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與中情局在法國：一場文化冷戰

不久前，法籍保加利亞裔哲學家、文學評論家、精神分析學家克里斯蒂瓦被保加利亞指控為保加利亞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情報機構的代理人，該機構和前蘇聯情報部門克格勃聯繫甚密。據保加利亞方面披露的消息稱，克里斯蒂瓦的代號為“薩賓娜”，雖然她從25歲起就定居法國，但從1971年起，她開始為保加利亞和克格勃方面提供海外進步組織的相關情報。克里斯蒂瓦本人否認了這一指控，並認為這是對她的“蓄意傷害”。

無獨有偶，冷戰時期在知識界興風作浪、大搞文化冷戰的不止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去年，一份解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就顯示，美國方面有意識地利用法國理論界的“右轉”傾向，嘗試瓦解風頭正勁的“知識左翼”。他們扶植了不少文化藝術機構，利用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的言論與著述，推動法國學界的理論轉向，包括福柯、列維-斯特勞斯以及雷蒙·阿隆都被認為是CIA利用的對象，薩特、加繆等人則被美國方面視作眼中釘。而有關加繆的死是否為克格勃所為，至今眾說紛紜；薩特則一方面受到美國方面緊盯，但蘇聯人也並不打算放過他。

科耶夫：“我想知道歷史是如何發生的”

在克里斯蒂瓦之前，最有名的“共諜”學者或許要屬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科耶夫生於俄國，原來的姓氏是科切夫尼科夫（Aleksandr Vladimirovič Koževnikov），家境富裕，他還是著名藝術家瓦西裡·康定斯基的侄子。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自稱“共產主義者”的科耶夫因為在黑市倒賣商品獲罪，差點被判死刑，而他最終也逃離祖國，來到德國的海德堡，師從卡爾·雅斯貝爾斯。科耶夫在1933年移居法國。他在法國講授的黑格爾課程吸引了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包括巴塔耶、拉康、布勒東、梅洛-龐蒂、雷蒙·阿隆等等，而他的講稿據說是當時法國學界最為炙手可熱的讀物，薩特和加繆都是其忠實讀者。

在學術上，科耶夫以他對黑格爾的解讀名揚四海，他的《黑格爾導讀》一書基於他在法國講授黑格爾的著作（主要是《精神現象學》）的課程內容。科耶夫最為著名的觀點要屬他對“歷史的終結”一說的闡發，他認為“主奴辯證法”表明了歷史與欲望之間的關聯：歷史始於欲望，歷史的發展推動欲望的滿足，而當所有欲望都得以滿足時，歷史也就終結了。科耶夫認為黑格爾生錯了時代，錯把拿破侖當作終結歷史的那個人，在他看來，史達林才是最終推動歷史走向終結的人物，是“工業時代的拿破侖”。也因為他對史達林的評價，科耶夫被認為是一個史達林主義者。

科耶夫並不滿足於紙上談兵，尤其在戰後，他幾乎再也沒有從事過哲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他曾說過自己“想知道歷史是如何發生的”，因此選擇步入政壇。二戰結束那一年，他還寫了《法國國是綱要》，並在好友馬若蘭（Robert Marjolin）的安排下，進入戰後的法國政府，從事經濟與外交工作。科耶夫的外交才能自此得以發揮，法國前總理雷蒙·巴爾（Raymond Barre）就曾經稱讚過科耶夫的談判能力。此外，科耶夫還被認為是歐共體的幕後推手之一，隻不過他在1968年因病死於布魯塞爾的一場共同市場會議，沒能親眼見證歐共體的誕生。

1999年，法國的《世界報》刊文稱，法國國土情報檢測局（DST）根據從前蘇聯獲得的檔案資料，確認了幾位在法國國內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其中就包括長期供職法國政府的科耶夫。DST拿到的檔案來自傳奇克格勃特工瓦西裡·米特羅欣（Vasili Mitrokhin），他在1992年叛逃時還攜帶了六大箱機密檔案一同逃往英國。

