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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1942,看中國怎樣熬過黎明前的黑暗

《我的抗戰》紀錄片截圖。

打了4年,抗戰進入到1942年,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對於國府來說,這是最艱難卻又有希望的時刻。艱難之處在於,戰爭極大破壞了中國的經濟,天文數字的軍費開支,讓國府財政瀕臨破產,加上這一年中原地區的大旱,國府只能采取各種加稅與糧食徵收等戰時經濟手段勉強支撐。但蔣介石知道,美國人成了中國的盟友,勝利的曙光初現,中國只需要再咬咬牙堅持下去。

文/唐元鵬

太平洋戰爭爆發已經有五個月了,珍珠港,印度支那,馬來亞,爪哇甚至緬甸,日本上下還沉浸在海陸軍所向披靡的肥皂泡之中,但一場不期而至的空襲將肥皂泡輕輕戳破。1942年4月18日,幾架灰色的大鳥飛到東京上空,扔下幾顆炸彈。大日本帝國的都城東京,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受到外國武裝力量攻擊。雖然損失微不足道,但對於帝國的震動可想而知。東條英機親自入宮向天皇謝罪,並保證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大本營的參謀們絞盡腦汁也想不通,這些大鳥從哪裡飛來的。他們不可能聰明到想出中型轟炸機是從航母上起飛;也不至於愚蠢到,相信羅斯福那番飛機來自香格裡拉的大忽悠。

於是參謀們以東京為中心按照美國轟炸機的航程劃了個圈,尋找著那個“香格裡拉”,參謀的眼睛落在了中國的浙江沿海,情報顯示,這裡發現了墜毀的美軍飛機,既然飛機可以在這裡墜毀,自然也可以從這裡起飛。而浙江也是航程所及,惟一沒有被皇軍佔領的地區。

好吧,就這了,一個關於浙贛作戰的“大陸命621”號訓令從大本營發往中國,命令中國派遣軍摧毀浙江省方面主要航空基地。於是沉寂了半年的中國戰場重新熱鬧起來,侵華日軍兩支主要力量駐華中第11軍,駐華東第13軍合夥出兵,87個大隊的兵力要滅掉傳說中的空軍基地。

美軍轟炸機從航母起飛空襲東京。

國軍的淒慘狀況

此時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有些頭疼,他的部隊實力實在不如人意。這裡有一份第三戰區轄下第105師組建師精銳先鋒營的報告,全營共443人,每個步兵連100人有步槍50支,全營有輕機槍18挺,重機槍四挺,迫擊炮2門,這已經是全師最精銳的部隊,其他部隊裝備數更為可憐。

經過抗戰將近5年的消耗,國軍部隊已經變得非常虛弱,一個師滿編萬人,現在普遍只有一半,所持步槍比抗戰初期打了個六折,只有三千支左右;更別提彈藥,按照條例,作戰士兵每人應該配發100到120發子彈,但他計程車兵如果能帶滿10個彈夾(50發),已經屬於戰區精銳部隊。看著手下有11個軍33個師的兵力,實際上不過20萬人,要面對日軍從東西兩頭同時發動的進攻,顧祝同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這場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已經進入到第五個年頭,數百萬人的廝殺,幾千里戰線的對峙,國軍軍火物資消耗之巨大,不是一個未完成工業化國家可以承受的。

到1942年為止,國軍已經在抗戰中損耗了60多萬支步槍,而通過自產及進口的步槍數量也是60餘萬支。看似損耗與補充相抵,但此時國軍兵力從抗戰初期的170萬上升到512萬,也就是說增加了340萬人,步槍卻沒有增加一支。以中央軍嫡系的36師為例,37年7月有4876支步槍,但到了1942年只剩下2420支。這一年國軍隻生產了1.4億發子彈,但消耗卻是2.13億發,全國儲存的彈藥只夠全軍打一次會戰。

