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月
編輯｜柏櫟
攝影｜尹夕遠
氣球
麥家清晰地記得最後一次看到父親的下午。那天他回了一趟蔣家村，從杭州開車回去大概40分鐘的車程，一切看上去都很尋常，陽光明媚，老人坐在屋外曬太陽，皮膚白皙，麥家拿了一塊月餅，一口一口喂給他，吃了兩塊月餅以後又給剝了一個大白兔奶糖。麥家用富陽話絮叨著：「這是你最愛吃的甜食。」父親聽不懂了，他得了阿爾玆海默症，已經認不出人。
吃完晚飯，麥家像往常一樣給父親擦了身子，安排老人上床睡覺。他沒法住下，還得趕回杭州城裡寫稿。自從2008年憑借《暗算》獲得茅盾文學獎、2009年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風聲》大獲成功之後，他進入了一段狂飆猛進的高產期，從2009年到2011年一共寫了四本書，即分上下卷的《風語》和《刀尖》。那次回家發生在2011年9月28日，《收獲》雜誌編輯正催著要《刀尖》的下卷，麥家跟父親說：「等我寫完稿子再回來看你。」
也正是在那天半夜，助理江璐接到了麥家的電話，電話那頭，他嚎啕大哭，泣不成聲，嗓子全都啞掉了。沒有任何征兆的，父親於凌晨去世。
麥家幾乎垮掉了，他料理焦頭爛額的喪事，身體也出了狀況，胃被中藥燒壞，整個人瘦到虛脫，他本來像父親一樣皮膚很白，但由此面色變成了土黃色。「他當時特別特別崩潰，每天處於一種不知道為什麽活著的狀態，整個人失魂落魄，人已經沒那個氣兒了。」江璐告訴《人物》。
但世俗瑣事不因他的崩潰而消失。那是他最受市場追捧的時候，出版商爭相搶奪他的書稿和劇本，有人曾抱著300萬現金，只要求他在某部劇裡當個掛名編劇。《收獲》雜誌剛剛發表了《刀尖》上卷，馬上要發下卷，但到截稿的最後幾天，麥家還沒有交稿，編輯急了，一次次打電話來催。父親的突然去世給麥家提供了拖稿的理由，編輯很理解麥家的悲痛，他的父親也在幾年前去世，兩人在電話裡相對痛哭。然後，編輯冷靜地說：「我再給你10天時間。」
10天裡，麥家幾乎滴著淚寫完了最後5000字，某個瞬間他覺得悲哀又滑稽，「至親的人都去世了，你卻還在這裡趕稿，沒時間悲痛。你突然覺得你在做一件很滑稽的事情，而這所有的滑稽都是你自己追逐名利導致的，如果你沒有那麽強的功名心，怎麽會這樣？」他說。
交付那篇稿子後，麥家以漫長的沉默回應世界，再次出版新作《人生海海》，已經是8年後的現在。他於聲名最盛之時陷入停頓，在一個人們記憶力越來越短暫的時代，這個停頓對於作家而言過於冒險，他的母親一度擔心他揭不開鍋。
麥家一貫寫得慢，成名作《解密》慢吞吞寫了11年。但父親去世的前幾年，因著《暗算》和《風聲》的成功，他覺得自己實現了某種自我突破，以前一天只能寫五六百字，現在一天能寫幾千字，一年一本，甚至兩本。「好像真的名利給了你自信，然後自信又給了你才華。人有時候在自卑的狀態下某些才華體現不來，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哎呀，被社會肯定之後感覺內心更加自信了，自信之後確實好像才華爆棚了——只是好像。」
麥家一直自卑，他成名太晚，與他年齡相當的蘇童、格非、畢飛宇等作家早在八九十年代純文學尚熱的時候成名，麥家的寫作之路卻一直不太順利，直到2002年才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解密》。但由此他也開創了中國文學的一個全新類型，加上後來的《暗算》和《風聲》被成功影視化，他聲名漸隆，有了「諜戰小說之父」的稱號。
長時間的被壓製使他格外迷醉在「被人關注，被人肯定，作品不停地被出版」的狀態，以前退他書稿的名刊現在留出版面等著他，很多著名導演打電話給他，希望可以獲取作品的改編權。他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被媒體追逐報導。
江璐回憶起那時的麥家，「他就像快要吹爆的一個氣球一樣，自信心特別的滿，對待很多事情他是非常武斷非常強勢的，對人的態度也是，身邊人看到他都非常緊張。」
