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中國需要多些“林蔡之爭”

Z博士

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應該是理論和思想機甲狂潮的時刻。而這種機甲狂潮，需要更多的爭論。

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發生了一場學術爭論。

起因在於，兩位學者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認識有一定分歧。林毅夫認為原因主要是中國充分利用了“後來者優勢”，而蔡昉則認為“人口紅利”才是中國保持多年高速增長的原因。

隨著近日蔡昉專門在《比較》雜誌上刊文回應林毅夫教授對其“人口紅利”理論的批評，此事再次成為學界和輿論關注的熱點。

這些年來，與林毅夫教授有關的爭論多次發生。比如，2016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兩位經濟學家的“產業政策”之爭；2017年，圍繞林毅夫團隊給吉林經濟發展開出的“吉林藥方”，多名經濟學者就此展開辯論。

林毅夫卷入的多場爭論的主題，究其根本，都正是中國經濟當下最為關切的問題，即政府與市場究竟應當保持一種怎麽樣的關係。因此，其爭論所受關注度之高，尤能體現社會對此問題的關切之深。

理論越辯越新

事實上，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於其理論研究深入的呼聲不斷升高。近些年來，許多人也提出，中國經濟發展應該有自己的理論。

這種觀點並沒有錯。上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崛起後，經濟學家們就對於傳統經濟理論中的經濟增長“要素”進行了重新思考。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學界也在不斷反思，認為當前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已經難以很好地解釋當下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經濟和金融理論亟須一些創新。

因此，在這個節點上，中國基於自身經濟發展經驗進行理論提煉，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正因為這個原因，很多經濟學家的爭論被扣上了所謂“中國理論與非中國理論”的帽子，使得爭論還未完全展開，或展開不夠，便被很多學理以外的因素干擾。而這種爭論的“半途而廢”或者“限於局部”，不但不會有助於中國經濟提煉基於自身經驗的理論，反而會有礙於真理的形成，遑論完善和成熟。

因為，充分爭論才是尋找真理的重要途徑。

關於市場是不是有效、政府該不該乾預，歷來是經濟學中長期的爭論焦點。實際上，拉長歷史鏡頭，我們會發現，經濟史和經濟學史上此類爭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比如圍繞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等多個流派的不斷交替。

但隨之而來的，不是更加混沌不堪的思想，而是在矛盾互攻中愈加理性的光芒。思想界需要的，不是誰說服了誰，從而讓大家都不再有異議，而是不斷創新的思維和見解，即使學人們針尖對麥芒。

中國需要更多的林蔡之爭

我們可以看到，爭論沒有把誰“打倒”，而是使雙方不斷發展，變得越來越去蕪存菁、愈發強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但讚成林毅夫與其他人、其他人與林毅夫或者其他人之間的爭論，而且希望這種爭論越來越多。

就如同此次，林毅夫與蔡昉兩位教授雖然觀點不相同，但都拿出充分論據和清晰邏輯，即使激辯，也沒有陷入語言和邏輯的混戰中。這樣的辯論越激烈，帶來的信息越充分，帶來的思考越深刻。

經濟不僅是理論的東西，儘管其中有許多有爭議的因素，但都對社會有用。所謂“爭議”，或許正是其難點和關鍵點所在。充分的爭論，能讓問題暴露得更充分，也能讓思路檢驗得更充分。

反觀當前，爭論不是太多，而是遠遠不夠。中國經濟發展至今，有一些現象被理解和解釋了，還有很多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釋和理解。

如果能在理性客觀和扎實學理的基礎上展開更為廣泛、深刻的大討論、爭論，把所有邏輯都曬出來，必然能夠更快更好地將當前經濟中的問題梳理出來，找到最高效的解決方案；也能夠助益邏輯的縝密化，讓真正經得起質問和考驗的有識之士及理論範式脫穎而出。

更重要的是，有時候辯論雙方也並非零和博弈的關係，更可能是相互彌補、相互支持的關係，一同為社會發展服務。

而一個成熟的社會，往往能夠提供讓大家充分探索性嘗試的思想空間，從而孕育出不斷完善成熟自我的個人和社會。

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應該是理論和思想機甲狂潮的時刻。而這種機甲狂潮，需要更多的爭論。

萬喆（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