軍火裝備固然如此,士兵吃飯穿衣也成問題。1941年黃仁宇22歲,彼時他還不是日後寫出《萬歷十五年》的暢銷書作家,僅僅是國民革命軍第14師一名排長而已,即使是嫡系中央軍的排長,他也沒有布鞋可穿,只能光著腳穿草鞋。為了讓部下穿上衣服,第14師師長闕漢騫只能讓軍需官偷渡到日軍佔領的越南,買來白布自己染色再縫製成軍服。為了節省布料,只能做成短衣短褲,於是黃仁宇可以脫下軍服進行換洗了。

黃仁宇和他的兄弟們總算有了一長一短兩套軍服,但還有更離奇的故事,國軍某部一套棉軍裝要分與三個人穿,怎樣分的呢?得到棉大衣的,沒有棉上衣和棉褲,棉上衣和棉褲又分與兩人,穿棉上衣的光著腿,得到棉褲的只能光膀子。這不是後人的臆想和杜撰,而是軍政部長何應欽告訴我們的真實狀況。

1941年,抗戰國軍在訓練。

中國經濟破產

日子過到1940年之後,聯大校長梅貽琦每月發薪的時候就特別愁苦,手裡捏著2000元法幣回家,卻不知道夠不夠買米養活家人。這個月薪在抗戰初期能牽40頭牛回家,家裡可以開養牛場,但到了這時,這點錢只夠一家半月之用;梅校長上有雙親,下有四個子女等著吃飯,家裡經常有揭不開鍋的時候,飯桌上有時連青菜湯都喝不起,全家人只有用辣椒拌飯吃,偶爾吃上一頓菠菜豆腐湯,孩子們高興得像過年一樣。

為了幫補家裡的生計,梅大教授的夫人韓詠華做起了小買賣,她自己做了切糕挎著籃子到大街上販賣。為了不給丈夫丟臉,梅夫人悄悄換上藍布褂子,自稱姓韓不敢提夫姓。後來事跡傳開,梅夫人乾脆把糕點命名為“定勝糕”。

1942年,這個國家的軍費日益增大,而財源卻日益萎縮,1937年軍費佔國家財政收入比重是170%,到了1942年比重達到198%。

如果這個還不夠觸目驚心,國府當年的總收入是56.29億法幣,而支出是245.11億法幣,赤字188.82億,財政赤字竟然達到總收入的3.35倍。國府為了填補虧空只能讓銀行開機器,印了200億法幣的鈔票。這些數據歸結為一個事實,如果在今時今日,國民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了。

要挽救一個已經破產的政府,只有外援和戰時經濟政策兩招。作為一個在戰爭中苦苦掙扎的國家,除了需要大筆外匯穩定金融秩序,還需要大量物資支撐消耗極大的戰爭。在德國和蘇聯援助已經中斷的時候,終於等來了美國宣布中國適用於租借法案,第一批45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由羅斯福總統批準生效,天不絕中國。

但有外援,還要能將物資運進中國。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國府的國際通道只有四條,香港的海上出口;法屬印度支那(越南)的港口,通過桂越公路,滇越鐵路的線路;滇緬公路;西北蘭州(主要接收蘇援)。

日寇也清楚這點,40年6月日軍進入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補給線斷絕;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1942年5月最後一條陸上交通線路滇緬公路也被日軍切斷。日本終於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中國的陸上國際補給線全面中斷。

由此開始的2年半時間裡,援華物資只能用飛機,從印度一架架飛過4、5000米的喜馬拉雅山運進中國。1942年4月下旬,第一架美國航空隊運輸機降落在雲南巫家壩機場。

但飛機的運力相當有限,到42年12月,總共運量為5285噸,在滿足了陳納德的飛虎隊之後,留給國府抗戰急需的物資還能剩多少?

