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舒傑
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西遊記》長期以來被視為民族瑰寶，頗受追捧。雖非兒童文學，卻影響中國兒童極深。
但在筆者看來，《西遊記》全書文本，用語粗俗，價值觀混亂，義理層面與現代人文精神相去甚遠，可以說是糟粕多於精華，濫俗蓋過風雅。
這種作品，實在不適合推薦給孩子們閱讀。
文本語言粗俗，情節邏輯不清
對於中國古典小說，魯迅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評論：
“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成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路線上出世。”
中國古典小說（話本），多數只是說書人糊口吃飯的工具。閱聽人的文化水準，決定了小說文本在語言層面的局限，比如，用詞粗俗，高度口語化，行文中充斥著語言暴力。
從話本到小說，《西遊記》的文本，曾被明代文人刻意修訂過，增加了大量富有戲劇張力的“鋪張表達”。不過，這種修訂，並未將文本充分淨化。比如，第六回《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一章，大量出現諸如“妖猴、猴精、這廝、那廝、潑猴、猢猻、畜生”等侮辱性名詞，光“妖猴”一詞，使用頻率就高達12處。
當然，這些侮辱性名詞的大量使用，也可以解釋為小說文本風格的“客觀需要”。
更嚴重的文本問題，在於故事情節的邏輯銜接。
話本的客源存在流動性。為了讓每一個新來的客人能夠快速、順利進入當晚說書中的具體內容，而不會因未聽過之前的內容而感到陌生和突兀，往往只好犧牲小說情節發展的內在邏輯。即便經過了文人的修訂，轉化為章回體小說，這種故事情節的邏輯銜接方面的問題，仍未能完全彌合。
比如，在李疇九看來：
“不管怎麽說，（《西遊記》）前七回是一個獨立的神魔故事，它和取經故事的情節沒有內在的聯繫，作者雖然竭力進行了綴合，但由於構成藝術情節的矛盾關係的性質並不相同，所以給讀者的印象，仍然是兩截子，兩個不同的故事，綴合並沒有使它們完全融合成一體。”
趙毅衡也認為，《西遊記》是一部“線索散漫，情節邏輯不清，但精彩的片斷很多”的作品。
圖：人民文學版《西遊記》
除了情節缺乏邏輯，書中還洋溢著許多不必要的血腥快感。
《西遊記》在講述唐僧身世之謎時，有如下交代：唐僧原為陳光蕊和滿堂嬌之子，陳光蕊被劉洪謀害，滿堂嬌夢中產子，將唐僧放於江流之中，留血書以明正身。唐僧為金山寺長老搭救，取名江流兒，法名玄奘。江流兒長大之後，始知身背血海深仇。已入佛門的玄奘，抑製不住胸中燃燒的熊熊怒火，秘密潛入江州城和滿堂嬌相認，開始了自己的復仇之路。在其母指引下，通過私人關係，經丞相殷開山引薦，向唐王乞兵討賊。劉洪及其同黨被抓獲後，並不經正常的審訊程式，而是直接“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狀”。
然後，同黨被凌遲，丞相、小姐與玄奘三人將劉洪押往江邊，親自動手：
“活剜取劉洪心肝，祭了光蕊”。
多麽血腥的情節。
做了18年和尚的唐僧，親自動手挖出了仇人的心髒。這種處決仇人的方法，已遠離了法律正義，幾與暴虐無異。如論者所言：
“劉洪的死是必然的。但是他的死法卻是私人的、隨意的、任意妄為的。劉洪該死，但是缺乏有效約束的社會讓他死得很慘，很沒有人道。”
如此是非不分的文本，顯示了《西遊記》的整理者對何謂人格、何謂生命、何謂正義，並無多少認知。遍觀《西遊記》諸章節，也很難找到追求人的自我價值、追求人性尊嚴之美的相關內容。
圖：電視劇《西遊記》中，唐僧的生母滿堂嬌
孫悟空追求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孫悟空是《西遊記》所塑造的最深入人心的文學人物。
自1978年以來，學術界關於孫悟空這一文學形象的討論，已不再是禁區。多數意見認為，《西遊記》中的孫悟空：
“積極樂觀，勇敢無畏、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等美好品德，反映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民族性格和傳統文化中的精華。”
孫悟空嚴重的反社會人格及行為，也多被解釋為：
“其強烈自尊、重視自我、追求、’不受人氣’的個性在那樣一個社會的價值與力量。”
甚至有學者撰文，稱頌孫悟空是一隻“自由主義的猴子”。
孫悟空當然不是什麽自由主義者。事實上，他的所作所為，鮮有值得稱道之處。
要解析孫悟空的文學形象，我們還是要回到文本當中去，從行、言兩部分來探究孫這個人物的真正形象。
先以行論之。
孫悟空最被津津樂道的對統治者的反動，主要集中在西遊故事的前半部分。在第六回中，玉帝和觀音菩薩的對話，基本廓清了孫氏造反的主要脈絡：
