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許多國家的博物館中，人們都能看到來自中國同一個地方的文物，例如，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持香爐菩薩跪坐像》：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釋迦佛前生獻花像》和《伏羲女媧圖》：
曾藏於德國的誓願圖：
你或許想不到，這地方就是吐魯番。
如今，說起吐魯番，人們往往會想到甜美的葡萄，西遊記中的火焰山，或者頻繁刷新紀錄的中國“熱極”。至於有著千年歷史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高昌石窟……卻鮮為大眾所知。
在學術研究領域，吐魯番常常與敦煌並稱。季羨林先生曾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寫道：
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
但大眾終究隻記住了敦煌，記住了莫高窟，吐魯番的歷史與文化卻在被“遺忘”。
遺忘並不代表失去，吐魯番的故城，吐魯番的石窟，吐魯番的一草一木仍無聲地述說著這塊文明交匯之地曾經的繁榮與滄桑。
交河故城
吐魯番歷史的縮影
出吐魯番市以西差不多十公里，便可以到達交河故城。交河城建在30米高的懸崖之上，三面環水，易守難攻，從高空俯視，宛如一葉扁舟。順著緩坡步入故城，荒涼肅殺的氣息撲面而來，斷壁殘垣整齊交錯排列，依稀可見看見當年的威嚴與繁榮。
《漢書·西域傳》中記載：“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城下，故號交河。”結合已有考古發現和史書，可以推斷交河城在約公元前3世紀由居住在吐魯番地區的車師人建成，車師前國定都於此。
千年來，這裡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吐魯番歷史上風雨飄搖的縮影。
據《漢書·西域傳》記載，50多年之間，西漢王朝與匈奴右部就在交河地區有5次大的爭奪，歷史上稱“五爭車師”，小的衝突更是不計其數。東漢時期，中原王朝也曾三次出兵車師與匈奴交戰。
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車師問題，保證絲綢之路暢通，從西漢起，中央政府在交河城設定戍己校尉，負責西域戍邊開發和囤集兵馬。由此交河城在西域諸城中的地位水漲船高，一直持續到西晉時期。
公元450年，車師前王在北涼王族沮渠氏的圍攻下棄城而走，車師國就此謝幕，但交河城仍然是西域最重要的軍事堡壘之一。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麴（qū）氏高昌國後，交河一度成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安西都護府所在地，迎來了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這裡也是唐朝邊塞詩人魂牽夢繞之地，李頎在《古從軍行》中曾用“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描繪交河城邊壯美肅殺的景色，杜甫也有“戚戚去故裡，悠悠赴交河”的詩句。著名邊塞詩人岑參更是用“交河城邊鳥飛絕，輪台路上馬蹄滑。”“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歸叵羅。”“繚繞斜吞鐵關樹，氛氳半掩交河戍。”“曾到交河城，風土斷人腸。”等諸多詩句述說自己在交河城的見聞和感受。
——在唐詩中，交河城成為代表西域的最重要符號。
但戰爭終歸是交河城的主旋律。
唐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攻陷交河城，幾年後交河城歸入漠北回鶻勢力範圍。唐鹹通七年（公元866年），西州回鶻建立，交河仍是軍事重鎮，但也至此一蹶不振。
伴隨著連年的戰火，交河城先後受控於西遼、蒙古、元朝、東察合台汗國，最終在明洪武21年（公元1388年），東察合台汗國大汗黑的兒火者率軍對吐魯番地區發動殘酷的征服戰爭，當地軍民頑強抵抗也難逃毀滅的宿命。
吐魯番博物館藏乾屍
交河城被征服者付之一炬，千年古城一夜化為廢墟，至今城牆上仍有焚燒的痕跡。明洪武吏部員外郎陳誠出使西域時路過已被焚毀的交河城，曾感慨地吟詩一首：
沙河二水自交流，天設危城水上頭。
斷壁懸崖多險要，荒台廢址幾春秋。
高昌故城
玄奘西行最後一難
高昌故城坐落於吐魯番市東約40千米的哈喇和卓村，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頭溝溝口約6.5千米，從這裡流出的木頭溝水千年來一直滋潤著古城。
《魏書·高昌傳》中對“高昌”一詞的解釋是：“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雲高昌。”
西漢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中原政府在交河、高昌分別設定囤集兵馬的據點，高昌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公元501年，麴氏高昌立國，定都高昌城。百年之後，高僧玄奘與此地結下不解之緣。
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等史料記載，玄奘在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離開長安，途徑秦州（天水）、蘭州、涼州（武威）、瓜州（敦煌），並涉險“偷渡”玉門關，在去往伊吾（哈密）的戈壁中又遭遇風沙迷失方向，差點丟掉性命。在戈壁中前行近一個月後，玄奘終於到達伊吾，並遇到了正欲歸國的高昌國使者。
