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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純是湖北省人民醫院精神衛生中心主任，也是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機乾預專家組組長。疫情期間，他調研了大量的定點醫院、方艙醫院和康復驛站，主導參與了疫情期間的心理危機乾預和後疫情時期的心理康復。
在武漢疫情已進入尾聲之際，就疫情的“次生災害”心理問題該如何應對，劉忠純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
基礎工作做好了，心理工作才能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國家心理醫療隊的規模如何？
劉忠純：國家心理醫療隊有兩部分組成。一個是衛健委派駐到武漢的心理醫生，前後共有302名，截止到3月31號已經走了大部分，到4月8號解封的時候，就差不多都走了。還有就是國家疾控中心派到武漢的兩位專家，以及隨隊的117名護士和治療師。2月2日就到了武漢，在這裡待了有兩個多月了，衣服都沒帶夠，也沒辦法買。加起來有419人，這是從外地支援武漢前線的數量。他們被派駐到定點醫院和方艙裡，一部分也進入到隔離點和康復驛站。
《中國新聞周刊》：康復驛站扮演了什麽樣的作用？
劉忠純：實際上，我們在一些大型康復驛站裡，吸取了方艙醫院的經驗，比如規律作息、放廣播和音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以湖北大學為例，這個康復觀察中心規模很大，是我們早期進駐的康復驛站，效果比較好。3月初，我們專家組也去了那裡，分配了本地的心理谘詢師和兩名精神科醫師，當時國家心理醫療隊都在醫院和方艙。
《中國新聞周刊》：康復患者在驛站可能會遇到什麽樣的心理問題？
劉忠純：湖北大學的條件不是很好，都在學生寢室裡面，用布或簾子隔開兩邊的床鋪，中間留了一點過道，鋪一個行軍床，凳子都沒有。在方艙裡面有人可以一起講話，還有電視，但是到了康復驛站，空調都沒有，都是單間，不能出去，人就容易感到孤獨寂寞。後來服務陸續到位了。
服務保障是最重要的，比如說肚子餓了，睡不好，這些沒保障好，那談心理沒用。康復患者還會有一些別的需求，比如家裡還有什麽事，他/她的某個家人生病了，需要跟社區聯繫。有些康復患者還有慢性病，藥吃完了，需要幫他找到。基礎工作人員非常辛苦。基礎工作做好了，心理工作才能開始。
PTSD與創傷治療是最難的
《中國新聞周刊》：心理乾預的工作有哪些難點？
劉忠純：目前有兩塊是需要我們好好去做的，一個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治療，另一個是哀傷反應的處理，去世患者的家屬還有很多問題。這是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逝者家屬會產生自責心理，因此感到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這就需要我們采取認知行為治療，讓活著的人恢復正常的生活。早期做乾預的時候，也有一部分人不接受，這需要政府和組織層面幫助家屬解決具體的困難。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應對逝者家屬的哀傷反應？
劉忠純：我們要允許他/她有哀傷，出了這麽大的事，不哀傷才不正常。有一部分人，家裡有一個或者幾個人去世，他/她卻像是沒事一樣，內心很痛苦，在壓抑著，自己不提，別人也不好揭疤子，但是遲早要面對。他們可能會想，自己怎麽是這樣一個冷血的人，連感情都沒有了，感覺不到痛苦。哀傷需要表達，而且需要時間。
《中國新聞周刊》：哪些人群可能會出現PTSD的症狀？如何應對？
劉忠純：一般情況下，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發生率在10%左右，尤其是對於一些特殊人群，比如醫護人員，特別是本地醫護群體，工作強度太大。除此之外，還有基層工作人員，以及家裡有人因為新冠肺炎去世的。