直到父親的去世戳破了這隻氣球。
剪不斷
4月21日的新書《人生海海》發布會上，有一個環節是播放麥家前年在《朗讀者》中關於父親的訪談片段。他坐在台上，盯著螢幕看完，眼睛有點發紅，嘴唇抿成一條線，沉默了一會兒之後說：「我覺得這種安排顯然不妥，一下子讓我情緒崩潰掉，我不敢保證下面我不說胡話，如果說胡話你們要原諒我。」
傷痛到現在依然是巨大的，何況是當時。但還有更多的痛苦來臨，麥家在父親去世之後陷入失語，他的作品卻迎來一片嘈雜聲，《風語》和《刀尖》普遍被認為是他的滑坡之作，人物和情節都有很多經不起推敲的地方。
在中山大學教授、文學批評家謝有順看來，麥家是那種需要字斟句酌、很艱難地把語言逼出來的作家，「他這樣的作家寫作速度快不了，他一快可能就會寫得很松……就變得不那麽講究。」
很少有作家願意承認自己作品的失敗，但麥家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罕見的清醒和坦誠。在負面評論出現之前，他已經先意識到了問題。父親去世後的一段時間，他待在蔣家村，每天足不出戶，對著父親的牌位朗讀《刀尖》上卷，那是讓自己心安的方式。在朗讀的過程中，他發現很多由於倉促寫作留下的謬誤。他心中不安，跟出版方商量，能不能推遲出版，讓他再修改一下。但出版方表示，書稿已經下廠，書訊廣告也已發出，怎麽能說不出就不出？《刀尖》最終還是如期出版了。
那本書依然賣得很好，但他說：「父親的去世是老天做的主，而我作品的『去世』是我個人造成的，是我在名利面前失控導致的。」
對於這次倉促的寫作，麥家一直耿耿於懷。後來他參加央視《開講啦》，在這個節目中，他穿著灰藍格子襯衫、牛仔褲，嚴肅地對著鏡頭說：「我要對讀過《刀尖》的讀者深深地致歉，我玷汙了你對我的信任。老實說，我無法原諒自己把那麽一部破綻百出的書交付你……我做了這個時代的俘虜，在名利和誘惑面前亂了陣腳，丟了盔甲。我成了自己的敵人，並且被打敗了。」
這個演講出乎所有人預料，節目錄製前，編導魏婧看了講稿後給他打電話，說這檔節目閱聽人面很大，怕有負面反應，建議他換個內容講。麥家沒同意：「我需要對讀者道歉，但我更需要對自己扇耳光，扇自己耳光的目的是讓自己去記住這種痛，別再次跌倒。」
回到2011年，父親去世是痛苦的，作品失敗是痛苦的，在接下來的3年裡，麥家沒有寫作，他看書，健身，伺弄園子裡的花花草草，長久地沉思。
但不寫作同樣也是痛苦的，他曾和作家潔塵聊過這件事情，自己越寫越差，不想再寫了。但真的從此不寫嗎？潔塵能感覺到他身上的困惑和空虛，「一個作家沒寫作，他實際上有點沒著沒落的，他找不到那個根基，找不到那個支點。」
她理解他的痛苦，在她看來，麥家與其他寫作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整個人的核心和支撐都是文學和寫作，「他是為寫作而生的。」
麥家曾在成都居住過很多年，在那裡和潔塵等一些作家結下友誼。潔塵的丈夫做得一手好菜，他們經常在她家裡聚會，其他人會聊一些生活上的瑣事和八卦，但麥家會執著地把話題挪到寫作上，「能看出來，他的注意力都在這個上面。」
她記得幾年前與麥家有過一次爭論，麥家認為文學是至高無上的，她不同意，她覺得文學是人生的一部分，有一些人可能必須依靠文學生存下去，但有另外一些人並不一定需要文學。
麥家大發雷霆，反應非常激烈，衝潔塵大吼：「你完全錯了，你這個想法太荒謬了。」他認為，只有文學才能拯救人的靈魂，其他的渠道都是不夠的或者低一等的。
「我雖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會感覺到他那種極端和純粹，對於文學有非常虔誠的信仰。」潔塵說。
作家蘇童曾和麥家一起去倫敦，他去麥家房間，打開房門，看到麥家一個人望著窗外發呆，蘇童疑惑地問：「你在乾嗎？為什麽這樣坐著？」麥家說：「不這樣坐著，難道我能出去嗎？我又不認識路。」
最終蘇童帶著他出去逛了逛。那個獨自發呆的背影此後一直印在了蘇童的腦海裡。「他就是這樣的人，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情願在房間呆坐著什麽也不乾，他不會出門。」蘇童告訴《人物》。