“當時生出，即目運金光，射衝鬥府。始不介意，繼而成精，降龍伏虎，自削死籍。當有龍王、閻王啟奏，朕欲擒拿，是長庚星啟奏道：‘三界之間，凡有九竅者，可以成仙。’朕即施教育賢，宣他上界，封為禦馬監弼馬溫官。那廝嫌惡官小，反了天宮。即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詔撫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有官無祿。他因沒事乾管理，東遊西蕩。朕又恐別生事端，著他代管蟠桃園。他又不遵法律，將老樹大桃盡行偷吃。及至設會，他乃無祿人員，不曾請他；他就設計賺哄赤腳大仙，卻自變他相貌入會，將仙肴仙酒盡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禦酒若乾，去與本山眾猴享樂。……”
“造反有理”的時代已經遠去，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的造反都有理。在天庭和孫悟空的這樁公案之中，孫悟空該壽三百四十二歲，卻憑強力銷去生死簿；德行不彰、寸功未立，卻憑強力讓天庭招安封官入了仙籍；……對比之下，主要的過錯方，並不在天庭。
孫悟空三反天庭，對人間造成的破壞，一次比一次大。第一次勾銷人間陽壽，把正常的生老病死變成紙上兒戲；第二次偷吃蟠桃，大鬧蟠桃大會，視規則法紀如無物，引發神魔大戰，花果山生靈塗炭；最後一次大鬧天宮，踢下煉丹爐，將下界變成人間煉獄。
他第一次造反，訴求是不想死；第二次造反，訴求是嫌官小；第三次造反，是不願意受法律制度的約束。其不斷撕毀自己和天庭之間的契約關係，直可謂無法無天，毫無信用和道義意識。
孫悟空追求的是“齊天”，而不是什麽人性解放和個體自由。他不是什麽“自由主義的猴子”，他拒絕接受任何秩序的約束。
圖：1960年代紅極一時的卡通片《大鬧天宮》
再以言論之。
孫悟空本人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他崇拜強者，嗜用暴力，因為他信奉“強者為尊應讓我，英雄隻此敢爭先”。他皈依佛門，不是因為認同佛理，願意遵行正義，只是因為如來的手段比他強，只是因為觀音許諾他“修成正果，泥塑金身”。
他反天庭，也不是因為他嫉惡如仇、對天庭的殘酷統治深惡痛絕（小說對天庭在人間的統治著墨並不多），也不是因為他向往更高尚的政治秩序。他只是不願意受現存秩序的約束，如其所言——“今番不服你管了”。
為了不受秩序的約束，他並不拒絕做一個皇帝。他曾說出這樣的話：
“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
在孫悟空這裡，作為“尊強”的權力，是不帶任何屬性的。符合他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則是壞的。
孫悟空要的自由，實際上是反自由主義的。
自由主義的核心，是用權利來替代德性，寓自由於法律，在法律框架下保障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如蔣夢麟在美國所觀察到的那樣，真正的自由是：
“法律範圍之內的自由，理智領域之內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美國導演昆丁·塔倫蒂諾在《被解救的薑戈》中，借薑戈教父之口，為其命名freeman，而不稱其為liberman，正是闡發此意。這種自由確實不受法律統治，但一樣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實在是一種非常低級的自由。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談到中國人自由過剩，所批判的具體對象，恰恰是這種孫悟空式的無法無天的自由。
簡言之，縱觀《西遊記》全書，既未見自由，也未見正義。從頭至尾，都是不正義之事，都是不正義之人。《西遊記》實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義之事的大百科全書。其中既讀不到人性，也讀不到神性，只有獸性和獸行，只有吃人的慘劇。孫悟空作為一種無法無天的典型（lawlessness），不願意接受任何社會秩序的約束。他那種所謂的自由，是一種傷害他人利益的自由，是一種戳破了群己邊界的自由。
《西遊記》這種作品，還是少給孩子們看的為好。
圖：六小齡童飾演的孫悟空
參考資料：魯迅，《我怎麽做起小說來》，1933年3月5日。收錄於：《魯迅全集》，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第463頁。吳承恩，《西遊記》，嶽麓書社，1994。洪秀全，《天父詩》。周先慎，《孫悟空形象的時代精神和文化意蘊》，《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楊子彥，《孫悟空形象演變與人的社會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3）。唐小兵，《民國留學生的美國意向》。李疇九凡，《〈西遊記〉與社會現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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