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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大家:看胡適如何批杜詩

題記:謹以此小文紀念《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100周年(1918-2018)。《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1918年1月)開始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由此,漢語書寫和寫作進入一個嶄新的天地。

因《新青年》(1915—1926)的初期(1915—1919)的肇事,而成為中國新舊文化的分水嶺。在此期間,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吳稚暉,稍後的周樹人兄弟、吳虞等,激揚文字,狂飆呼嘯,猛攻中國的一切傳統。幾乎所有的在此之前的文化,都在他們這批勇士和思想者的反思和批判範圍,連一向有好名聲的杜詩也不例外。

胡適批杜詩源於任鴻雋致胡適的一函。任鴻雋(1886-1961),四川墊江人,先後留學日本美國,發起成立中國科學社,並任首任董事會會長兼科學社社長,還創辦中國最早之一的科學期刊《科學》。從美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後歷任南京東南大學副校長、四川大學校長。從這一簡歷看,任鴻雋是一標準的“科技男”(這也正符合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兩大要素“科學”與“民主”)。但那時的學人,往往是通才,即便是“科技男”,其中國的古典修養以及在國外留學所形成的外國文學修養,都一定是杠杠的。1918年某天,任鴻雋致信胡適。在肯定並讚揚了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火注,該文載《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1918年4月)後,就一些具體話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任說“就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認白香山是詩人,大致也不能不承認杜工部是詩人。”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除了堅持《文學改良芻議》(1917、1)的“八不主義”外,又加了4條: 1、要有話說,方才說話;2、有什麽話,說什麽話; 3、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4、是什麽時代的人,說什麽時代的話。這些都是任讚成和肯定的。任針對胡的話是這一段:“我們為什麽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兩首詩是用白話作的。為什麽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作的。為什麽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作的。為什麽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余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於是任接著他的前一句說:“要承認杜工部的《兵車行》《石豪村》是好詩,大約也不能承認《諸將》《懷古》《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詩。”

“要承認杜工部的《兵車行》《石豪村》是好詩,大約也不能承認《諸將》《懷古》《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詩。”就是這一句,惹到了胡適。下面是胡適批杜的話——請允許我分條列出:

——《聞官軍》一首的確是好詩。之所以好,是他用白話(火案:在唐一代,是中國白話發展的一個重要時代,連當時的佛經轉譯成漢文,也多用白話譯出)寫出當時的高興。不過“‘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便有點做作,不自然了。”

——《諸將》五首,在律詩中可算得是革命的詩體。但是“律詩究竟是不配發議論,故老杜的這五首詩可算得完全失敗。”譬如“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就“實在不通”。

——《詠懷古跡》五首,“也算不得好詩”。譬如“三峽樓台掩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胡說此聯“實在不象話”,又說“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句“是律詩中極壞的句子”。胡還接著說;此聯“上句無意思,下句是湊的”。還說如“志決身殲軍務勞”等句“文法上便不通了”。

……

杜詩,中國詩歌史上無論出於什麽原因,都是繞不過的大山。在唐一代,已經有了對杜詩發難的聲音(其實這很正常,因為,沒有一部文學作品是不可以批評的)。不然韓愈不會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這樣怒懟而憤激的話語。不過到了宋,杜甫及杜詩顯然超過了唐代所有的詩人和詩作的影響和地位,宋的“千家注杜”現象,便可以表明。這也許跟黃庭堅學杜詩有關,也與黃庭堅認定的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有關。而剛好是黃庭堅的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的話語,激怒了五四新文化開山鼻祖們的“八不主義”。杜詩裡的用典與精致且又嚴格的對仗,與胡適們的“不用典”、“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可用俗語”等主張格格不入。因此,胡適拿杜詩裡的律詩開刀,便在理在情。不過,胡適為什麽不拿律詩最成熟的也是頂峰的《秋興》八首開刀呢?首先、八首的格律最為後人稱道;其次、每一首都用典,而且一聯裡就用兩個典(如“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這還是最拗的,最拗當數八首最後一首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如果按胡適認為的“三峽樓台掩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都實在不象話的話,那麽“香稻”怎能可“啄餘鸚鵡粒”,“碧梧”怎麽成了棲息老樹的“鳳凰枝”。這不是亂扯嗎?連植物/動物都不分、連動詞/名詞都不分、連謂語/賓語都不分,老杜還是詩人嗎?《秋興》八首還是中國詩歌史的皇冠嗎?

顯然,胡適批杜詩有些矯枉過正了。特別是胡適批“獨留青塚向黃昏”更是莫明其妙。胡適說:“‘青塚向黃昏’,難道不向白日嗎?”這樣的批評就如後人批“春江水暖鴨先知”的難道鵝不可以先知嗎的故事一樣,幼稚,甚至於可笑。誠然,胡適批杜詩建立在他“不用典”、“不對仗”、“說白話”等的新文化革命的理論之上,但具體到某首詩來,如被詩歌詩一爭爭執不休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等詩句來看,便有些緣木求魚了(文革期間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裡的揚李抑杜的源頭是否來自胡適的批杜?)。儘管胡適在實踐陳獨秀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方面,推波助瀾,身體力行,做出了許多別人不可替代的功績(甚至可以說是“豐功偉績”),但就具體到批杜詩來說,胡適要麽是故做驚人之語,要麽是胡適那時還不太懂得杜詩的意義和價值。包括杜詩的社會意義和杜詩的美學意義,以及杜詩在中國詩史上的格律學意義。(2018/10/14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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