「寫作之外，你有什麽其他愛好嗎？」《人物》記者問麥家。他迅速反問道：「你覺得我這人會有愛好嗎？」
在成都這個崇尚享樂主義的城市，詩人、藝術家和作家們聚在一起，想方設法制造吃喝玩樂的機會，潔塵覺得，麥家在成都多年，從味覺到精神，一直沒能融入這種氛圍，他不吃火鍋，不吃辣，「他過於精神化，對於吃喝玩樂從根本上不是很接受，他也不會全情投入……很多外地人到成都，很快就變成成都人了，但麥家一直不是一個成都人。」
潔塵覺得，麥家是個總體上不怎麽快樂的人。某種程度上，這是麥家主動的選擇，在他看來，作家的責任是探求人性的深淵，必然伴隨著寬大的寂寞和孤獨，世俗生活的瑣屑、快樂和有趣背後都隱含殺性，會緩慢扼殺掉作家的表達欲，「快樂你就會陶醉進去，如果你在世俗生活面前特別迷戀或者特別得心應手，你就不會去寫作，因為寫作是很苦的。」
《人物》記者在杭州與麥家相處了兩天，和他交談，散步，回到故鄉蔣家村爬山。他穿著褐色的休閑西服，戴副黑框眼鏡，有著沉悶而嚴肅的氣場，即使笑，嘴角上揚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在採訪中，他提得最多的一個詞是：痛苦，一共提了35次，此外提了20次「孤獨」、14次「傷害」和11次「忍受」。這些詞語構成談話的基調，他很少討論快樂，儘管他清楚地知道那是人歸根到底應該追求的東西，但覺得自己很難擁有。
「我能擁有的只有寫作。」他說。
從決定沉默開始直到8年後，麥家終於寫出了讓自己更滿意的作品《人生海海》。莫言讀了兩遍之後評價說：「麥家把他的家底子都抖擻出來了……這本書顯示了麥家的語言能力和野心……在大部分篇幅中，他用了一種具有濃鬱鄉土色彩的、但業已馴化的陌生化語言。這一點讓我欣喜，讓我對他刮目相看，我一直認為一個作家必須能創造一種帶有他的鮮明風格的語言，才有資格被稱為文學家，否則就是一個小說匠人。」
麥家有理由高興，但談起自己的成功，他還是淡淡的，像一個監視者。「從成功學上來說，我應該算成功，但從快樂上講我還真的沒有常人快樂，我還是依然生活在一種扭曲的心靈陰影之下。這種東西雖然我一直想告別，一直想剪斷，我寫作就是為了剪斷自己的過去。」他說，「但還真是難以剪斷，所以我還在寫，哪天剪斷了可能就不想寫了。」
麥家55歲，人到中年，河流入海，大部分人歸於寧靜或幻滅，但他的內心仍然暗流洶湧險象環生。他的人生軌跡展示了一個人如何終其一生與痛苦過往搏鬥，無法擺脫也不能遺忘，被它傷害也被它成就，他所有的強大與脆弱都能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內心戰爭中找到根由。
日記
在父親去世後、決定不寫作的3年裡，麥家重新開始寫日記。
對於普通人來說，寫日記是件尋常的事，但卻是麥家費了很大功夫才放棄的事，他用了「戒掉」這個後面通常跟著「毒品」和「癮」的詞。日記於他而言曾經也是這樣的存在，從12歲開始，他寫了20多年的日記，記錄了自己整個少年和青年時代。
和麥家在蔣家村裡走了走，這個1000多戶人家的村子被清明的綿密小雨籠罩，村裡的幹部對麥家前呼後擁，撐著傘極盡殷勤。時間已經過去了40多年，漫長時光裡好像發生了很多事，白牆黑瓦的老房子拆了很多，小時候的鵝卵石路鋪成了青石板，麥家從一個沉默寡言的少年變成了功成名就的作家和鄉賢。但又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這個地方留給他的痛苦從未隨著時間消解。
到處都是不好的回憶。村子中心有一座建於康熙年間、保存得極為完好的蔣氏祠堂，粗大的紅柱上刻著精美的獅子滾繡球，天井兩側的廂房是麥家上小學的教室，那是他和人打架被人欺負的地方；白牆黑簷的老屋還在，那是他被父親斥責、打罵，痛哭的地方；老屋的二樓有一個昏暗的閣樓，牆上挖了個半米見方的窗戶，晚上可以看見大大的月亮，那是他寫日記宣泄內心憤怒的地方。
他的人生是從不被認可開始的，外公是地主，爺爺是基督徒，父親被劃成了「反革命」，都是「黑五類」，帶著這樣的成分，六七歲的麥家雖然懵懂，但已經隱隱覺察到自己的家庭被人歧視。
