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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新聞業陷入了困境。
今年1月，當BuzzFeed、雅虎、赫芬頓郵報和甘尼特等機構宣布大幅裁員，美國有1000多個媒體職位被裁掉。早些時候，像Mic和Mashable這些一度被認為前途無量的網站，已經出售。
根據傑瑞米·利陶（Jeremy Littau）最近在Slate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種狀況在地方層面上更為嚴重，自2004年以來，大約有20%的美國小型報紙消失了。2月1日，《邁阿密先驅報》(Miami Herald)、《夏洛特觀察家報》(Charlotte Observer)和其他27家日報的所有者麥克拉奇報業集團(McClatchy Company)通知員工，將為10%的員工提供“自願”離職補償。（相關推送：
《道阻且長：美國數字媒體寒冬，新聞人該如何面對裁員危機？》
）
不僅僅是美國新聞業，在世界各地，媒體都陷入了同樣的困境。面對此境況，尼曼實驗室（Nieman Lab）研究員朱莉婭·凱勒（Julia Keller）總結了新聞業歷史事件並進行了思考。傳媒研究（xjbcmyj）對此進行了編譯。
陷入困境
最近，很多媒體似乎都走入了困境。以美國為例，今年1月，Buzzfeed宣布裁員15%、Vice裁員10%，據報導，自年初以來，美國2000多名媒體工作者在裁員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反媒體行動，為這樣一種觀點提供支持——記者是善妒的、狡猾的、議程驅動的“假新聞”傳播者。
是誰“殺死”了美國新聞業？或者說讓它大傷元氣？似乎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像一部平庸的偵探小說，反派顯而易見。
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誰? 是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或者谷歌的那些人，或者Craigslist的創始人克雷格?紐馬克(Craig Newmark)，他從報紙上“竊取”了利潤豐厚的分類廣告。或許真正的凶手是謝恩·史密斯（Shane Smith）和喬納?佩雷蒂(Jonah Peretti)，他們分別是Vice和BuzzFeed的核心人物。
分析工作還在繼續。從《紐約客》(the New Yorker)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8月下旬開始，探討新聞業消亡原因的文章開始規律性出現。
但是這些觀點都不能描繪問題的全貌。
說“新聞業要消失了”的這種論調屢屢不絕。一次又一次，當新聞界就要達到消失的“臨界點”時，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突然冒出一個stories，一個系列，或者播客，讓人大吃一驚，讓人眼前一亮，顛覆了人們的想法，他們可能會這樣想：“哦，原來新聞業暫時還不會消失”。
實際上我們生活在一個非虛構敘事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作品的深度、多樣性、相關性幾乎未被超越過。
這讓我們回到了當代新聞業的核心悖論，作品總體上是一流的，優秀的報導層出不窮。在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媒體組織之間，開拓性的合作正在增加。然而，這種合作作為一種真正有效的、長期的資助模式仍然難以落實。
早在1928年，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年 Woolf）就知道，“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就必須有自己的錢和房間……脊椎裡那盞燈用牛肉和梅子是點不著的。” 到2019年，把女人變成女人和男人，把小說變成現實，把牛肉和梅乾變成拉麵和巧克力棒，這句話仍然有意義：寫作者需要維持生計。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顯示，2017年，報社記者的平均工資是3.4萬美元。在很多情況下，新聞業的產品本身——文字、圖片和音頻正在蓬勃發展。但記者們還需要在沙發墊的間隙間尋找硬幣，以換取上班的車費。詹姆士·米克（James Meek）的一句話適用於現在的新聞業，即“產品優越，但生產報酬不值得大書特書。”
機會與威脅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新聞業已經奄奄一息。
《理性》雜誌（Reason magazine）編輯凱瑟琳?曼古-沃德（Katherine Mangu-Ward）在一次採訪中說:“我天生樂觀，所以對我所說的話持保留態度——但我不相信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與我們以前經歷過的事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Politico雜誌資深媒體撰稿人傑克?沙弗(Jack Shafer)也對許多焦慮的言論提出了質疑:“那些覺得‘天要掉下來’的人沒有意識到，做高質量新聞的機會成本從未像現在這麽低。”
從一些方面來說，這的確是媒體人的好時光，記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以前的一代人只能流連於法院地下室的發霉檔案室，翻看一頁又一頁滿是灰塵的檔案，吸入一股股酸溜溜的老鼠糞便氣味，試圖尋找著信息。而如今，記者們能輕而易舉地獲取這些檔案。此外，當代傳媒界有一種“活潑”的特質。如《標準周刊》(Weekly Standard)於2018年底停刊，但實際上，它很快就以其他身份重生了。