出現PTSD的症狀，就是會不時地回想、去回憶，並不斷地閃現那些造成創傷的事情。這種影響持續時間很長，可能許多年後仍然會突然驚醒。我們會建議大家把工作和生活分開，不能總是處於一種警覺狀態，增強社會交往，轉移注意力。還有就是要識別情緒，接納負面情緒，感覺不對了，要尋求幫助。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醫護群體的心理需求為何如此多？
劉忠純：最近很多醫護人員找我，覺得搞不定了，休息了以後還是覺得不行，前段時間處於亢奮狀態，看起來還好，一休息反而很多問題都出來了，後面肯定還會有這樣的情況。這兩天連續接觸了幾起。除了常見的焦慮、抑鬱和失眠，內心都經歷了振蕩，天天看到有人去世，當時不覺得有什麽，畢竟醫生見得比較多，但這次的疫情太不尋常了。尤其是重症病房的醫護人員，每天都有病人離開。那種場景都會喚起他們的回憶，這種創傷需要更專業的心理治療師來負責。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的力量能否涵蓋創傷治療的心理需求？
劉忠純：目前做創傷的治療師不夠，遠遠不夠。創傷治療對專業性和個人素質的要求更高，它跟普通的谘詢和治療不一樣，需要跟患者一起去體驗。一般的治療師如果處理不好，可能也跟著陷進去，這就需要有督導，幫你拔出來。我們已經碰到過幾例了，就是我們國家心理醫療隊的隊員，在共情的時候也跟著進去了。
我們武漢這邊的心理治療在全國還是很有地位的，但是實際上也還是不足，主要是組織體系管理方面。我們準備培訓一批專門做創傷的治療師，此前也在做，但還不成體系，下一步要開展系統的督導培訓。
自殺傾向需要精神科醫生乾預
《中國新聞周刊》：新冠肺炎患者一般在康復之後可能遇到哪些心理問題？
劉忠純：我們跟一些患者和基層管理人員溝通過，有一部分康復了的患者不願意回去，擔心自己可能會受到歧視，周圍的鄰居會緊張，或者擔心複陽，影響家裡人的健康。還有少數康復患者準備回家，但是家裡人不太願意接。相比之下，在康復驛站有吃有住，不用做飯，這也是一個方面的因素。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應對康復患者出現的症狀？
劉忠純：常見的症狀包括緊張、擔心、煩躁和失眠。有的患者會抱怨，憑什麽就倒霉到我的頭上來了。針對這些情況，我們制定了一些措施。首先是加強對於病情的健康教育，幫助他們了解疾病和情緒。其次是加強溝通和交流，尋求更多的社會支持。最後是引導他們坦然接受，每個人都有脆弱的時候，在接受的同時調整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正常化自己的情緒。
《中國新聞周刊》：武漢即將解封，普通市民經歷了兩個多月的封閉生活，可能會遇到什麽樣的心理問題？
劉忠純：普通居民憋了這麽久，情緒會有一部分，但是解禁之後，也在慢慢緩解，絕大部分人恢復正常的工作和社交，是沒問題的。少部分人會有心理需求，我們門診從大年初三（1月27日）開到現在，一個普通門診，一個專家門診，一直沒停過。平時的谘詢號可以說是“一號難求”，下個星期的號都是提前一個星期放出來，每次早上幾分鐘就沒了。下個星期我們準備開兩個專家門診，還有一個在線門診。我們擔心有人在解封之後，就不管不顧了，不戴口罩，出去喝酒，完全不注意了。
《中國新聞周刊》：還有哪些群體的心理需求是我們比較容易忽視的？
劉忠純：說起來，社區工作人員的心理問題也是我們重點關注的，他們同時承擔了來自上面和下面的壓力，還不能說、不好說，服務達不到，只能努力去做。在那種情況下，沒有退路，只能上，跟醫生一樣，打了雞血似的，這是因為我們身體裡有去甲腎上腺素，產生了一種亢奮感，但是這種狀態是不可持久的，經過了一個月，兩個月，需要及時休整，否則就跟彈簧一樣，失去了彈性限度，就恢復不了了，就算休息，也還是覺得累。從心理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職業耗竭（burnout）。
《中國新聞周刊》：還遇到過哪些極端的情況？
劉忠純：這次自殺乾預的情況也出現過，隔離病房和方艙醫院都有。肺部疾病容易缺氧，大腦缺氧之後就會引起精神和行為上的問題。而且病人處於隔離狀態，因為恐懼，或是新聞上的信息超載，種種原因，導致負性的情緒佔據主導，出現了極端症狀。病人把管子拔掉，把針拔掉，往外面跑的，這就需要我們精神科醫師來處理，做聯絡會診。外地來援助武漢的心理醫療隊承擔這些，內科醫生搞不定的時候，馬上請精神科醫生來會診。