美國空軍在華對日作戰。在中國某處,當空襲警報拉響時,配備降落傘的美國飛行員們飛快地跑向他們的戰機,升空驅趕來犯的日軍飛機。

國府內部挖潛唯一辦法——“橫征暴斂”

在傳統的抗戰史中,對國府最常見的抨擊之一是“橫征暴斂”。是的,這一點沒說錯,但國民政府熬過8年抗戰的惟一辦法,只能是“橫征暴斂”。

除了外援,國府也想辦法整理稅收,增加收入;同時對國統區糧食的征實,征購,征借,通過三征大量吸納糧食,以糧食為杠杆作為調劑手段,維持龐大的開支。

戰前中國稅制主要是海關、鹽稅和統稅三種,三者佔歲入77%,佔稅收總額92%。但開戰後沿海海關相繼失陷,關稅收入銳減;鹽稅同樣如此,沒有海岸線,鹽稅失去了大頭。

收稅是“橫征暴斂”,不收稅是“亡國滅種”,還能怎麽辦?

在這方面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國民黨暴政是連火柴都收稅,不過要說明的是,火柴稅從戰前就開始,戰時不過改變了收稅方式,增加了稅率而已。

印花稅也是國府“橫征暴斂”的重要罪行。37年10月公布《非常時期印花稅暫行辦法》,部分印花稅率加倍徵收,除此以外還有發貨票、銀鈔貨物收據账單稅,有账簿印花稅。到43年印花稅增加四倍。

新增的稅種也紛紛開收,先是有了所得稅、遺產稅;然後重新開征類似於厘金的戰時消費稅。對於被收稅者自然意見多多,工業界負擔稅率30%左右,被認為勒斃工業。

但這些“不得人心”林林種種的稅收改革增訂新增等等“橫征暴斂”措施,讓1944年的直接稅收入達到80億元,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中國將抗戰維持下去。

國民政府真的是“橫征暴斂”的獨裁政府嗎?讓我們看看英國在戰時的“橫暴”吧。二戰之中,英國的所得稅率,對收入超過某個數的高收入者,最高征到98%,低收入者所得稅率也在30%多以上。

戰前英國有45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到了1940年11月,開戰僅一年有余,戰前的存款已經耗光,只剩下戰後“橫征暴斂”從殖民地掠奪來的20億。可見在戰爭這個巨大的吞金漩渦中,地主家也沒有余糧。而且通過租借法案英國獲得270億美元的援助,而中國政府從美國全部獲得的貸款援助,不過6億多美元。

國府為人詬病的還有他們的糧食“三大征”政策。1941年7月2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了一道意義重大的法令“戰時各省田賦徵收實物暫行通則”,全國征實物2300萬市石的糧食。一年之後,國府又將全國定額增加到3000萬市石。抗戰中期正是“民不聊生”之時,還增加賦稅,不是“橫征暴斂”是什麽?

回頭再看一個數字,全國軍警公務員約有1500萬人,共需糧食7500萬市石,田賦征實數連所需一半不到。於是政府又采取向大戶定價征購余糧的辦法,對所征購額3成平價付現,7成發給糧食庫券。等於七成打收據,但如前所述,42年國府財政已經有近兩百億赤字,即使給3成現金也受不了。於是從1943年開始,在實際控制的9個省份改征購為征借,不發現金,全部打收據。

於是從41年到抗戰勝利,國府通過這最後的手段,“橫征暴斂”得糧麥共2億4490萬市石。每年征來的糧食有50%到80%配撥軍食之用。除了軍隊用度,這筆巨額糧草還幫助國府解決了公務員薪水,限制了國統區糧價,當然還包括在1942-1943年向中原災區進行賑濟(抗災救災)。可以說,在戰爭條件下,解決國家財政經濟困難,保證軍糧民用供應,田賦改征實物是最可靠、最有利的財政措施,具有戰略意義。

一邊是橫征暴斂,一邊是亡國滅種,在生死存亡關頭,國府別無選擇,只能承擔這個世代“罵名”。

1942年,也許是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候,但在蔣介石看來,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美國已經加入戰爭,成為中國的盟友。抗戰的曙光已經出現在天邊,對於這個艱難的國家而言,只需要再咬牙堅持一下。

本文首發《鳳凰周刊》已獲得授權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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