當時的高昌國王麴文泰是虔誠的佛教信徒，聽聞高僧到此，立即“敕令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匹），遣貴臣馳驅設頓迎候”。盛情難卻，玄奘只好改變計劃，取道高昌。
當玄奘來到高昌城時，已經是半夜時分，麴文泰與群臣列燭出宮迎接，並將其安置於宮外後院的重閣寶帳中。到了第二天一早，玄奘尚未起床，他又攜王妃和群臣前來禮拜，並以最高禮節接待玄奘。
期間麴文泰極力挽留玄奘勿往西去，就此定居，玄奘以求法之心為念執意西去。多次勸說無果後，麴文泰以“送師還國”相要挾，但玄奘以絕食明志。
絕食四日後，面對奄奄一息的玄奘，麴文泰只能松口，但提出要與玄奘結為兄弟，求法師再留高昌城一個月講經，並約定玄奘歸來時，一定要到高昌國住三年，以受弟子供奉。玄奘欣然同意。
一個月轉瞬即逝，在完成了對《仁王般若經》的講解後，麴文泰組成了一支護送玄奘西行的龐大隊伍，並準備了大量物資供玄奘往返之用。他還作書二十四封，通龜茲等二十四國，並附有信物和禮物，方便玄奘通行。出發的那一天，麴文泰攜全城百姓將玄奘一行人送至高昌城西門，王與法師相擁而泣，道俗皆悲，聲振郊邑。
高昌城的“逼迫”稱得上是玄奘西行的“最後一難”。麴文泰對玄奘西行的周密安排和舉全國之力的支持幫助玄奘在西域、中亞各國均受到禮遇，並順利來到印度。
但當十五年後玄奘求法歸來時，已是物是人非。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國為唐所滅，設西州，麴文泰也長眠九泉，玄奘在悲痛中決定改道於闐，再未回到高昌城。
高昌城後來的命運和交河城一樣，幾經戰亂，最後亡於元末明初的戰火之中。當出使西域的陳誠來到高昌故城，見到僅有少量居民的廢城，發出慨歎：
高昌舊治月氏習，城郭蕭條市肆稀。
遺跡尚存唐制度，居人爭睹漢官儀。
梵宮零落留金像，神道荒涼臥石碑。
征馬不知風土異，隔花猶自向人嘶。
古高昌石窟
最痛苦的記憶
古高昌石窟與以敦煌、雲岡為代表的中原石窟，新疆的龜茲石窟和印度最大的石窟遺址阿旃陀石窟一起並稱為世界佛教石窟藝術的四大代表。
石窟主要分布在柏孜克裡克、吐峪溝、雅爾湖、奇康湖、勝金口、拜西哈爾等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柏孜克裡克石窟和吐峪溝石窟。
柏孜克裡克石窟始建於高昌王國時期，在10至11世紀的高昌回鶻王國時期發展到了高峰，因此一直是研究高昌回鶻民族宗教、藝術、文化、生活的寶庫。吐峪溝石窟則始建於西晉，在高昌王國時期達到鼎盛，唐代繼續發展並不斷修繕，是研究十六國北涼至唐代宗教藝術與文化的重要基地。
然而，古高昌石窟遠沒有敦煌石窟幸運，在經歷了兩次巨大的浩劫後，如今的古高昌石窟已經“奄奄一息”，難現昔日輝煌。
天災是破壞石窟的一大原因。1916年的一場強烈地震曾經使吐峪溝一座大型廟宇墜入峽谷。
更大的災難是人禍。
和交河、高昌兩座故城一樣，大約在15世紀，信奉伊斯蘭教的武士們視佛教思想為異端，古高昌石窟中的壁畫和雕塑遭到嚴重破壞，但直至19世紀，石窟中仍保留著不少珍貴的壁畫、雕像、文書等藝術品。
真正的滅頂之災來自於國外那些實為強盜的“冒險家”。
1903年，來自德國的勒柯克和巴塔斯在柏孜克裡克石窟“考察”了一個多月。在此期間，他們通過鋼刀、鐵錘等工具把珍貴的壁畫從岩體上一塊塊切割下來，裝了整整128箱後運到柏林，隻留下一窟窟“傷痕累累”的空白石壁。
據後來學者統計，他們盜走的壁畫有620幅，其中巨型壁畫28幅，盜走泥塑像290尊，還包括大量陶塑、銅像、木雕像、錢幣、版畫等文物。這些文物一半以上毀於二戰空襲，28幅巨型壁畫全部化為灰燼。
吐峪溝石窟不僅有上述兩個德國人的搜刮破壞，日本人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對吐峪溝石窟的破壞同樣驚人，他們於1903年和1908年雇傭幾十名工人對吐峪溝20多個石窟進行了反覆洗劫。
俄國人羅伯洛夫斯基、科茲洛夫和列門茨也盜走了不少回鶻文和漢文文書以及精美壁畫，盜取敦煌文物臭名昭著的英國人斯坦因盜走了很多壁畫和塑像殘片。在幾經折磨後，吐峪溝石窟的命運可想而知。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持傘菩薩立像》。橘瑞超為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成員之一。大谷探險隊共進行了三次探險活動，收集品現主要收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中。
不僅是石窟，交河、高昌兩座古城，阿斯塔那古墓等墓葬均被洗劫一空。至今，吐魯番最精美文物仍被收藏於近12個國家的博物館中，這是吐魯番大地最痛苦的記憶，是一段不容忘卻的歷史，也是一段難以彌補的遺憾。
從前年開始，吐魯番市推出“夜遊交河”旅遊項目。臨近傍晚，一行遊客從交河城南門出發，緩緩走向城中的大佛寺，路線兩側燭光搖曳，映襯著高牆斷壁，仿佛一瞬間碰觸到了交河的千年歷史。
在大佛寺遺址前席地而坐，莊嚴肅穆的音樂和舞蹈徐徐展開，忽然一曲悠揚的“女兒情”傳來，在靜謐的交河城中久久回蕩。
唐代高僧玄奘曾“逢難”於此，幾經波折。明朝吳承恩以此為原型創作了《西遊記》中的女兒國情節，80年代《西遊記》劇組又創作了“女兒情”詞曲，在這個寧靜的夜晚，在大佛寺遺址前，由維吾爾大叔手持薩塔爾徐徐演奏，飄揚在這個由兩千年前的車師人建造的古城中。
或許，吐魯番作為四大文化交匯之地，作為千年文明的傳承者的魅力就在於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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