舜的祭祀，最早的記載為湘水下遊的湘山。《史記·封禪書》載秦製：“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並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司馬貞索隱：“湘山，《地理志》在長沙。”湘山祭祀雖屬“山川群神”一類，但湘君神則是“堯女舜妻”。《史記·秦始皇本紀》生動記述了秦始皇南至湘山的情景。《秦始皇本紀》又載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漢承秦製，還在楚漢相爭時，高祖就開始祭祀五帝。《史記·封禪書》載：“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複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裴駰集解引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也’。”五帝為五方之帝，雖然是按照天地四方來設置的，但卻以上古帝王為神主或配享，其中應當包括著虞舜。

楚漢戰爭結束，漢高祖“博求神靈”，加大了祭祀的範圍。《史記·封禪書》載：“後四歲，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裴駰集解引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所說“荊巫”亦即“楚巫”。

這一措施在文帝時期得到繼承。《史記·封禪書》又載：“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張守節正義：“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領，遂廢其祀，令諸侯奉祠。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乃至景帝時期，制度仍然繼續。《史記·封禪書》雲：“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以上《漢書·郊祀志》同。）

史書還記載了在漢朝的祭祀中，有時需要演奏“文始之舞”，這是虞舜的樂舞。《史記·孝文本紀》載景帝元年詔：“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裴駰集解引孟康曰：“文始，舜舞也。文始舞執羽籥。”司馬貞索隱引應劭雲：“《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

祭祀有專掌，稱為祀官，秦曰奉常，漢曰太常。而祭禮的等級也有明確規定，如五帝、名山川、古天子等均為當世天子之事，諸侯王不得祭祀。其在諸侯、郡縣境內者，則由諸侯王、郡縣長官代表天子進行祭祀，稱為“侍祭”。《史記·孝文本紀》載丞相申屠嘉等奏：“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裴駰集解引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又引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

杜佑《通典》卷五十三《禮·祀先代帝王》載後魏孝文太和十六年詔祭五帝雲：“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祭於廣寧……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隋製，仍“使祀先代王公……帝舜於河東。”唐初，許敬宗等據《禮記·祭法》奏請祭祀古帝，天寶六載，製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饗。七載，詔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饗祭。（又見鄭樵《通志略·禮略·祀先代帝王》。）由此推測，對於舜陵的祭祀應當是由長沙國“攝行”天子之禮，故其隆重如此。

古人素有“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之說。[28]文事謂禮典。《駐軍圖》中的軍隊有可能是舜陵祭祀的警蹕軍隊。《漢書·百官公卿表》載漢製，諸侯國的武職稱為中尉，各郡的武職稱為郡尉，景帝時更名都尉。中央則設有奉車都尉、治粟都尉、水衡都尉、主爵都尉、協律都尉、騎都尉、車騎都尉、驍騎都尉、強弩都尉、隴西都尉、軍門都尉、左右閣都尉、閣都尉（宮閣都尉）、京輔都尉（三輔都尉）、關都尉、關內都尉、護軍都尉等等。職掌、地位各有不同，常規軍中的都尉地位在將軍之下。都尉帶兵約數百至千人不等。漢十一年高祖拜丞相何為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田橫死，高帝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

簡報認為“《駐軍圖》上所注的幾支軍隊應是長沙國的軍隊”[29]，有學者認為“‘都尉軍’，大約是當時的地方軍”[30]。因《駐軍圖》中至少有周、徐二個都尉，故此說缺乏依據。高至喜先生指出：“當時諸侯王掌管軍隊的最高武官叫‘中尉’，郡的最高武官叫‘郡尉’。所以，‘周都尉軍’和‘徐都尉軍’都應是漢中央朝廷直接派出的軍隊。”[31]其說有據。但漢朝中央除了設有“都尉”以外，主掌祭祀的奉常（太常）屬下也有“尉”[32]，而其所掌範圍即包括著諸陵縣。《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

《地形圖》又被理解為“防區圖”，可能是受了《駐軍圖》的影響。反過來，《地形圖》的核心要素是舜陵，那麽《駐軍圖》中的軍隊也可能不是為了實戰，而是為了警蹕。馬王堆漢墓主人因為參與了祭祀舜陵的典禮而將二幅地圖作為榮耀珍藏，陪葬紀念，大約是一個合乎情理的推測。

注釋：

[1]譚其驤：《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第28頁，文物出版社，1977年。

[2]譚其驤：《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第21頁，文物出版社，1977年。

[3]關於“封中”的研究參見婁雨亭：《釋馬王堆〈地形圖〉之“封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2期。

[4]同[1]，第30頁。

[5]同[1]，第32頁。

[6]其中5縣見《漢志》，1縣見《漢書·王子侯表》。

[7]同[1]，第30－31頁。

[8]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地圖的整理》，《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第5頁。

[9]同[2]，第23頁。

[10]同[2]，第23頁。

[11]同[8]，第10頁。

[12]何介鈞《馬王堆漢墓研究評述》，《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期，船山學刊雜誌社2004年出版。

[13]陳濞又名陳濆。《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博陽侯陳濞”，司馬貞索隱：“《楚漢春秋》名濆”。

[14]高至喜：《兵器和駐軍圖》，《湖南日報》1974年11月10日。又刊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15]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駐軍圖〉整理簡報》,《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第47頁。

[16]詹立波：《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守備圖探討》，《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第53頁。

[17]同[1]，第13頁。

[18]見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19]同[8]，第6頁。

[20]同[8]，第5頁。

[21]同[8]，第7頁。

[22]譚其驤認定為建築物，見第16頁；高至喜認定為舜帝陵廟，見《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形圖〉與舜葬九疑的對應及其他》，2007舜文化學術研討會列印稿。

[23]帝舜本為人名，亦可用為地名，專指舜陵，其“建築景觀”以流水環繞為特徵，至少到春秋時已經著聞。此處承尤慎先生見告，並指出《國語·吳語》所載楚人申胥（伍子胥）曰：“昔楚靈王……乃築台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韋昭注：“章華，地名。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又《山海經·海內東經》雲：“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郭璞注：“環，繞也。”尤慎先生又認為，“馬王堆地形圖有可能出自楚人之手”，“楚人應有對舜陵的望祀或實地祭祀”。見尤慎：《馬王堆地圖中的舜帝陵廟》，《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第10期，及《春秋及其以前舜帝傳說新考》，《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按帝舜葬所，《史記·五帝本紀》稱“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裴駰集解引《皇覽》徑稱“舜塚”，《山海經》則稱“舜葬”。《山海經·海內南經》：“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狌狌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郝懿行箋疏：“皆說圖畫如此。”《山海經》古有圖，“舜葬”亦應有相應的圖示。

[24]邢義田《論馬王堆漢墓“駐軍圖”應正名為“箭道封域圖”》，《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25]〔法〕鄂盧梭：《秦代初平南越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馮承鈞譯，第78頁，注13。

[26]同[15]，第45頁。

[27]張修桂：《西漢初期長沙國南界探討——馬王堆漢墓出土古地圖的論證》，陳橋驛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0頁。

[28]見《穀梁傳·定公十年》及《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家語·相魯》、《史記·孔子世家》及《鹽鐵論·世務》。

[29]同[8]，第47頁。

[30]同[16]，第53頁。

[31]同[14]。

[32]“都尉”一名比較靈活，秦時曾單稱“尉”。如《史記·秦本紀》“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張守節正義：“尉，都尉。斯離，名也”。《史記·南越列傳》：“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裴駰集解引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