他的小學語文老師王玲娟向《人物》回憶起當時的麥家，臉圓圓的，眉毛很濃，有兩顆很闊的門牙，個子很高但膽子很小，喜歡坐在祠堂的門檻上看破舊的小人書，總是悶聲不響，怯怯的樣子。「他有點受人欺負的，很自卑，不敢抬起頭來做人。」
小學的一個冬天，外面下大雪，麥家坐在窗戶下面凍得哆嗦，想趁著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時悄悄把窗戶關上，但不小心發出了聲音，當時的老師回頭問他在做什麽，他說有點冷，老師嘲諷他：「你頭上戴著三頂黑帽子還怕冷啊？」
王玲娟第二天去麥家家裡看他，他躲在閣樓上，眼淚一滴一滴掉下來，說再也不去上學了。她沒辦法化解整個時代加諸這個少年的痛苦，只能無力地拍他肩膀，哄他去上學。
12歲的時候，3個同學罵他父親「反革命」、「牛鬼蛇神」、「四類分子」、「美帝國主義的老走狗」，罵麥家「狗崽子」、「小黑鬼」、「美帝國主義的跟屁蟲」，他氣瘋了，跟人開戰，結果被人多勢眾的對方打得鼻青臉腫。
他不甘心，堵在其中一個同學家門口，想決一死戰。父親提著一根毛竹抬杠趕來，不問青紅皂白，當著同學父母的面狠狠扇了他兩個大耳光，麥家的鼻梁被打歪，鼻血噴出來，流進嘴裡，或是沿著衣服流到褲襠。
父親以前也總是打他，但都沒像這次這麽令他恨過。他恨這種生來就有罪的境遇，恨這個村子，恨所有欺負他、歧視他的人，最恨的人是父親，歸根到底，「是他的身份害了我」。
王玲娟還記得麥家父親的樣子，典型的農村男人，皮膚黝黑，高大強壯，大大咧咧，口無遮攔，1953年土改時，縣裡工作組找他談話，問：「共產黨好不好？」他說：「好是好的，但就是沒國民黨的時候吃得好穿得好。」因此被打成了「反革命」。他性情暴躁，「動不動就用毛竹鞭打孩子」。
在村裡，老子打兒子是無比正常的事情，沒人會覺得大驚小怪，麥家的痛苦顯得過於強烈而怪異。在江璐看來，麥家的內心過於敏感，在接收外部信息的時候，反饋的信號也比一般人要強烈，「他內心本來就有一塊濕潤的土壤，外部的環境一刺激，別的小朋友完了之後就回家去玩兒泥巴去了，但他可能會去想更多的悲傷的東西。」1989年考上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一位同學發現了他這個特質，跟他說：「你這塊鐵打得太細膩了，作為作家，這是個優點。作為一個普通人，你會比別人承受更多的痛苦。」
他的敏感、脆弱差點葬送自己。11歲時，他被一個同學欺負，跑到村裡的抽水機房，那裡有通電的閘刀，他想了結自己，伸手去摸閘刀。當時他站在一個檻上，觸電的瞬間使身體變形，失去平衡摔倒了，陰差陽錯救了他。
在很長的時間裡，麥家痛恨自己身上的敏感脆弱，甚至隱隱羨慕父親。那個高大的男人抽煙喝酒打孩子，看上去沒心沒肺，白天被遊鬥，晚上還有精神去唱戲。那時的麥家時常感到自卑，不敢在村裡出現，總是夾著尾巴做人，父親卻依然大搖大擺，在村子裡晃來晃去，天不怕地不怕，活得我行我素，理直氣壯。
有天放學回家，麥家前面有幾個同學，再前面是父親，他沒發現麥家跟在身後，經過一個小弄堂的時候，父親放了一個屁，非常響，他迅速回過頭來，盯著那幾個同學問：「你們誰放的？你們誰放的？」同學面面相覷，麥家特別開心解氣，仿佛父親給他報了仇。
聊起這些時，麥家有點恍惚地感歎：「你看他就有這種心情，這種性格，他什麽東西都放得下。」
他羨慕父親身上這種莫名強大的東西，那是他無論怎樣努力都擁有不了的。他和父親是兩種人，父親是石頭，鈍且堅硬，不會輕易破碎。他是玻璃，剔透又脆弱，傷害在內心的鏡面上來回反射加強，自我折磨。
被父親痛打後，麥家變得更加陰鬱寡言，不出門，不出聲，出門習慣貼著牆邊走路，整個人蔫蔫兒的，母親叫他「洞裡貓」。他發泄的唯一渠道是寫日記，第一篇的內容是發誓再也不喊那個人爹。
「寫日記是幹什麽？就是一種內心要宣泄，就是被人遺棄、被人歧視之後的一種自我掙扎。你在外面跟別人交流的渠道被阻斷之後，你另辟蹊徑，找到了一個特殊的方式。」他說。
