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孩子越來越少，而撫育卻越來越困難

1990年代廣為人知的《超生遊擊隊》描寫了一對農村夫妻因重男輕女而違反獨生子女政策，東躲西藏地生育小孩。2018年的今天年輕夫婦抱怨養育太難“能生而不敢生”了。這之間相隔不到30年，究竟發生了什麽？同時也會升起這樣的疑問“為何今天孩子越來越少了，而撫育卻越來越困難了？”本文將從育兒觀念、女性主義的視角嘗試給問題以答案。

育兒、母愛是個變化的、歷史範疇的概念

首先從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個不同時間結點截取三個場景，讓我們直觀地觀察育兒的變化。

第一個場景：在左際平（2005）對195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夫妻訪談中，我們看到不同社會階層的夫妻，採用相似的育兒方式，即“散養式”“粗放型”。首先，7位國家女幹部描述她們的子女都是由其他人帶大的，在家庭利益與工作衝突時，都將工作放在了第一位。

劉所長回憶“她剛進北京城時和丈夫住在各自的辦公室。她將大孩子送進北海幼稚園。每天背著不滿一周歲的女兒上班，忙不過來，就想找個人看孩子，但沒有錢，就和丈夫商量......”，“後來孩子托給了別人。我自己也有病，也不去看，就那麽熬著，一直混到了1953年。那時開始過禮拜天，我說我怎麽沒過過呀？不習慣”。

在國家機構食堂工作的一對非黨員夫婦的情況是“（我們）每天早上6點上班，晚上7、8點回來。加班、開會時9、10點鍾才到家。”“......繁忙的工作使這對夫婦放棄了閑暇，甚至放棄了對兒女的大部分照顧。大女兒才上小學3年級，小女兒上幼稚園，全吃食堂。晚上父母回來晚女兒就先睡了，等第二天一睜眼父母又不見了。類似這樣的情景在那個年代屢見不鮮”。

從上述的訪談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澤東時代的女性在“舍小家、為國家”的社會氛圍下，在“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中，不僅淡化了男女性別差異，孩子需要母親等大人陪伴呵護的社會規範也還未形成，因此即使幹部家庭也採用“散養式”、“粗放型”的育兒模式。

第二個場景：1987年11月中國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開張了。自此在這個代表外來時尚文化的快餐廳裡，常常會看到這樣的場景“家長陪小孩去吃，看著孩子吃，自己不吃”。伴隨著當時屬於高消費的肯德基在中國各大城市的相繼開張，也記錄了獨生子女一代家庭開始以“孩子為中心”的育兒觀念的轉變（景軍，2000=2017）。

事實上，對於1980年代的家庭，同時遇到兩件大事，因生育政策而誕生的“小皇帝”們，同時又遇到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工業化、商業化。換言之，獨生子女政策使孩子數量銳減的同時，市場經濟又讓家庭用於孩子身上的資源增加了。這加速了“孩子至上主義”在中國家庭的大眾化，同時父母又大多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動蕩且貧困的一代有“補償心理”，對孩子多了一份寵愛。根據1995年針對北京1496戶城市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用於孩子的費用佔家庭消費的70%（景軍，2000=2017）。獨生子女政策催化了中國城市育兒模式的迅速轉變，從被散養寄養在別人那裡，到一家人在肯德基給孩子慶祝生日，來表達父母之愛。

第三個場景：2018年1月微信媽媽群裡的對話的節選（日期：20180131）：

海“有沒有打算不送孩子去幼稚園的親？”

洋“@海 幹啥去？”

菲“我家孩子不上了”

海“我是想下學期不送孩子去幼稚園了”

洋“@海 你要幹啥？”

海“自己帶。剛剛發現一個挺適合的地方，離我家不遠，離我近的可以一起考慮下共學”

天“具體啥想法”

......

