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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後教師群像:鄉村教師獲得補助 部分民辦老師擔憂收入減少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 陳潔 實習生 張惠蘭 徐欣宇 廣州報導

9月10日,一年一度的教師節來臨。

儘管剛剛開學不久,但隨著“雙減”的落地,2021年的這個教師節,很多老師和以往相比有頗多不一樣的體驗。

“現在我們每個老師布置作業都會寫一個平均完成時間,科任老師之間會協調。而且還不會把學生作業時間填滿,會留出半小時左右的時間讓他們運動和休息。”作為成都一所私立中學的初二數學老師,羅鵬(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

根據教育部的最新規定,初中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90分鐘。不過,作業的減少並不意味著教師工作量的降低。羅鵬指出,現在布置作業上會著重“少而精”,需要他額外花時間去篩選題目。

儘管在“雙減”之下,不少老師的工作時間更為靈活。廈門一所民辦小學四年級語文老師許琴(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民辦老師的工資與學生學習的成績密切掛鉤。“從‘雙減’帶來的時間自由方面來說,我可以早點下班,但我的工資會出現浮動。”

鄉村教師獲得補助

9月8日,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教師隊伍建設進展成效、國家支持教師隊伍建設有關工作和第37個教師節系列宣傳慶祝活動安排。

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任友群在發布會上介紹,根據最新統計數據,現在教師總數已經達到1792.97萬人,比上年增加60.94萬人,增長3.52%,分學段看,其中,特教教師增加6.11%,幼兒園教師增加5.44%,高校教師增加了5.34%,這三類教師增幅是最大的。

相對來說,中小學老師的數量增幅較低,而且整體來看男性教師的比例偏低。

9月8日,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援引教育部數據稱,近年來中小學教師隊伍中男性教師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019年小學、初中、高高職任教師中,男教師佔比分別為29.98%、42.20%、45.27%,相較於2015年分別下降了6.29個、4.27個、3.39個百分點。

報告進一步對就業不滿群體的不滿意原因分析後發現,收入低(77%)和發展空間不夠(50%)是最主要的兩個原因。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後了解到,各地中小學老師的收入差距頗大,而在“雙減”之後,老師們的收入也會出現浮動。

作為成都排名中上水準的私立中學教師,羅鵬一年的收入在15萬到18萬之間。其中,補課給他帶來的收入一年在2-4萬元。“我的收入要看那屆學生的質量,由底薪+績效考核+津貼構成,我們是算課時的,年底有獎金,學生獲獎之類的有補貼。現在沒有補課的費用,收入估計會減少一些。”

同為民辦學校的老師,許琴也認為自己的收入會有一定浮動,因為民辦學校根據學生成績來評定老師工資高低。

“公辦的工資比較固定,按課算;民辦按‘人頭’算,不同的學生數量收入不同。民辦老師的工資有一部分是和學生報課後延時的人數有關。比如我這學期新帶一個班,報的人數比較少,工資就減少了一半。現在‘雙減’上課的量不得不減少,延時又不是強製的,老師不能統一做一些課外輔導,這不利於孩子對知識的吸收。”許琴說。

相對來說,“雙減”之後一些公辦中小學老師的收入,有望得到一定提升。

一位福建漳州的初一老師李靜(化名)對21世紀經濟報導指出,作為一所農村的公辦學校老師,她工資、績效、補貼、獎金加起來,每個月打到卡裡大約3300元左右。

“‘雙減’課後服務補貼估計也不多,儘管數額並沒有通知,但我沒有期待增加多少錢。”李靜說。

在上述發布會上,根據教育部的數據,截至到2020年底,中西部22個省份725個原連片特困地區縣全面實施了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覆蓋約8萬所鄉村學校,受益教師129.8萬人,人均月補助金額平均375元。

在中央獎補政策的帶動下,2020年全國有1056個非連片特困地區縣也實施了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地方投入資金達到141.8億元。

教師期待工作“降壓”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雙減”並不意味著老師的工作壓力降低。

在“雙減”之後,有中小學老師在採訪時指出,之前課外培訓機構、家長的壓力,很多現在都轉移到老師身上,希望工作能“降壓”。其中一個關鍵是,儘管開展課後服務,也不能強製增加老師的工作時間。

李靜表示,作為班主任,新學期增加了課後服務,她的工作時間一天增加了兩個小時。

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提出,引導學生自願參加課後服務。課後服務結束時間原則上不早於當地正常下班時間;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學校應提供延時託管服務;初中學校工作日晚上可開設自習班。學校可統籌安排教師實行“彈性上下班製”。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21世紀經濟報導指出,“雙減”導致部分教師工作量增加,首先要確保教師休息的基本權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勞動法的規定;其次,教師可靈活上下班,要根據教師的工作需要而非學生在校時間來安排。

“我建議要適當的考慮增加教師的編制,從而增加教師數量,同時引入一些社會相關機構來參與課後服務。”儲朝暉表示。

另一個壓力是,“雙減”之後,如何與家長和學生更好的溝通。

一位漳州民辦小學老師林琳(化名)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指出,如果“雙減”僅僅在學校推進,作用是不大的。

“我應該算是家長眼中比較好的老師,但是我發現只要哪天我不教這個孩子,他就又打回原形。想要真正去幫助孩子,肯定要從家庭入手,但很多家長只看分數,因此‘雙減’真正落實下去,老師壓力是挺大的,在做好學生教育的同時,也要做好家長方面的工作。”林琳說。

李靜認為,不要“神話”教師職業。她認為學校的教育並不能對學生做到非常重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家庭環境的塑造。

“在農村,我發現很多家長都是在孩子讀初三下學期的時候,突然想起來今年孩子要中考了,趕緊打電話問一下孩子怎麽樣,能不能上高中,頭兩年家長都處於缺位的情況。”李靜說。

羅鵬對此相對坦然,他表示現在考試少了,他作為老師會更主動地去和家長溝通,也了解學生的家庭情況,包括在家的學習、娛樂時間之類的。在學校羅鵬就針對性的開一些主題班會,而不是之前的常規總結。

“我當老師,也要去了解學生的生活,我試過刷抖音、b站,感覺就是和他們打成一片,才更容易和他們做朋友,亦師亦友的關係是我比較推崇的。”羅鵬說。

整體來看,很多中小學老師也深刻的感受到壓力過大,對於孩子成長的不利。

林琳認為“雙減”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接待了一對夫妻,他們孩子已經很優秀了,在家裡被奶奶訓斥完以後,她情緒崩潰了。後來她說因為暑假媽媽一直讓她補課,每天都補,一點喘氣的時間都沒有,這讓我覺得‘雙減’太重要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表示,要讓減負能夠落地,必須首先減輕中小學老師的負擔。如果地方仍然用考試分數和升學率,來評價老師的教學水準,“雙減”反而有可能增加老師的負擔。

“要落實和擴大學校和老師的自主權,讓老師的精力都投向教育和教學,如果老師仍然面臨功利性的考核指標,是很難轉變課堂教學方式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規定考試的次數,還是規定作業的量,但最終學生的負擔恐怕很難有效減輕。”熊丙奇說。

他認為,有一些老師認為延長課後服務,影響到自身的休息權利,負擔進一步加重。這時,就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師資隊伍,並給予充分的經費保障。

8月30日,在教育部介紹秋季學期中小學教育教學工作及“雙減”“五項管理”督導有關情況的發布會上,提出課後服務也可以聘任退休教師、具有資質的社會專業人士或志願者參與,並充分利用好少年宮、青少年活動中心等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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