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記源於漢簡，正式出現於唐代，而宋代則是其黃金時期，特別是南宋時期，此時的雕版技術更加成熟，圖書交易也更加頻繁。
使“牌記”這個名詞真正傳下來的是宋代。“宋人刻書，於書之首尾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墨圖記及牌記。其牌記亦謂之墨圍，以其外圍闌環之也，又謂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後書坊刻書多效之。其文有詳有略。”
選擇宋元時期的牌記進行研究，除了宋元時期留下來可供查閱的資料相對比較充足外，還因為通過牌記的變化得出朝代和地區不同地方刻本的發展變化，進而可以深層次探討出當時社會情況。宋元牌記按地區類分可分為江南本、浙刻、蜀刻、閩刻、江西刻本、廣東刻本等等。
一、南宋版本牌記的概述
（一）浙刻
元稹在《白氏長慶集》中提到“揚，越間多作書摹勒及予雜事，賣於市肆。”這是關於浙刻最早的記載。現今發現的最早的關於浙刻的實物是佛經，於新中國成立後浙江龍泉被拆毀的古塔中被人們發現。這卷經卷字大如青錢，刀法純熟，每行字數二十到二十四不等，用黃紙印。該經卷經過專家鑒定為晚唐時期的實物。由此可見，浙刻此時已經發展到了成熟階段。
浙刻的發展離不開當時社會文化發展氛圍的推動。浙江兩地有臨安，紹興，台州等地區，而臨安位於浙江的中心，宋朝時期，臨安作為宋朝的首都，經濟文化都是全國最發達。官刻本對臨安刻本有著促進和示範作用，除了我們所熟悉的國子監外，還有中央政府部門和一些地方官衙也開始刻書。所涉及的除了日常教化所用的一些書籍外，還有醫藥，法律等等比較實用的書籍。從現存的一些官刻本來看，牌記是比較簡單的，例如為大眾所熟知的《漢官儀》牌記只有“紹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這十一個字。
臨安作為浙江的中心，也是書坊的集中地。比較有名的當屬陳氏經籍鋪刻的書。王國維在《兩浙古刊本考》對陳氏刻書評價十分高，他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明朝刊物中許多內容都是唐人的專集、總集，大多來自於陳氏經籍鋪所刻的書；而唐人的專集、總集之所以流傳，與陳氏鋪子刊刻使其流傳下來密不可分。陳氏經籍鋪子的主人名為陳起，自稱陳道人，會詩文，很多文人都與之交好。刻書的尾端通常分別題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或“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這樣的牌記，這種牌記是陳氏父子刻的書的一個特色，這也陳氏父子刻書的一個標誌。現今被後人熟知的《周賀詩集》等都有類似的牌記，都是呈現半頁十行，左右雙欄，白口的樣子。
（二）蜀刻
四川在古代一直被稱為“天府之國”。古時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說明當時除了揚州，益州的經濟文化居於全國前列。在中唐以後，益州在全國的地位漸漸突顯出來。再加上蜀地獨特的地理環境，樹木叢生，木材十分豐富，為發展刻本提供了條件，因而宋人普遍認為雕版印刷的發源地是四川。正如朱翌《猗覺寮雜記》所說：“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又如《舊唐書·文宗本紀》《冊府元龜·帝王部·革弊》等書記載“劍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可見當時蜀刻的繁榮狀況。
南宋後眉山漸漸成為蜀刻中心。眉山刻本的代表是《東都事略》，“眉山程舍人齋刊刻，已申上司，不許覆板”這樣一行牌記寫在書內，大意是這本書的版權已經是我們書齋的，已經申請過專利有法律效應了，別的書齋機構沒有權利再翻刻，如果盜版的話可以有權追究刑事責任。可見蜀刻本的行業高品質和規範化。宋太祖趙匡胤正是熟悉蜀刻的先進技術和雄厚的基礎，才在開國之初把刊印佛教藏經這樣重要的工程交給四川完成，顯示了當時蜀刻的重要地位。
（三）閩刻