於他而言，日記不是興趣和消遣，它變成了救命稻草，「日記給了我一條縫，它一直在養著我，讓我對這個世界或者對周邊的恨有一個宣泄的渠道。宣泄本身是一種喘息，苟延殘喘，不至於被壓垮。」
當語言變成文字，會有更重的力量，麥家的仇恨也來得比別人更長久。他和父親的冷戰持續了10多年，再也沒有叫過一聲爹。他給家裡寫信，抬頭隻寫「母親你好」，從來不提父親，休假回家時給母親買衣服、食品、家用品，但從來不給父親買一盒煙。母親看不下去，只好以他的名義給父親送香煙和衣服。和父親不得已共處一室時，大多是沉默。
他結婚生子，沒有請父親去家裡做過客。兒子兩歲才第一次回去見到爺爺奶奶，他沒有陪同，隻讓孩子和媽媽兩人回去。他把身份證上的名字從「蔣本滸」改成了「麥家」。
他恨父親，也恨村子。1981年他參加高考，別人都挑省內或者附近的學校，他上了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目的就是要離家遠遠的。但村裡有人知道他要去讀軍校後，私下還去人武部告狀，說他家庭成分不好，誣蔑他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軍校畢業後他也不回家鄉，一直漂泊在外，福建、南京、北京、西藏、成都……不停地換地方，有很多次機會可以調回杭州，但他總是一概放棄。他說：「那時候我只想遠離他媽的那個肮髒的村莊，遠離父親，決不妥協。」
「他是過不去的一個人。」蘇童說。
麥家在軍校學的是無線電專業，受過記憶力的特殊訓練，20年前見過一面的人，20年後再見，麥家能如數家珍地講出他當年轉身時牛仔褲上露出的商標圖案和顏色。即使是現在，一張銀行卡在他眼前閃過，他也能把卡號全部記下來。
「回憶不斷地被修複，不斷被覆蓋，這些可能都不是問題，但他的問題就是記憶力太好，記得住，不容易忘記，人生其實不懂忘記也是很悲慘的。」謝有順說。
一寸寸逼近成功
童年的陰影深刻影響了麥家的人格，到現在，他都不願意見到年輕時的自己，「一個可憐的倒霉蛋，自卑、孤獨、脆弱、迷惘，除了年輕幾乎一無是處。」
即使功成名就的現在，麥家在心理上依然自卑，怕見生人，怕被人指責，所以做任何事都力求做好。江璐記得，麥家從來不在寫作過程中讓人看內容，「他自卑到必須要拿出一個沒有錯別字、沒有標點符號的錯誤、所有的版面都很乾淨的東西，他才會願意給別人看。」
新經典文學總編輯黃寧群在編輯出版《人生海海》時，與麥家有過很多的交流。印象裡他改稿子極其認真，修訂的時候連一個「的」、「了」都會反覆調整。前一天改好一版發給黃寧群，還沒來得及等她看，新的郵件又來了：「小黃，昨天的郵件你看了嗎？沒有看的話就當沒有收到。我覺得那樣處理仍然不妥，應該如何如何……」
在快要印刷的時候，麥家終於覺得滿意，給黃寧群打電話：「這個小說你再看一看，沒有硬傷的話，不要再找我，我再也不想碰這個稿子了。」第二天電話又來了：「小黃，說不碰了，現在又要碰了，我覺得有個詞還是要改一下。」
麥家常跟江璐說：「我是一寸寸在逼近成功，不是上帝在賜給我好運。」
麥家從來不相信天賦，他覺得自己沒有馬爾克斯的腦子，但因為有著不幸的童年，他是個天生的作家。「童年的不幸，它是讓我成為作家的一個最好的訓練。」
在開始寫小說之前，他把所有的負面情緒交給日記，向它傾訴，也從傾訴中獲得安慰。在這個過程中，他對文字產生感情和信任，寫作成了他用來稀釋痛苦的必需品，緩解了他和現實之間的緊張關係。他說：「如果這輩子我要不寫作，沒有這個出口，我很可能中途要麽就自殺了，要麽整個人就廢掉了，內心一點力量都沒有，完全被生活打趴了，正因為有寫作這個通道，你一直在忍受當中成長起來。」
寫小說的想法萌生於上大學的時候，他偶然讀到了《麥田裡的守望者》，塞林格自言自語的敘述方式和霍爾頓忤逆憂傷的情緒擊中了他，他感覺和自己的日記很像，於是想，「小說既然可以這樣寫，我幹嘛不照著寫寫看呢？」
1984年，軍校畢業之後，麥家和同學薑漢進入部隊保密部門工作，駐扎在福州的一座小山。薑漢記得，自己一頭扎到了工作中，麥家則一頭扎到了小說創作裡。他向《人物》回憶，每次下夜班往山下走，他都會經過麥家的宿舍，燈亮著就會進去坐一坐，那是一個十來平方米的房間，剛好擺下床、書桌和櫃子，沒有衛生間，窗外種著一排翠綠的芒果樹。麥家經常挑燈夜戰，用鋼筆在紅格子的稿紙上寫字，寫得不順時會生氣地把稿紙一團，扔到垃圾桶裡。