在科耶夫之前，密特朗時代的法國國防部長夏爾·埃爾尼（Charles Hernu），就曾在1996年被法國《快報》的披露文章中被揭穿其前蘇聯駐法國代理人的身份。而根據米特羅欣的秘密檔案和《世界報》的報導，科耶夫和埃爾尼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一同在法國經濟事務部門成為同事。從1953年3月開始，埃爾尼就向保加利亞駐法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發送相關報告，而在冷戰年代，鑒於保加利亞與蘇聯的關係，這份報告以及後來埃爾尼提及的情報最終都會被傳回莫斯科。根據解密的檔案，科耶夫被認為在埃爾尼與克格勃的聯絡網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雖然關於科耶夫間諜工作的具體描述並沒有被披露，但也有媒體對科耶夫如何展開間諜活動進行了幾番揣測。科耶夫曾經在1957年和1967年兩次前往蘇聯訪問，他的蘇聯之旅很有可能伴隨著極為隱蔽的情報交換工作；科耶夫的間諜身份也被認為得到了蘇聯當局的高度重視與保護，或許只有蘇聯當局的最高長官人和克格勃的負責人才知曉他的間諜身份以及行動代號。

而一些觀點則認為，科耶夫作為克格勃間諜（如果指控屬實的話）得以在法國施展拳腳且不被揭穿身份，也得益於戴高樂主義的施行。戴高樂主義主張法國獨立自主發展，被認為包含著一定程度的反美因素。戴高樂時代的一位安全顧問康斯坦丁·梅爾尼克（Constantin Melnik）甚至說，比起其他政治運動，戴高樂主義的推行使得戴高樂政府裡混進了大量的蘇聯情報人員，不少知情人士對此也是攔都攔不住。而克格勃方面也極為重視對法國的滲透，在他們看來，這個國家有著深厚的革命傳統，顯然是可以大加利用的；而在法國學界，他們的知識左翼影響深遠，再加上戴高樂主義背後的反美立場，冷戰時代蘇聯安插在法國的特工數量可能多得超乎想象，這一切都是為了盡可能地破壞法美關係，讓法國疏遠北約盟友們，並加強法蘇的往來。

也有科耶夫的擁躉質疑米特羅欣檔案的真實性，認為對科耶夫的指控過於草率。有一部分人就拿出了美國學者阿蘭·布魯姆對科耶夫的讚揚為例，稱像布魯姆這樣的右翼學者都如此讚賞科耶夫，後者又怎麽可能為蘇聯賣命。但這樣的辯護似乎也並不可靠，因為科耶夫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個史達林主義者，雷蒙·阿隆也曾說過他具有對故國的愛國主義熱忱，照這麽說來科耶夫為蘇聯賣命也並非不可能。總的來說，科耶夫的面貌複雜，身份繁多，他是“共產主義者”、“史達林主義者”，又是被驅逐出境的俄國小資，他是精通黑格爾的哲學大師、一代法國學者的啟蒙者，又是法國政府高官、歐共體的締造者之一，他還極有可能是前蘇聯間諜，或許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觀察歷史如何發生的“遊戲”吧。

誰殺了加繆？

就在前蘇聯在歐洲進行大規模滲透的同時，冷戰的另一方美國也並沒有袖手旁觀。根據已經被公開的CIA以及FBI檔案顯示，美國對於法國知識界也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滲透，甚至借助相應的基金組織為包括以賽亞·伯林、雷蒙·阿隆、漢娜·阿倫特在內的眾多知名學界人士提供資助，並左右了法國知識界的右轉風氣。

