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為什麽會變成免費午餐：唱片業崩塌啟示錄

Intro：

美國記者史蒂芬·維特歷經五年的調查得出結論：音樂為什麽變成免費午餐，主要是三個人在“作怪”。

史蒂芬·維特

2006年4月2日，不一定樂隊在上海的某藝術館演了一個專場。因為竇唯，當晚來了不少觀眾。部分媒體起初是來湊熱鬧的，後來倒湊成了一篇篇刀光劍影的報導。事情鬧大了，時任館長找了籌辦演出的部下X，明曉厲害。X原本有一系列的計劃，定期邀請海內外的前衛樂手來藝術館獻演，這事情等於黃了，但他還是頂著壓力，希望早已上馬的第二個項目能有善終。這便是英國電子樂隊ISAN後來的售票演出變成免費午餐的秘辛。X還幫我約到了ISAN的專訪。他們接著要發新專輯Plans Drawn In Pencil，官方的上市時間是6月13日，而我在5月初就通過SLSK免費下載了整張專輯的高品質MP3。當我提出這個疑問的時候，那場面實在尷尬。專輯是在哪個環節外泄的？我記得他們竊竊私語時的神色。直到最近，因為閱讀《音樂是怎麽變成免費午餐的》（史蒂芬·維特，河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答案才真正站了出來。

《音樂是怎麽變成免費午餐的》中文版封面

史蒂芬·維特（Stephen Witt）在撰寫本書之前是素人，他的職業生涯僅限為一些報刊供稿。此君沒有樂評人的履歷，也沒有愛樂者的背景，他不淘碟，這在書的前言部分全有解釋，自稱“盜版一代”，主要聽MP3。可這並不影響書的品質。為了寫這本書，他花了五年的時間深入調查，我在讀的過程中時常想起國內有一階段寫音樂產業最好的文章主要出自財經記者，而非所謂的樂評人；還有就是紀錄片《尋找小糖人》，它的成功也許恰恰得益於導演並不那麽懂音樂，能輕易地跳脫音樂史、傳播史的誘惑，用精妙的懸疑專心熬煮最普世的雞湯。

故事要從MP3技術的研發說起，這是本書的三條敘事線之一，主角是德國人勃蘭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

德國人勃蘭登堡是MP3技術團隊的帶頭人

勃蘭登堡是MP3技術團隊的帶頭人，把他拖下水的是他的導師塞策（Dieter Seitzer）。塞策的導師齊威克（Eberhard Zwicker）被稱為心理聲學之父。心理聲學研究人類如何感知聲音。齊威克發現人類的耳朵繼承了解剖結構上的缺陷，比如，兩個同時發出的聲音，如果音調拉近，就能讓人耳誤以為只有一個音。塞策覺得，利用齊威克的研究可以實現用很小的數據量來記錄高保真的音樂，所以當雷射CD作為新載體於1982年問世時，他是唱衰的，覺得CD儲存著大量會被人耳忽略的雜訊。

塞策的判斷在我看來純屬偏見，這就好比讓一個人去試聽兩套音響設備，一套價值三十萬，另一套七十萬，兩套設備的差異確實容易被人耳忽略，但這並不代表那多花的四十萬打了水漂。

塞策還是很偉大的。在音樂從模擬錄音轉向數位錄音的初期，他已經預見到了數字時代的野蠻。還是1982年，他申請了一項數字點唱盤的專利，把所有歌曲儲存進一個電子數據庫，消費者打電話到中央電腦伺服器點播收聽。然而這項申請被拒了，因為即便是德國當時剛鋪設的數字電話線還是很狹窄的，CD裡大量的音頻數據塞不進去，除非被壓縮到原來大小的十二分之一。塞策無法解決這個頑疾，把它交給了學生勃蘭登堡。勃蘭登堡在走了幾年彎路之後大膽創新，寫出了一套比特合理分配的算法。比如齊威克證明了音調相近的聲音往往會相互抵消，所以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同時演奏，你可以給小提琴少分配一點比特。近十年的實驗，算法日趨完善，最關鍵的是，勃蘭登堡證明了這個過程可以反覆運行，每次運算都會減少使用到的比特數，直到把這個聲音文件壓縮到理想的大小。當然，這會造成音質的下降。