1987年，23歲的麥家參加了南京軍區舉辦的文學創作學習班，海波當時是《昆侖》雜誌編輯部副主任，給這些學員上課。海波記得當時的麥家，高瘦、白皙，戴著黑框眼鏡，性格有點怪異。他組織班裡同學討論創作理念，麥家很少說話，「他的性情是極其內向化的，你能夠感到他內心的東西特別特別多，他要通過寫作這種形式來宣泄、排解。」海波告訴《人物》，他暗自猜測，這樣的人過往應該有很多不順。
麥家的情緒直接體現在了語言裡，海波覺得麥家的語言有一種很特殊的情緒，「特別特別不正常的精神狀態，特別的痛楚，特別的不安分，特別的饑餓、渴盼，特別的掙扎。」
他時常能感覺到麥家的急躁和渴望，同班的閻連科那時已經展現出極快的寫作速度，像個寫稿機器，中篇一個接一個發表，速度和數量都很驚人，「麥家出短篇的時候，別人已經出中篇了。他出一篇的時候，別人可能五六篇、六七篇出了，這個對阿滸（當時的筆名）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兩人有時散步聊天，麥家會憤怒地說：「我怎麽就寫不出小說來？我怎麽就寫不出好小說來？」那種焦躁又憤怒的語氣，海波到現在都清晰記得，「一般作者都盼望寫出好作品，但阿滸的表達是一種憤怒，那個情緒比別人要強烈得多。」
麥家急躁、憤怒，想要在文學上殺出一條路，可他一直失意。
1989到1991年，麥家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他的同班同學、解放軍《文藝》雜誌副編審殷實記得，班裡同學經常在《人民文學》等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老師上課會表揚，但麥家頻繁遭遇退稿，「一個都沒有」。
1991年臨畢業前，同學都已經準備離校，他發神經一樣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那就是後來的《解密》。當時的他不會想到，這部小說會耗掉他整個的青春。
開始寫得很快，第一個月寫了6萬字，3個月寫了19萬字，寫完之後就開始投稿，在忐忑中等待，3個月之後南方一本刊物給他退了回來。他翻了一下，稿子裡面的折頁都沒有被翻開，他猜測，對方可能都沒看。
這是《解密》第一次被退稿，之後還有無數次。1993年夏天，他再次收到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退稿信。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退稿，麥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再次品嚐到了被人拋棄、被人歧視的滋味。敏感脆弱摧垮了他，他感到極度痛苦，腦子一團漿糊，在大街上胡亂地走，走到火車站，隨便買了一張票，隨便上了一輛火車。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要幹什麽，一個老人坐他對面，看麥家一臉難過，主動跟他聊天，老人經歷過「文革」動蕩歲月，把自己的苦難拿出來開導麥家，他說：「雖然說作品是一個作家的孩子，但是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一堆廢紙，你為它傷心痛苦不值得，小夥子回去吧。」
後來麥家跟海波聊起這件往事，以他當時的痛苦狀態，很有可能去自殺，「那個不知姓名的老人救了他一命，他一下子就把阿滸說醒了，重新又鼓起生的勇氣來。」海波說。
麥家運氣好，死裡逃學生，但是《解密》的運氣一直都不好。2000年的冬天，殷實去成都看麥家，當時麥家在成都電視台做編劇，不用坐班。殷實到麥家家裡，屋裡非常冷，麥家穿著厚實臃腫的棉衣，還是沉默寡言的樣子。房子是複式結構，殷實跟著麥家去二層參觀，上面擺著一張孤零零的桌子和一個書架，桌上有一台開著的筆電電腦。屋子裡太冷了坐不住，他們只好出去找了家酒吧，喝了杯熱咖啡。