當時法國知識界的左翼立場之甚，甚至到了為史達林時期的大清洗辯護的地步。這種辯護雖然可以理解為對蘇聯在戰勝納粹德國過程中的付出所進行的一種褒揚，以及左翼人士對於自身信仰在戰後走向現實的樂觀情緒，但也給了美國方面進行文化冷戰的可趁之機。大清洗的存在，以及部分左翼人士的辯護之詞，讓美國多了一張“人道主義”牌可以打。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日瓦戈事件”。在蘇聯國內收緊輿論、嚴管意識形態的背景下，《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也因為其人道主義立場而遭到軟禁，他的情人被關進莫斯科盧比揚卡監獄遭到非人的折磨。《日瓦戈醫生》被蘇聯官方認定為反動小說，禁止出版，但書稿卻最終流到國外，並被資本主義陣營加以利用，他們（據信是CIA主導）對這本書極盡包裝之能事，把帕斯捷爾納克和《日瓦戈醫生》宣傳為揭露蘇聯非人道面貌的先鋒，甚至把書稿換上《聖經》封面，輸送到社會主義陣營中。

在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一年，也就是1957年，他同樣進入了提名名單，那一年的獲獎者是阿爾貝·加繆，一位前法國共產黨員，後來則以存在主義、人道主義立場的著作風靡各地。加繆獲獎後提到了“偉大的帕斯捷爾納克”，這也被不少人認為是促使後者得以在翌年獲獎的助推劑。在獲獎之後沒多久，加繆在法國死於一場車禍。

儘管加繆不像科耶夫或者克里斯蒂瓦那樣遭到間諜指控，但他作為當時知識界、文化界的明星人物，同樣受到了多方關照。前FBI負責人胡佛就曾經在監視薩特的同時，把目光投向當時還和薩特身處同一戰線的加繆。早在1946年2月，胡佛就要求相關的FBI探員對加繆展開調查，要求弄清楚加繆的身份、背景以及相關活動。而至少在這一時期，加繆依然是親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在當時甚至認為反共產主義的立場或許意味著獨裁政治的出現。

但在1952年，加繆和薩特決裂，其中一個分歧點就在於他們對蘇聯的看法。加繆開始質疑左翼人士所暢想的烏托邦的可能性，並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批評左翼人士對蘇聯非人道主義行徑閉口不談的行為，反對蘇聯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據說加繆曾經對時任蘇聯外交部長謝皮洛夫大加嘲諷，激怒了後者，而他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高度評價更是讓蘇聯方面極為不滿。在加繆因車禍英年早逝之後，也出現了不少“陰謀論”，其中一個說法就是，加繆的車禍並非意外，而是克格勃乾的。

這一說法出自捷克詩人揚·扎布拉納（Jan Zábrana）的日記，日記中記錄了他所聽聞的加繆死亡“真相”，在謝皮洛夫的授意下，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們對加繆所乘坐的汽車動了手腳，造成後者車禍身亡。消息經由意大利《晚郵報》刊出，並被英國的《衛報》轉載，引發了不小的轟動。但《衛報》的報導同時也援引了一位加繆傳記作者的觀點，稱雖然製造車禍實行暗殺的手段是克格勃的慣用伎倆，但他還是很難相信扎布拉納所言屬實。《紐約時報》甚至刊文直言克格勃暗殺說是“荒謬的”。

而縱觀加繆的一生，他也不像薩特那樣有著鮮明的政治立場，更不會像雷蒙·阿隆或者科耶夫那樣投身政界，在他的文字裡更多體現出來的還是人道主義立場，這也是加繆能夠在逝世多年後仍然擁有一大批讀者粉絲的原因所在。隻不過，處在冷戰年代的加繆，作為文化界的明星人物，更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文化冷戰的暗流中，注定難逃被監視、調查乃至利用的境地。