搞科研需要大量經費，和創業一樣，最後都要搶奪市場、想辦法盈利。MP3技術的相對成熟是在1995年，雖然音質完勝其它壓縮格式，卻在多場試聽競賽上輸給MP2，陷入兩難的處境：沒有足夠量的MP3播放器上市，唱片業就不會給MP3授權，而沒有足夠量的MP3用戶，電子產業就不會投產MP3播放器。

絕境中的MP3研發小組開發了兩款民用軟體。名為L3Enc的軟體可以將CD上的音樂轉成MP3文件，這些文件可以在名為WinPlay3的軟體上播放。這兩款軟體後來成了共享軟體，打包傳播。潘多拉魔盒就此開啟。1996年8月10日，網絡小組CDA在IRC聊天室發布了世界上第一首“正式”的盜版MP3歌曲——Until It Sleeps，來自Metallica的專輯Load。之後幾周，網上出現了大量和CDA競爭的小組以及成千上萬的盜版歌曲。有意或無意，MP3在格式戰的霸主地位是用商業層面的自殘來換取的。故事講到這裡，第一條線推進了不到三分之一，這條線如果拍成電影，有點像《社交網絡》。

世界上第一首“正式”的盜版MP3歌曲Until It Sleeps來自Metallica的專輯Load

史蒂芬·維特在敘事上還挺花心思，只是他過分癡迷於音樂史料的羅列以及人物背景的鋪陳，像是剛從圖書館裡奮戰了幾十個通宵，自以為挖到了許多乾貨，迫切地想與讀者對話。普通讀者也許會被冗長的第一章、尤其是那些枯燥的專業知識搞得像是文科生在上高等數學課。關鍵是要挺過這一關。好故事經得起一定的折騰。算上後記，本書總共21章，平攤給三條敘事線，原因是作者在大量的田野調查之後得出一個結論，音樂為什麽變成免費午餐，背後主要是三個人在“作怪”。這三條線起初是平行的，如同三個沒有交集的獨立舞台，後來，在MP3摧毀唱片業的大趨勢下，他們擰成了一股繩。

最通俗的第二條線好比是警匪片。據說好萊塢的電影公司已經和作者談妥了，要將這部分的故事搬上銀幕。

主角格羅夫（Bennie Lydell Glover）是一個黑人，1994年，他被“國王山光碟製造廠”聘用，那是寶麗金（PolyGram）在美國的一家子公司。CD唱片的製造由一盤數字母帶開始。母帶在嚴密的安保下從錄音室運抵光碟工廠，在一間無塵的房間裡用玻璃模具複製出一個母盤，然後母帶就被鎖進另一個安保嚴格的房間。格羅夫頭天上班就拿到了一系列的員工手冊，明文禁止未經許可將尚未發行的雷射唱片帶出廠區，違者解雇。講到這裡，讀者必然猜著了。離奇的不是監守自盜，而是這個難度極高的挑戰要如何完成，接著該如何自保，繼而持續作案，打造出全球最囂張、最令唱片業抓狂的音樂泄密小組“RNS”，還有他們的動機——讓人想起音樂版圖的無政府主義。

格羅夫

我最近在看1987-2001年的《音像世界》。這本雜誌在上世紀的中國內地曾經雄踞“流行音樂第一刊”，權威性與前沿性兼備。1998年12月號的雜誌就網絡音樂這個業界新現象出了一個專題（P32-37），總共四篇文章，發頭條的《“狼”來了——網絡銷售，傳統唱片業的“冷面殺手”》署名戴方，其實出自樂評人王曉峰之手。全文超過六千字，據作者回憶，先是在《北京青年報》發了一個七八百字的濃縮版，只夠羅列觀點，所以刊登之後，業內人士都不理解MP3的可怕。當時有四五家唱片公司的老闆給王曉峰打電話，按肇事者的說法，那些人當時連電子郵箱是什麽還不知道，就跟他嚷嚷：“你憑什麽說唱片業要完蛋啊？我們最近打盜版剛剛初見成效，你又開始說喪氣話。”

