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山》雜誌四十周年：一部微縮的新時期文學史

“新時期文學進程與《鍾山》四十年”

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ZHONG

SHAN

回想起與《鍾山》雜誌的淵源，作家莫言至今深有感慨。1985年該雜誌創刊七年的時候，他在第五期發表了中篇小說《金發嬰兒》。當時好幾家刊物都退了這篇小說，但時任《鍾山》編輯范小天把它發表了。“我們之間從此建立起很深厚的友誼。後來傅曉紅接替范小天，我又陸續給了她好幾篇稿子，像我比較滿意的短篇《拇指銬》。後來還給她一個話劇《我們的荊軻》，發在2004年第 2期上。傅曉紅說，你把我害了。我說怎麽了？她說發了你這個劇本之後，我們每天收到一麻袋劇本。當時在《鍾山》這樣的大刊物發表劇本也確實不容易。”

莫言的感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該雜誌的包容性與綜合性。莫言說，《鍾山》發小說、發劇本、發詩歌的同時，還能用大量篇幅發很多重頭評論文章，這讓刊物變得非常豐富，也使得這個刊物在整個文學史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也因此，就像評論家張清華說的，某種意義上《鍾山》就是一部縮微的新時期文學史，它的四十年和中國當代文學的成長與變革，實際上是一體的，它們之間有著一種以小見大的關係。“所以，研究《鍾山》也就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變革。”

01

期刊對於文學影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組織”,使之 “流派化”、“思潮化”、“風格化”和“經典化”

張清華這麽說，看似在為《鍾山》背書，實則有他的道理。這一方面指的一些重量級的作家、評論家在上面發表了重要作品，據統計，從1978年第1期到2018年第2期，丁帆、王安憶、韓少功、葉兆言、史鐵生、遲子建、畢飛宇、李潔非、王彬彬等在該雜誌上發表了少則十來篇，多則66篇的頗有分量的作品。以評論家程光煒的觀察，雖然這個統計不一定全面，但已經把該雜誌幾十年的山川地貌描繪出來。“僅此名單，也可以看出南京和江蘇作者是主力軍，同時《鍾山》也吸收了全國知名小說家、批評家和學者參加，可見南京這座城市雖然有地方性、同人性的傳統土壤，卻並不保守，而是始終有全國性的視野。”

另一方面，就像評論家吳義勤說的，《鍾山》是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載體和見證，所有的文學潮流、潮頭都沒有缺席。張清華就是其中一個參與者和見證人。1998年，他第一次在《鍾山》第四期發表文章 《十年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回顧》，這篇文章引發了一些反響。“後來莫言在兩岸作家大會上，從我那篇文章裡摘了三千字討論他的那部分，全文宣讀。我還有幸去了海德堡大學講學一個學期，也是因為這篇文章人家邀請了我。”就像該雜誌主編賈夢瑋說的，《鍾山》作為新時期創刊最早的文學期刊，參與了幾十年來文學界種種潮流的湧動，而且經常是在文學的潮頭。“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先鋒小說’，特別是後來的‘新寫實’、‘新狀態’，再到我們後來組織的‘非虛構文本’、‘河漢觀星’，很多重要潮流都有比較好的參與，甚至有時就是發起者。”

這並非虛言。以《鍾山》首倡的“新寫實主義小說”為例。上世紀80年代末，尋根文學己難以為繼，先鋒小說的藝術探索難以在更大程度上被人們所接受，整個文學已出現一種疲軟狀態，而新冒出來的一些年輕作家的作品，如劉恆的 《伏羲伏羲》、劉震雲的《塔鋪》等正以新的精神和新的技法，昭示著某種新小說的潮流即將到來。《鍾山》編輯們敏銳洞悉當時的這一文壇態勢，1988年7月17日，當時的編輯徐兆淮和范小天赴京拜訪作家、評論家、報刊編輯等30餘人說明創辦新專欄的背景、設想等。這年 10月中旬，《鍾山》與《文學評論》在江蘇無錫聯合召開“現實主義文學與先鋒派文學”討論會。陳駿濤、陳思和、南帆、吳亮、丁帆、王乾等學者和評論家在圍繞現實主義和先鋒派問題展開討論的同時,不約而同地對這股寫實潮流進行討論，有稱其為“新寫實小說”、“新寫實主義小說”，“新現實主義小說”,還有的則命名為“後現實主義”。此前，《鍾山》執行主編徐兆淮提出了“新現實主義”的說法，並與丁帆在《上海文論》上以專文加以論述。