海“@小船 我先說說我的想法，具體活動根據氣象情況，晴天時候，早上在老動物園吃早飯，運動（發展大運動）。九點到繪本館磨耳朵（學英語），做手工等（發展精力運動）。按計劃大概兩周可以排一個繪本劇，上午的活動，最晚到11點半結束，吃午飯，午休。想半天活動的話，午飯就可以回家了。也可以在老動物園食堂吃飯。午睡後，三點到四點多還是戶外活動。定期每兩周或者每一周再去一個博物館，科技館，遠足都可以。”

以上是筆者兩年中一直進群觀察和互動的微信媽媽群裡日常對話的節選。此群絕大多數是正處於撫育1-2個嬰幼兒的媽媽們，她們給孩子提供高品質的、全方位的“精細化”、“精英式”早期教育，為此有些媽媽已經辭掉或計劃辭掉工作。

育兒、母愛，看似亙古不變的話題。當把它們放在歷史時間的緯度，把它們相對化時，我們會發現從母親以工作為第一，撫育孩子基本上是“散養式”的1950年代，到母親開始將孩子放到重要位置的1980年代，再到母親以孩子為中心進行“密集陪伴”的2010年代，短短的60-7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育兒意識、母愛的變化可以用“顛覆性”來形容。

西方社會育兒變化的推手：人口轉換、孩子至上主義、理想女性

養育孩子看似是家庭的私事，實際上與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準密切相關。以西方社會為例，目前經歷了三個階段的人口轉換。

第一個階段通俗地說是多生多死階段，因生產力水準、醫療衛生條件的限制導致很多孩子未成年便夭折了，而失去孩子的父母甚至沒有時間難過，為了能“養兒防老”他們要不斷地生養更多的兒女，通過高出生率來抵禦高死亡率。

直到工業革命之後，人口轉換才逐漸過渡到第二個階段，即多生少死階段，這個階段出現了人口紅利期，家庭擁有很多孩子。伴隨著社會的現代化，人口轉換進入第三個階段，即少生少死階段，此時不僅生產力水準大幅度提高，特別是二戰後養老制度等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備，讓“養兒防老”慢慢失去現實意義，生育觀念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對於家庭，孩子不再是生產品，如199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貝克爾提出的那樣孩子成了“耐用消費品”，也就是用經濟行為來解釋撫育的話，養育孩子的成本越來越大於獲得的收益。

接下來我們沿著人口轉換三階段和其對應的不同階段的家庭，從孩子至上主義、理想女性來考察西方育兒如何在社會變化的巨浪裡翻滾前行。

人口轉換的第一個階段，此時社會生產力落後，家庭處於前現代家庭階段，孩子的價值在於“養兒防老”，早早地成為家庭的經濟依靠。而這個階段建立家庭對於男女兩性都只是生存的手段，而非愛情的歸宿，女性的價值在於為家庭生養更多的子嗣，而非教育子女成材。

人口轉換的第二個階段，伴隨著工業革命生產力水準的不斷提高，家庭進入到現代家庭階段。孩子因現代勞工法的頒布、義務教育的普及，不再作為廉價的童工混同在大人的世界裡，而有了在學校自由成長的兒童期。

兒童期的出現不僅孩子需要父母尤其是母親密集的愛、關注與陪伴，國家也需要女性成為“賢妻良母”，為國家培養優秀的下一代。而此時婚姻對於女性來說也不再是“嫁漢嫁漢，穿衣吃飯”，而是需要建立在愛情基礎之上。同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男性可以獨自養家而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讓“母職”成為最體現女性價值的“工作”，“賢妻良母”成為社會主流褒獎的理想女性。上述的現代家庭還呈現出穩定性，但同時大家都必須如此這般的整齊劃一性，也讓它具有了制度性壓力。

人口轉換的第三個階段，伴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備，個人主義、女性主義的興起，這一階段對應的後現代家庭呈現出多樣性的同時，也呈現了脆弱性和隨意性，缺少了現代家庭的穩定性和統一性。