「還寫著呢？」殷實問。
麥家點點頭：「寫著呢。」
殷實能感覺到麥家當時的狀態，「他還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極其孤獨」。他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了，同學中成名的已經成名，轉行的已經換行，文學的黃金時代早已落幕，經歷了1990年代的市場化大潮，純文學已經坐上了冷板凳，「可他還在寫」。
麥家也著急，看完奈保爾的《幽暗國度》，麥家在最後一頁寫了一句話：「寫這本書時奈保爾31歲，之前已經出版六本書。我馬上四十歲了，卻一本書都沒寫出來，愧愧愧！」
他不是沒有想過放棄《解密》，特別痛苦的時候，他想要不寫了，但每次又會重新撿起來，「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無法將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樹，即使攔腰砍斷樹乾，來年照樣生出小樹枝，不屈服於死。」
2002年，經歷了17次退稿之後，《解密》終於發表，此時麥家已經38歲，距離他開始寫這本書已經過去了11年。發表那天，他寫了6000字的日記，用第二人稱高度表揚了自己，一邊寫，一邊流淚，他覺得表揚的那個人是自己，又好像不是自己，他仿佛變成了新的自己。
戴眼鏡的屠夫
麥家的經歷深刻影響了他的寫作，童年的痛楚和不被認可的孤獨都可以在字裡行間找到。在海波看來，能讀懂麥家作品的，是那些有著原生酸楚和痛苦的人，蜜罐裡泡大的、順風順水漂大的人讀麥家，只能隔岸一觀，玩賞罷了。
他在寫英雄和天才，諜戰和密碼，總是把人物的命運推到絕境，放在鋒利的刀刃上，「血將濺未濺，命將亡未亡地讓你看，什麽都未發生，又什麽都發生了，讓你心驚肉跳地不敢看，又移不開一絲絲目光。」
《解密》的容金珍是智商超高的數學天才，破譯了敵方最複雜的密碼，最後因為丟失涉密的筆電徹底瘋掉。《風聲》的間諜李寧玉被鎖在莊子裡審問，無法脫身，最後用自殺的方法傳出了情報。
海波自己也是寫作者，他自問：「敢不敢把人物的命運推到這麽極端？」想了想還是做不到。他試著去推測為什麽麥家可以做到，可能是因為麥家受到的壓抑、痛苦過於強烈，他身上沒有包袱，他在最底層、最受歧視的狀況下生長起來，身上不帶任何優越感，「他對什麽也沒有崇拜，什麽東西也不能限制他寫什麽不寫什麽。他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想怎樣寫就怎樣寫，所以他在編織故事情節和描繪人物命運的時候，就特別特別極端。」
他用了凶悍二字來形容麥家的文風，他記得麥家在處女作《變調》上寫的小說觀，充滿殺氣：「我歡喜把小說做得殺氣騰騰。我要殺了你醜陋的一面！我要你殺了虛偽的一面！我要殺了你所有一切肮髒齷齪的玩藝！我是個戴眼鏡的屠夫！」
海波當時很困惑，這麽一個生於江浙、戴副眼鏡的白面書生哪來這股凶悍之氣。後來他聽說了麥家的一次打架，遇到一個敲詐勒索的開黑車的司機，他和對方打了起來，拳拳到肉到骨，直到把對方打服。這次打架隱約印證了他心裡對麥家的印象，「他的斯文不是那種很弱的斯文，惹急了，他絕對是一個很凶狠的人。」
麥家總在作品裡表達憤怒和傷害，那是他的心理現實，但他從不敢在寫作中回到真正的現實。他不寫真實的世俗生活，他的英雄和天才都在庸常生活之上，是遙遠神秘、和普通人無關的故事。
但他永遠給不了筆下的英雄一個喜劇，他說有時也想讓筆下的人物活下去，有個幸福結局，但潛意識裡的處理結果總是慘兮兮的。他覺得那是童年給他留下的陰影，「你是被傷害過的，你對世界就是不信任的。這個是你骨子裡的東西，你身上沒那種細胞，也沒那種情感。」
在謝有順看來，麥家身上的諸般糾結、脆弱和痛苦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不幸的，但放在作家身上，又是幸運的。他覺得，作家就應該是弱者，好的作家應該是弱的天才，他有的時候不是向這個世界呈現剛猛的、堅毅的一面，而是向人們呈現世界和人類心裡那種脆弱的、不堪一擊的、命若琴弦但是又值得用命去維護的那些東西，讓人們看到世界脆弱的一面，易碎的一面，稍縱即逝的一面。