《鍾山》1988年第6期

經過前期理論醞釀，《鍾山》1988年第6期刊發文訊，預告將於次年初舉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這是“新寫實小說”的說法在文壇第一次正式出現，這一名稱也就隨著《鍾山》的“大聯展”被一錘定音。1989年第3期，《鍾山》新欄目“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正式出爐。《鍾山》在當期卷首語中界定了“新寫實”的概念、特點、目標，陸續刊登出一些作品。作為《鍾山》四十年的見證人，又是它的參與者，評論家丁帆表示，他和徐兆淮就叫“新現實”還是“新寫實”有過討論，寫卷首語的時候，還是決定命名為新寫實，這樣就和舊現實主義，尤其是從蘇聯進口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區別了開來。“這跟我那時正好在做茅盾研究有關，茅盾在早期提倡自然主義，自然主義發展到後面也叫寫實主義，寫實主義再發展就是現實主義。無論如何，‘新寫實主義’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尤其是新時期文學史進程當中的一個重要的節點，它實際上是對先鋒的某種反撥，有其進步意義。但是新寫實主義後來發展到一地雞毛式的寫實，就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據統計，從 1989年第 3期至 1991年第 3期，該“聯展”活動歷時兩年多，一共舉辦了7期，共推出23位作家的26篇小說作品。與“大聯展”作品同步呼應的，是批評家們的近20篇評論文章。1989年10月 31日《鍾山》與《文學自由談》聯合召開新寫實小說討論會，1990年第1期刊發“新寫實小說”筆談，1990年 2月前後舉辦“新寫實小說”評獎活動。經過《鍾山》的努力，“新寫實小說”作為文學潮流或文學傾向，被理論界確認並正式命名。

而作為文學刊物,正如有評論所說，它對於文學影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組織”,使之“流派化”、“思潮化”、“風格化”和“經典化”。“而《鍾山》能依靠敏銳的對文學動態的把握能力，明確了對‘新寫實’現象的‘冠名’,並將其進一步文本化、學理化、定性化，從而推動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持續數年的‘新寫實主義’潮流，也奠定了《鍾山》自身在全國大型文學刊物中的先鋒地位。”

不止於此，2000年第 5期，《鍾山》推出“非虛構文本”欄目，欄目直到2012年終止，但“非虛構寫作”的理念一直在《鍾山》經由各種欄目、專欄、長篇散文及相關形態的寫作賡續著，某種意義上已構成了《鍾山》的文學立場和辦刊傳統。

改版後的《鍾山》雜誌網站

02

討論一本期刊的主體性，實際上討論的是其文學審美的獨特性

《鍾山》雜誌也確乎有特立獨行的文學立場。自1996年進入該雜誌，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賈夢瑋參與了《鍾山》的發展、變革，而《鍾山》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期刊文化。“不管哪個編輯來了，都要受這個文化的影響並尊重這一傳統，那就是始終堅持文學的精神、文學的方式，包括我們平時搞活動、開會，也很少受外在潮流的影響，而是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的方式。”

在評論家張莉的感覺裡，《鍾山》最為傑出的品質，正在於四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對文學品格的堅持，而且它有那種知識分子的氣質，它是文學性與思想性兼具的，是兼容並包的，它有意識地拆掉文體間的壁壘。“最讓我有感觸的，還有它對當代文學史的深度介入和引領。在當代文學史上，《鍾山》是那種非常有意識地在深度介入文學史的特殊的期刊，它意識到文學期刊所應該具有的書寫文學史的義務，它在這方面起到了一個典範性的作用。”

以張莉的理解，我們討論一本期刊的主體性，實際上討論的是其文學審美的獨特性，如果把《鍾山》的所有專欄、把寫這些專欄的作家、學者的名字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他們雖然追求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有著很強的文學性，還有始終如一的知識分子氣質，而且它的文風是沉靜而有力的。“近二十年來，《鍾山》可能沒有提過更有影響力的文學思潮的口號，但它引領了一些文學作品的持續推出，而且它內在地扭轉我們對許多事物的認知和理解。《鍾山》有一種文學期刊應該有的文學品格，它沒有被這個時代吹得七零八落，而是保有一種穩定的審美和文學追求，這使得它獨樹一幟，也凸顯了不可替代的文學史意義。”

張莉所說的“文學史意義”，一方面在於如吳義勤所說，《鍾山》作為一個文學刊物，卻注重文學性和社會性、思想性的結合，可謂承擔了思想史的功能，承擔了對社會的觀察、發現和批判的功能。另一方面則應歸功於該雜誌對文學評論的高度重視。吳義勤表示，有些刊物也發評論，但總是中斷，不成體系，但《鍾山》一以貫之，後來還推出“河漢觀星”欄目，側重作家論。“我寫了遲子建、趙本夫和葉兆言。這個作家論當時很有氣魄，不限篇幅和立場，很多都是兩三萬字，從作家論這個傳統來說，《鍾山》也是最早恢復的。”