因此儘管後現代家庭依然推崇孩子至上主義，但是以丁克家庭為代表的夫婦主動放棄生養孩子這一“耐用消費品”，而致力於在職業，在個人興趣中獲得成就感和價值感。同時代替“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西方社會轉而支持女性進入公共領域，強調共同養育，這包括男女共同育兒和公共領域提供的托嬰機構。但同時女性也需要承擔比以往更多的角色，需要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係，因此出現了“超級媽媽”，“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等多重角色完美於一身的“理想女性”形象。

透過以上西方社會人口轉換的三個階段，大家是否驚奇地發現正好與本文開篇毛澤東時代的1950年代，獨生子女一代的1980年代，獨生子女為人父母一代的2010年代相對應。但中國與西方社會不同，幾乎是一代人20-30年的時間，便從“多生少死”階段飛躍到“少生少死”階段，這也讓中國家庭不得不應接不暇地面對人口轉換期的同時，將前現代家庭、現代家庭、後現代家庭一並壓縮在這60-70年的時間裡了，並且在東亞壓縮的近代（張景燮2010=2013）的作用下，三個不同階段家庭的特徵疊加混同在同一個家庭裡。

育兒困境的原因：撫育成本大於收益、國家注重生育的外部效益忽視內部效益

前現代家庭注重孩子的數量，因為家庭不得不用孩子的數量來抵禦過高的死亡率。同時孩子的撫育責任並非由小家庭獨自承擔，如費孝通（1947）在《生育中國》裡描述的那樣是以父系家庭為中心，地域社會也參與其中的共同育兒模式，也就是散養式、粗放型的低撫育成本與孩子很早便成為家庭經濟來源的高收益之間，讓家庭在撫育孩子中受益。而此時女性的重要價值也是生兒育女，換言之不會生養兒女的女性會成為周圍人的笑柄。

開篇1950年代中國家庭幾乎沿用了費孝通所描述的前現代家庭的育兒方式，即散養式、粗放型的低撫育成本的育兒方式。同時，新中國為了貫徹男女平等的就業政策，國家大力興辦托嬰機構支持女性走出家門進入社會，以此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可以說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出頭積極推行“社會育兒”減輕家庭和女性的負擔，從結果上看使家庭的內部效益得到增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家庭之所以可以採用散養式、放養式，以及將生後56天的嬰幼兒送到托兒所進行“社會育兒”，筆者認為由於此時的中國家庭還處於前現代家庭階段，還未形成嬰幼兒需要由母親陪伴左右的現代家庭的“好媽媽”規範。換言之此時的理想女性是與男性同工同酬，共同養家，而非“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也因此將孩子托給其他人，將孩子送入整托，甚至幾年都見不到孩子的育兒方式是那個時代稀松平常的育兒方式。這樣的育兒方式，與今天我們熟悉的農民工家庭的“留守兒童”如出一轍，但這在當時並未成為社會用來指責女性的把柄，或者同情孩子的原因。

但在1980年代獨生子女一代出生後，如流行語“小皇帝”所呈現的那樣，孩子竟然一夜間都整齊劃一地成了家庭的核心。中國城市家庭此時具有了現代家庭的一些特徵，開始注重孩子的品質，為了孩子的成長不惜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但這讓當時習慣了以長輩為中心的中國社會驚訝並難以接受。

但筆者認為1980年-2000年的20年間中國育兒是在“中國式核心家庭”中穩定、和緩、安全、熱鬧中進行的，因為這期間的家庭擁有三個重要“法寶”。

第一個是人口資源。首先正處於人口紅利期的中國家庭擁有充足的人口資源。其次，中國的戶籍制度尚未放寬，雖然導致人們只能固定在某個地域生活，但也讓核心家庭的周邊存在穩定而緊密的親屬網絡，可以共同育兒，堂表兄妹也可如兄弟姐妹般相伴成長。

第二個“法寶”是安全的地域環境。人口不能自由移動的戶籍制度、尚未改製的部門制度、尚未開始的貨幣化分房共同營造了熟人社會，讓家庭擁有安全的地域社會可以“散養式”育兒。