薩特的弱點，與被審查的存在主義

讓-保羅·薩特，這位加繆曾經的友人，畢生都是一個左翼人士，並曾經極力擁護蘇聯和他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儘管在晚年他的擁蘇立場有所轉變，並在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對蘇聯大加斥責。在此之前，薩特正因為對蘇聯的態度不同導致他和加繆的分道揚鑣。而在蘇聯大肆在西歐知識界進行滲透的年代裡，儘管並非間諜，但薩特所起到的作用卻不亞於一個蘇聯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薩特和他的伴侶波伏瓦曾經訪問過蘇聯和中國。而他在1962年第二次訪問蘇聯的時候，曾經與接待他和波伏瓦的向導與翻譯，蘇聯作家聯盟的成員利娜·佐尼娜（Lena Zonina）有過一段戀情。與1954年的第一次蘇聯之旅不同，薩特的第二次蘇聯之旅顯得更加“自由”，他們被允許接觸蘇聯的普通人家，還可以和蘇聯知識分子親切交談，赫魯曉夫甚至還允許《新世界》雜誌刊登當時還不出名的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選段，在此之前描繪古拉格的作品都是一律不允許見報的。蘇聯方面的精心安排讓薩特產生了蘇聯正在不斷“解凍”的感覺，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又興奮。

根據Carole Seymour-Jones的《危險關係》（A Dangerous Liaison: A Revelatory New Biography of Simone De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一書，薩特與佐尼娜的戀情也在此時萌芽，這位當時西方知識界的風雲人物，突然就在蘇聯陷入愛河。佐尼娜曾經告訴薩特他可能只是愛上一個“俄羅斯母親形象”，一個“幻影”，可薩特的答覆卻是他愛的就是佐尼娜其人。佐尼娜作為蘇聯官方組織人士，也被不少人認為是克格勃安插在薩特身邊的特工，但在薩特看來，這都是不值一提的謠傳罷了。佐尼娜在薩特面前表現得並不“愛國”，甚至對蘇聯當局頗有微詞。兩人之間的鴻雁往來也相當頻繁，但受限於蘇聯當局的審查制度，只能夠托友人傳情，甚至還要靠波伏瓦的手稿和收信地址打掩護。

但事實上，蘇聯當局不可能對此事一無所知。根據波伏瓦的回憶，在她和薩特下榻的蘇聯酒店裡，遍地都是克格勃的眼線。在蘇聯當局看來，薩特與佐尼娜墮入愛河完全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尤其薩特的多情，也被克格勃方面認為是值得利用的弱點。第二次蘇聯之旅讓薩特實質上成為了蘇聯當局的傳聲筒，他所感受到的自由、開放的蘇聯，被他不斷地推銷給後來遇到的每一個友人。

而在薩特化身蘇聯正面形象傳聲筒之前，他和存在主義也得到了美國方面的特別關照。鑒於薩特的左派立場，FBI加強了對薩特等人的審查。事實上，在二戰結束之後，美國情報機構裡有著不少薩特和加繆的擁躉，他們也嘗試開展行動拉攏這兩位左翼人士。不過，對於FBI的頭頭胡佛來說，他必須弄清楚存在主義到底是不是共產主義的衍生品，以及存在主義是否具有某種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在這一點上，FBI對薩特所采取的監視與審查工作，簡直就像是“哲學警察”一樣。甚至有美國特工嘗試竊取薩特和加繆的手稿，但他們並沒有對這些文字進行深度閱讀。在文化冷戰非黑即白的鮮明立場面前，哲學和文學的張力多少讓特工們無所適從。

令人意外的消息還包括美國人在調查肯尼迪總統遇刺案時列出的幕後黑手名單，名單上包括CIA、胡佛和FBI、林登·約翰遜、卡斯特羅、意大利黑手黨等等，而由於薩特曾經與一個古巴共產主義組織過從甚密，加上被認為是凶手的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也與該組織有關聯，薩特竟然也被懷疑是刺殺肯尼迪的嫌犯之一。當然，在1963年11月22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當天，薩特或許就呆在巴黎，隻不過他的左翼立場給了陰謀論以發揮的余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鑒於他對共產主義的擁護，薩特有大半輩子的時光都生活在美國人的密切監視之下，當然，也生活在蘇聯人寸步不離的目光之中。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