關於閩刻的起源，一般認為是唐代。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七就提到：“宋板《列女傳》載‘建安余氏靖安刻於勤有堂’。”而余氏世業“自唐為書肆所萃”，因而把閩刻的起源劃為唐朝。閩刻書業的聚集地主要集中在建陽和福州這兩個地方，建陽是以坊肆刻書出名，而福州是以寺院刻藏經而著名。
宋代建陽的麻沙和崇化兩地，被稱作“圖書之府”，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一些文獻中所記載的“建安刻本”“建寧刻本”“建陽刻本”“麻沙刻本”“崇化刻本”都是指的是這一地區的刻本。
閩刻本的一大特點是以建刻為主，建刻以坊刻為主。傳世為今人所熟知的宋代的建刻本大多數是坊刻，比如“建寧黃三八郎書鋪”所刻的《重修廣韻》《韓非子》等。此時坊刻有些牌記很像今天出版書的出版說明。如閩刻中的王明清的《揮麈錄》，它的牌記為“此書浙間所刊止前錄四卷，學士大夫恨不得見全書。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軼，四錄條章無遺，誠冠世之異書也。敬三複校正，鋟木以衍其傳，覽者幸鑒。龍山書堂謹谘”。牌記中的幾句話交代了該書的來源，刻本的版本特徵，已經簽下的出版機構“龍山書堂”，可見閩刻已經具備了現在出版說明所具有的雛形。
二、元代刻書
元代統治者，對於刻書十分重視。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曾大力興辦官方刻書，推動了刻書的發展。太宗八年（1236年）成立編修所，在平陽立經籍所，編輯、印刷經史書籍。據《元史》記載，元代的皇帝時常親自下令，刻書印書，一般刻書的內容主要涉及兩點，一種是君王感興趣的歷史類書籍，一類是有關農事生產類的書籍。元代刻書，既繼承了兩宋刻書的優良傳統，也承襲了金代刻書的舊業，其官私所刻的刻本，在品質、形式上等都能與宋版相媲美。
（一）路學刻本
元代官刻本有中央和地方兩種。而路學刻本屬於地方刻本，路學刻本也稱路刻本，儒學刻本。元代官刻書籍主要是以地方為主，中央決定要印一些書籍一般會交給地方去刻，由於元朝的行政部門為路，因而路學刻本就由此而來。路學刻本有個特點就是在刻本前面附有宣刻牒文，有重點地記錄了書從進貢、審查、刊印的過程，這也是研究元代官方出版制度的重要資料。後來，地方逐漸的也有了刊刻書的自主權。元代的路學刻本有充足的資金和品質保證，因而被稱作元刻中的精品。正如清榮犖在《影元鈔本曹文正題跋》中所說：“元時名集，動國帑鏤版，故得名手書文，良工刊刻。”
中央官刻由興文署掌握，刻印不多，此外還有廣成局本、太醫院本等；地方官刻由各路儒學、州縣學和書院進行。元代官刻本中較突出的是書院和州縣學刻本。此外，杭州的雕版印刷業很發達，仍舊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官刻的書籍由於其獨特性，因此許多書後面牌記只是寫了短短幾個字，比如某某縣學刊。
（二）家刻本、坊刻本
在政府刻書的風潮的推動下，元代家刻本、坊刻本也很興盛，有著“相台嶽氏刻梓荊谿家塾”的牌記在《周易》《論語》等出現，坊刻的中心有平陽、杭州、建陽，這些地區很多大都是刻書的老字號，比較出名的當屬張氏晦明軒，金時就印刷過《滏水文集》，到元後又刻印了《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鑒》這兩本書，其中內容配有精致通俗易懂的插圖，印刷精美，是平水本中的精品。
元代的牌記比起前朝，不僅僅在字數上有了很大變化，而且形狀式樣都別具一格。而坊刻的牌記，更加兼備了版權和商業廣告的作用。簡單點的比如元刻本《靜修先生文集》卷末題刻長方形牌記“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刊”，文字周圍飾有建黨的方格。而張氏晦明軒所刊印的書《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首有整頁螭首龜座碑形牌記，目錄後有“平陽府張宅印”琴形牌記，又有“晦明軒記”鍾形牌記，碑額直書“重修本草之草”，下面寫的內容詳細記錄了這本書的背景以及重修的原因。整本書屬於一書多牌記，另外牌記的樣子也很有特色，牌記字數也很多，因此這個牌記在元代坊刻中具有代表性。
三、牌記的總結