“我們等著瞧。”王曉峰說。

王曉峰1998年發表在《音像世界》上的文章預言了MP3的可怕

然後“三表老師”的那些觀點，或者說預言就都成真了：MP3成為人類聽音樂的主流選擇；實體唱片乏人問津；傳統唱片業的業績大滑坡；越來越多的藝人選擇在網絡平台發表作品。

感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一下王曉峰的那篇文章，它在史蒂芬·維特的專著裡就像是一個中國腳注，對應書中的第三條敘事線。神奇的是，王在文章的第一段這樣寫道：“隨著今年加拿大‘西格拉姆’公司兼並了世界最大的唱片公司寶麗金集團……”西格拉姆（Seagram）在本書中被譯為“施格蘭”，這樁驚天並購的計劃書公布於1998年5月，半年後，施格蘭旗下的環球音樂吞並了寶麗金，新成立的環球集團於次年取代華納成為音樂行業的老大，時任老總莫裡斯（Doug Morris）正是第三條線的主人公。

莫裡斯

新環球誕生之際，唱片工業到了歷史上獲利最豐的時期，產能和銷量的提高讓唱片的單件成本降到一美金以內，而零售市場的單價是16.98美元。這利潤要讓中國內地的同行驚掉下巴。參考《音像世界》，港台流行音樂在大陸最暢銷的1993-1994年，一盤引進版磁帶的零售價是9.8元，引進方的利潤在兩元左右。即便如此，經濟效益已經好到夢裡偷笑。像是“上海聲像”最初引進的周華健，某專輯的磁帶銷量突破了一百萬盤。難怪乎，國內外的唱片公司在面對盜版的時候，首選策略就是“打”。只不過，在MP3的盜版浪潮背後，還站著技術革命以及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改變，所以從馬後炮的角度來說，莫裡斯對MP3的敵視、對新時代的誤解其實是讓整個唱片業錯失了自救的機會，換句話說，後來的困境多少有一點咎由自取。

可歎納普斯特（Napster）在世紀之交的那次攪局，並不是所有的唱片業大佬都舉著手槍。書中以貝塔斯曼集團的老總米德爾霍夫（Thomas Middelhoff）為例，2000年年末，他宣布貝塔斯曼將和納普斯特一起開發基於點對點技術的付費下載頻道。

納普斯特最高峰的時候擁有六千萬注冊用戶。因為輸了官司，這家海盜公司的伺服器於2001年7月下線。諷刺的是，納普斯特在世的那兩年恰好也是唱片業銷量最高的時期。2000年，平均每個美國人在CD上的開銷就達到了70美金。史蒂芬·維特給出了解釋：“如果市場上的便攜式數字音樂播放器沒有達到一定數量，那MP3的價值還是不會很高。你不能隨身攜帶MP3，不能在車上聽MP3，不能在慢跑時聽MP3……”所以，MP3的非法下載在一段時間裡促進了實體唱片的銷量。賈伯斯更得感謝MP3。iPod於2001年面世，銷量好到蘋果公司的高管都覺得意外。蘋果公司就像是一台動力十足的收割機，駛入了納普斯特耕種過的罌粟園，與此同時，為MP3的合法化栽下一棵樹苗——iTunes。

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還在上演。音樂產業如今和流媒體的關係好比是在度蜜月，未來如何還需謹慎。史蒂芬·維特的這本書，首版是在2015年，五年後才在內地亮相雖說有點拖遝，好在它經得起重讀，尤其是第三條線。

關於譯本，通常我對音樂類書籍的譯者意見比較大，因為他們的音樂素養經常遠遜於他們的英語水準，有些人甚至能把Album（專輯）這樣的常識翻成“畫冊”，把Echo And The Bunnyman翻成兩支樂隊。國內的樂迷想必對蔡哲軒這位譯者還比較陌生，大家更熟悉他的筆名“墨墨”。墨墨有一句名言：如果誰還把music publishing（版權管理）翻譯成“音樂出版”，那麽此人的文章應該無視，出的書應該丟垃圾桶。以上的觀點肯定跟墨墨的原話有一些誤差，翻譯嘛，這是很難避免的，以我對他的了解，他在社交網絡上撕過的譯者、出版公司不在少數。各位有仇的趕緊報仇，我在這裡隻吐槽一點：你們覺不覺得，“How Music Got Free”這個書名被他譯出了一點本幫菜濃油赤醬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