事實上，早在 2006年，《鍾山》就以相對固定的方式在兩年間先後推出了六篇圍繞余華、張承志、賈平凹、莫言、張煒、王安憶等當代作家創作局限為主題的作家論。用賈夢瑋的話說，“創作局限論”不是對一個作家的全面評價,而是專找問題而說。換言之,這是在“挑刺”。大體而言，六篇論文各有千秋,但它們對作家的局限認識幾乎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讓評論家陳曉明頗為感慨的是，《鍾山》始終保持了一種探索和創新的前沿狀態，而且深刻、有力地表達和回應了新時期文學的歷史要求。以評論家王彬彬的理解，所謂回應歷史，在於《鍾山》恢復了中國現代文學時期辦刊物的傳統。1949年以後的刊物，因為有了作協、文聯機制的介入，刊物形成一個相對確定的模式，基本分小說、詩歌、散文三大塊，有的加一點評論，在文體上變得很單純，作者隊伍則變得很雜，而且還形成了不成文的規矩，一個人一期不能發兩篇。

反觀現代文學時期的刊物，卻有著很不一樣的面貌。王彬彬表示，那時的刊物，作者隊伍可能很單一，也不忌諱一個作者同時發兩篇或多篇，魯迅一輩子沒有像我們這樣在那麽多刊物上發文章。一些學者更是一輩子就在一兩家刊物上發文章，陳寅恪發表的所有論文加起來沒有超過五個刊物。與此同時，內容卻非常龐雜，像魯迅、胡適他們主持的刊物什麽都發。這個是談經濟的，這個是談農業的，中間突然來一篇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鍾山》恢復了現代文學上的這個傳統，就是‘雜’，而且這個‘雜’是一以貫之，不曾中斷的。”

03

編輯和作者共同成就一家刊物的傳統

王彬彬調侃道，《鍾山》不只是“雜”，它還有“榨”的傳統。“賈夢瑋逼我寫稿子，是沒有商量余地的。這對我很重要，如果不寫這個專欄，很多書我不會去看。但看了以後，我發現它們對我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包括文學史，都很有幫助。”

王彬彬的話足以說明，編輯對作者有時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由編輯和撰稿的作者，共同成就了一家刊物的傳統。作家畢飛宇對此有切身體會。他坦言，他與賈夢瑋之間的文學互信，對他的寫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很長時間裡，我已經是一個所謂的名家，大家都要我的稿子，但自從賈夢瑋去了《鍾山》以後，在他那裡，我的稿子沒有一次是一遍就過的，他總能給我找到問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玉秀》，聽了他的建議後，我把這個中篇小說全部重寫了。如果沒有我這樣一個作者對編輯的充分信任，我怎麽可能這樣重寫，況且這個中篇小說當時已經引起那麽大的反響？”

不久前舉行的《鍾山》2018全國青年作家筆會

當然，畢飛宇之所以重寫，一方面是出於對賈夢瑋判斷的高度信任。“他相信我在這個作品當中可以抵達一個新的極限。”一方面也在於，他有時自己也隱約感覺到一篇小說在某一個或幾個小的環節可能有點問題，只是如果沒有編輯的提醒，他或許就心存僥幸放過自己了。

“比如我的一個短篇《虛擬》，賈夢瑋對我說，中間有一個地方不對，其實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我想，就一個短篇，也不是什麽大事。但聽他這麽說，正好印證了我的判斷，我就先把稿子扣下來，慢慢想，把這個點補上了，這篇小說最後出來時相對來講就要好一些。”

由此可見，如畢飛宇所說，編輯和作者之間建立在互信基礎上的，彼此的提示、激蕩，會使作家成長，也會使刊物能夠發表更好的文章。“當然，我跟賈夢瑋之間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關係，很難複製。編輯與作者之間互信到什麽地步，才算成功呢？無論編輯的話說得多難聽，你都不會跳起來。無論他的話說得多麽刺耳，你都願意接受，這是很難得的，對作者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

但實際的情況是，在中國目前的文學語境下，編輯的權力是非常小的，地位也沒有那麽高。畢飛宇表示，這對文學其實是不好的，會縱容了作者，也讓出版社、刊物錯失好作品。作家李洱對此深有感觸。他說，現在有些出版社、刊物的編輯，為了拿到書稿，動不動就提出先把稿費給作者，這是完全不對的。“但這不能怪編輯，得怪我們整體的文化氛圍。而成名以後的作家對編輯也沒有足夠的尊重。在這方面，我可能比較古典。像沈喬生已退出文壇多年，我在北京依舊接待他，因為他編過我的稿子，而且《鍾山》有不少和他一樣好的編輯，他們一直以推動全國漢語敘事文學的發展為己任，有大的胸懷和全國的視野。”

相比而言，在西方，編輯有著非常高的地位，也有非常大的權力。李洱表示，美國作家卡佛的例子就不用說了，也不只是卡佛，包括像厄普代克這麽牛的作家在後來有資格編小說集的時候，也不由得感慨道，編輯的地位比他當作家的地位還重要。“我很早以前就知道，畢飛宇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因為後面站著一個賈夢瑋，作家也確實需要編輯能對他有一些提醒。我覺得，編輯有力地介入能改變中國文學現狀。希望以後的編輯繼續對好作家、年輕作家提出高標準、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