我們精神科醫生在上門診的時候，經常會跟患者討論自殺的問題。一般的醫生不敢去談，都知道那個人有消極的念頭，不想活了，但就是不知道怎麽去談，擔心有反作用，這就需要精神科醫生的乾預，激發他們正性的潛能。
這次的傳播範圍遠遠超過SARS，創傷治療更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接下來你們的工作重心是什麽？
劉忠純：階段性的急性處理已經告一段路。接下來的兩周，我們要下沉到社區，這是我們進行心理乾預的重點。武昌區就有13個街道，都安排了谘詢師值班，面對面談，或者在線聊。現在國家心理醫療隊基本已經回去，派到社區的谘詢師主要都是武漢本地的，當然還有在線的渠道。目前主要是武昌區在做，其他區還沒有推廣開來。
《中國新聞周刊》：社區在心理乾預的過程中扮演著什麽樣的作用？
劉忠純：最了解情況的是社區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在我們進行心理乾預的過程中作用很重要。谘詢師坐在那裡不一定有人來找你，需要社工的幫助。社區裡派駐了心理谘詢師，再上面有我們督導，解決不了的話還有精神科醫師，這是基本的模式。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社區的參與，還需要哪些力量的支持？
劉忠純：心理治療的後期乾預需要政府的主導，也需要整合社會力量，單靠我們是不夠的。除了我們，還有湖北省心理谘詢師協會，紅十字會心理救援隊。接下來要複產復工，學校開學，也要關注高校學生的心理問題，該畢業的畢業不了，在家複習考試要掛科的，還有各個部門職工的心理需求。
前期的熱線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從長期的系統治療來講，還是需要穩定的隊伍，特別是本地的隊伍，這樣才有著力點，進一步下沉到社區。在這個基礎上，以遠程和在線為補充。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心理谘詢的儲備力量是否足夠？
劉忠純：谘詢師更多的還是來自社會。據說湖北省有心理谘詢師執照的有2~3萬，但實際上很多都是護士，也有警察和記者，為了拓展自己的職業選擇報考，但全職在做的不多。而且社會上的心理谘詢服務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管理，還是散的。光考證還不行，實踐很重要，但是沒有一個專門的組織來統籌。現在我們在推進社區心理服務體系的時候也遇到這個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這次跟SARS相比，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劉忠純：這次的傳播範圍遠遠超過SARS，速度太快，波及面太廣，而且不可預見，不知道什麽時候才是個盡頭，撐不住了。最嚴重的時候，找不到地方看病，生活得不到保障，所以創傷治療顯得更為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很多國家的疫情形勢嚴峻，目前你們在國際合作層面有哪些嘗試？
劉忠純：4月4日晚上10點，science雜誌的一個編輯約到我和浙江大學的胡少華教授，進行了視頻連線。這位科學編輯住在美國華盛頓特區，他們現在也遇到了很多我們早期應對過的問題，跟我們特別聊了醫護人員的心理問題。他們的醫生每天看到周圍大量的感染患者，也會害怕。
我跟他們介紹了針對醫護人員采取的措施，比如我們在光谷院區嘗試的醫護心靈驛站，鼓勵醫護人員在下班之後，不要立刻回酒店，先到心靈驛站坐一會兒，吃點東西，我們有生物反饋治療儀，以及虛擬現實技術（VR），每天都安排了心理谘詢師在那裡值班，隨時可以面對面地談。
我們當時建立了工作組，有專門的成員在做醫護人員的心理支持，幫助他們識別患者的情緒，進一步去應對可能的問題。這種組織層面的經驗，美國那邊還比較少。還有就是我們的一些評估系統，我們也有在線的服務平台。同時也在總結我們的經驗，陸續發到國際學術平台上，供其他國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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