從牌記的情況看，牌記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簡單到複雜，形式、功能單一到多樣的過程。牌記依照文字的內容，可以按照以下幾種類型區分：（1）記錄刻書的時間。（2）記刊刻者和齋名堂號。（3）同時記刊刻地點和刊刻者齋堂室名。（4）記錄刻書時間和刊刻者。（5）同時記刻書時間、地點及刊刻者。（6）記錄版權。（7）刻書谘文。總體來說，宋元的官刻私刻和坊刻有很大區別。坊刻的牌記不僅在數量上超過官刻和私刻，而且從樣式、內容上都比官刻私刻獨特。
（一）南宋牌記與元牌記的比較
宋代牌記形式上簡單、刻板，少花式變化；以字體佔行變化的無墨圍牌記為多；有墨圍的牌記也以長方形文武邊欄和亞字形多見；位置多出現於目錄後和卷末，一書多牌記少見。內容上簡潔客觀，少虛托之辭，著錄內容以刻書者姓氏銜號、出版時間、刻書機構為主。宋代坊刻牌記在形式內容上比官刻私刻生動形象，注重讀者心理與廣告功用；書坊名稱多用“宅”“家塾”，喜歡用職銜，如《王建詩集》中的牌記“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書籍鋪刊行”。
元代刻本牌記數量較多，一改宋代“宅”“家塾”等說法，代之以“軒”“齋”“精舍”“書舍”“書堂”等雅稱，外形設計與行文表述上比宋代更為豐富美觀生動，除了長方形、亞字形外，出現了鍾式、琴式、鼎式等多種花式及大型牌記。比如元刻本《孟子》的牌記“廖氏善本，乾郡重刊”，牌記外面是一個鍾的輪廓。還有元刻本的《資治通鑒》，書後就有三個牌記，分別是鼎形，圓形，正方形，十分引人注目。而《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後面的牌記則是顯眼的鍾形和鼎形兩個牌記。
（二）宋元官刻私刻與坊刻版本牌記的比較
官刻私刻的牌記大多數很簡單，最多只是在字外面簡單的加個框，有時候框內所用的字體與正文不同，僅僅為了簡單的區分牌記內容和正文內容。比如官刻本《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的牌記“淳祐庚戍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校正刊於上饒郡學之極高明”，只是將牌記的字體變大來與正文內容相區別。而家刻本《重慶眉山三蘇先生文集》的牌記“饒州德輿癡子董應夢集古堂善本”，除了在字的外面加了簡單的框，字體寫成了與正文不同的字體隸書來加以區別。元代的官刻和家刻大抵相同，都是簡單的外面有個框或者把牌記的字體變化下，但是有兩個比較特殊的在官刻和家刻的牌記。一個是前文所提到的元官刻刻本《孟子》的鍾形牌記，還有一個元家刻《資治通鑒》的三個牌記比較特別。
坊刻的書籍由於要面向市場銷售，充滿了競爭力，因此為了給讀者買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書坊在牌記上“大顯神通”。比如宋代的《抱樸子》牌記，雖然牌記內容外沒有任何裝飾，但是這個牌記的內容卻有了廣告的意思。《後漢書》的牌記則外面用了波浪實心花紋作為裝飾，使得牌記變得更為注目。元代的《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則是醒目的碑狀牌記，《集千家注分類工部詩》則是一個鍾形書捨的牌記一個鼎狀的堂的牌記。這些在牌記形狀上做文章的書坊大多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也是為了讓買家更好地記住自己的書坊增加影響力。
學會認識牌記以及了解牌記背後的含義，對刻本的鑒定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牌記也是古代書籍版權發展的先聲，其對今天的圖書業的發展和廣告業的進步也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我們只有多加學習積累，才能真正了解並體會古人刻書中的牌記智慧，才能對當時社會意義內涵的研究有更深次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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