“我們得到了真正關心新聞的讚助人的大力支持。”但當這些億萬富翁對新聞業失去興趣時，會發生什麽呢?或是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子孫會繼續支持嗎？
新一代媒體讚助人包括亞馬遜(Amazon)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他於2013年收購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以及億萬富翁、外科醫生、生物技術企業家陳頌雄(Patrick Soon-Shiong)，他於2018年6月收購了《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和加州（Califor年）其他幾家報紙。蘋果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的遺孀勞倫?鮑威爾?賈伯斯(Laurene Powell Jobs)創立了艾默生集團(Emerson Collective)。迄今為止，她的投資包括《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紀錄片製作公司以及ProPublica和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roject)等非營利媒體。
但對許多小型的地方新聞機構來說，無論是紙媒還是廣播媒體，它們的財務狀況仍然很糟糕。
為了解決這種問題，一些項目組織應運而生。在美國，“為美國報導”(Report for America)便是這樣一家非營利性機構。英國也有類似的組織，一個名為“地方新聞夥伴”(Local News Partnership)的實體最近成立。另外從去年開始，英國公民支付BBC的許可費中一部分撥給了小城鎮的報社，使它們有錢雇傭更多的記者。
但是，新聞業東拚西湊的做法真的能解決財務問題嗎？如果一個媒體機構不能變成一個真正的企業，它還能生存下去嗎?多長時間才足以使新聞業站穩腳跟?
當這個世界上有權勢的人繼續肆意攻擊新聞業時，事態難以好轉。2019年1月7日，美國川普總統在推特上對記者發表了一篇評論:“許多人已經變成了放棄真相的瘋子!我們國家的假新聞媒體是真正的反對派。這真是人民的公敵!”（相關文章：《記者不是人民的敵人》）
這種肆無忌憚的謾罵是否會造成持久的傷害——不僅對媒體，而且對整個國家？
在這一點上，聖母大學(Notre Dame)美國研究和新聞學榮譽教授羅伯特·施穆爾(Robert Schmuhl)說，“我們不知道唐納德·川普是一個反常現象，還是一個預兆。”
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榮耀與負擔:從羅斯福到川普的美國總統生涯》(The Glory and The Burd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From FDR to Trump)中，施穆爾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討了美國總統與他們令人討厭的自負之間的關係。他指出:“自華盛頓以來，歷任總統都在抱怨新聞業，有時用的是刻薄的措辭。不過，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是在私下裡表達這種批評。現在情況不同了，川普他有推特账號，公開抨擊了。”
不可否認，川普有時是有道理的。有一種東西叫假新聞。在2018年底，《明鏡周刊》(Der Spiegel)駐德國漢堡記者克拉斯·雷勞修(Claas Relotius)承認編造了幾十篇報導。
誠然，川普所說的“假新聞”並不是這個意思。他指的是他不喜歡的報導。然而，總的來說，新聞機構願意迅速、公開、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一事實令人欽佩。
何去何從
那麽，隨著2019年的幕布在我們面前徐徐拉開，新聞業將何去何從?
我們會看到不斷發展的商業模式帶來的創造性財富嗎?(“發展”是一種禮貌說法，意思是“沒人知道到底該做什麽，所以每個人都在嘗試所有能做的事情”。)
吉姆?柯克(Jim Kirk)曾任《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和《芝加哥太陽報》(Chicago Sun-Times)的編輯，他說：“我們一直在尋找新的收入來源，以維持新聞業的正常運轉。”但他承認，這並不容易。“現在，我們正處於一個漫長的灰色時期。”
我們在黑暗中過日子，也許會因為環境糟糕而渾渾噩噩，不知道自己真正看重的是什麽。但是，優秀的新聞作品仍在不斷地被創作出來，它通過頁面、螢幕和耳朵傳遞。在這場媒體生產、融資、傳播的“災難性革命”中，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想象一下，如果出現相反的問題，那將是多麽令人失望：一種健全的經濟模式，卻面臨一場內容危機。渡過難關的關鍵在於找到足夠多的閱聽人，以及解決財務問題。這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但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
記者們，歡迎你們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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