第三個“法寶”是7歲神話。也就是3歲前主要由祖輩看管關注健康飲食，7歲上學時回歸父母身邊開始注重知識和技能的培養（落合惠美子，2010）。此時的育兒特徵是從過去的“溫飽型”向“健康型”，從“粗放型”向“知識技能型”過渡。

然而1980-2000年代的育兒方式持續的時間卻很短暫，因為在激烈變革的時代裡它具有穩定性的同時也具有過渡性。當獨生子女一代步入結婚生子的21世紀時，他們幼兒時家庭依靠的三個法寶卻迅速消失。

首先，部門改製、戶籍制度松動、住房改革讓家庭曾經可以依靠的熟人社會迅速變成了生人社會，同時由於地域環境存在不安全性，使得家庭只能“圈養”孩子，全天候無死角地進行密集型陪伴。

其次，人口流動讓曾經聚集在核心家庭周邊穩定而緊密的親屬網絡變得松散，晚婚晚育降低了祖輩提供育兒支援的品質，獨生子女一代無法為下一代提供堂表兄妹同輩關係。

第三，育兒理念發生巨大變化。2001年中國加入WTO國際世貿組織在全球生產體系下迅速崛起時，育兒理念也在育兒消費市場溫情而真摯的“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勸告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開篇筆者在微信媽媽群裡觀察到的，全面開發嬰幼兒各種能力的科學育兒、“精細化”育兒逐漸成為主流。奔跑在早教路上的媽媽，不敢從“科學育兒”的隊伍中掉隊，在“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社會共識的督促下，每一位母親都盡力花費比其他母親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陪伴和指導孩子，以此保證家裡唯一的孩子走在成功的路上。並且，科學育兒與消費巧妙地結合之後，家庭不知不覺中形成了通過消費各種育兒產品來獲得自己的孩子沒有落後的篤定感。

我們再以“誰來接送孩子”“誰來陪娃寫作業”這些家長樸素而日常的煩惱為例，看看科學育兒給家長帶來的育兒負擔。以每日平均往返接送孩子的時間為1-2個小時，每日陪娃寫作業的時間為2-3個小時，僅這兩項就要花費家長4-5個小時。因此當精細化育兒、科學育兒、密集型陪伴成為育兒的主流方式時，孩子數量的減少並不代表育兒工作量的減少。然而時間卻是生長不出來的，一天只有24小時。

而另一方面，21世紀的新女性卻不僅僅母親這一個角色，與世界接軌的工作節奏並未預留出女性做“好媽媽”的時間，“未富先老”的中國社會又急迫需要女性為國家生育未來的勞動力，強調生育的外部效益。而當下撫育的成本遠遠大於撫育的收益，而生育的主體女性在選擇成為母親時不僅內部效益過低，甚至因生育而要承擔“母職懲罰”（馬春華，2018），接受職業發展的停滯期，因此很多發達國家的女性早已經開始生育“罷工”（高永平，2006）。因為女性自身在強調個人主義的風潮裡已經開始在職業成就、個人愛好上追求自身的價值，而非生兒育女。

當我們將中國的育兒嵌入到歷史的脈絡中，聚焦育兒觀念、理想女性的變化時，不難發現孩子的數量雖然大幅度減少，但是單個育兒成本卻以幾何級在迅速增長，讓女性和家庭不堪重負。因此回到開篇的疑問“為何孩子越來越少，而撫育卻越來越難”時，我們發現二者互為表裡，孩子數量減少了，讓家庭必須精耕細作以此保證孩子的品質，因為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輸不起。而“精細化”育兒導致撫育成本越來越高，這又反過來製約了家庭和女性的生育行為，讓人望而（兒）興歎。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3歲城市家庭育兒困境與家庭政策研究”（課題編號：16BSH056）、日本文部科學省平成 27 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 ( 海外學術調査) 「ケアネットワークと家族の親密性に関する國際比較研究: ライフコースの変容と再編」( 研究代表者: 宮阪靖子、課題番號: 15H05148)、全國首批家庭教育科研課題《網絡社會中育兒模式的新趨勢與家庭政策研究》（課題編號：Y201708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