「它有的時候不是提示我們人活得多成功，其實恰恰提示我們人活得有多麽的失敗，多麽的不堪，多麽的無所適從，左衝右突，但是我們又不願意這樣活著，我們依然在卑微裡還要開出花來，依然在泥沼裡面，在汙穢裡面我們還要站立起來，這就是20世紀以來文學一直在強調的主題。」
和解
麥家在小說裡不想面對的，終究要在現實裡面對。
他和父親的冷戰終止於2004年，那一年，父親被懷疑得了阿爾茲海默症，那個粗暴的老人開始緩慢遺忘所有人、所有事。
疾病與衰老總能敲碎所有的頑固和堅持。那年，父親摔了一跤，住了院，麥家的兒子從老家回來後經常在麥家面前咿咿呀呀地說：爺爺，摔跤，打針，哭。年底，麥家從成都悄悄回了一趟杭州，第一次專程回去看父親，父親已然老去，變得弱小無能，「突然發現他不值得你恨，值得你同情了。血脈的東西說不清楚，恨真的有時候會一夜之間消失掉。」
他開始主動緩和關係，每個月給父親打電話，一年回去看他一回，帶他去北京、上海旅遊。他的計劃裡還有一些大城市，他想帶著父親在記憶徹底消失前去走一走，但父親並沒有給他機會。
2008年，四川發生5·12汶川大地震，將近10萬人遇難。麥家去災區走訪，看到很多失去親人的老人，他哭到不行，他猛然意識到父親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他必須要回去陪他度過最後的時光，他以最快的速度調回了杭州。
但他還是沒有跑過時間，回去時父親的病症已十分嚴重，不認識他，麥家就站在對面，老人盯著他問：「你是誰？我家老二（麥家排行第二）呢？」這一刻，麥家的眼淚嘩地湧出來，他不知自己是回來得恰好還是太遲了。
從那以後，麥家每個周末都回村裡，給父親喂飯洗腳，按摩松弛的肌肉，抱他上床睡覺。村裡人都誇他孝順，覺得他父母有福氣，但他的內心並沒有好過一點，「我確實做了很多救贖性的補償，但是真正他需要我愛的時候，我沒去愛他，這是最讓人難過的。他不需要的時候，你再去愛他，這完全是你在進行自我救贖，自我完善而已。」
他盼著父親能偶爾清醒，認出他，在清醒的狀態裡收到來自兒子的道歉。他叮囑家裡人如果父親清醒，馬上給他打電話。有一天，父親連續清醒了幾個小時，母親給他打電話，他匆忙趕回去，但在他進門前的幾分鐘，父親又變成了糊裡糊塗的狀態，麥家趴在他懷裡痛哭，父親一臉的茫然。直到2011年父親去世，麥家再沒有見過他清醒的狀態。
父親去世3年之後，麥家開始坐下來寫《人生海海》，他第一次在小說中觸及故鄉和父親，他希望通過這次寫作，和童年、故鄉、父親以及自己達成和解。
他終於在寫作中回到了真實的現實，寫了一直憎恨的那個村莊，村裡威嚴的祠堂、窄小的閣樓，欺負他的同學，自己在學校裡受的侮辱。最重要的是，他終於寫了父親，父親有兩個：一個是血緣上的，脾氣暴躁，沉默寡言；另一個是理想中的，也就是小說的主角「上校」，慈悲又強大。
就像麥家自己的父親一樣，上校最終失去全部記憶，變成了一個幼稚的孩子，他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心裡的悲傷已經要脹破，這會兒終於破了，我哽咽著上前幫他穿好褲子，系好褲帶，抱著他啜泣。淚水灼傷了我的雙眼，他奇怪我為什麽哭，我奇怪這世界為什麽這麽殘酷無情，我後悔來這裡，我恨不得連夜逃走。」
這是麥家滴著血養出來的一本書，他把心裡最深處的東西挖出來獻給了它。寫到情緒濃烈的章節，麥家會久久地關著房門痛哭，屋子裡響著哀樂，出來時眼睛血紅，沒有人敢上前問他發生了什麽。
「這就是非常典型的麥家，文學是他活著的一種狀態，生活是他文學的一部分。」新經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明俊說。
他的寫作重新變得緩慢起來，他甚至嚴格規定自己每天隻寫五百字，寫了刪，刪了寫，從2014到2019，整整寫了5年。他記得寫完的時候是個凌晨，他給自己灌了一杯咖啡，眼冒金星，興奮到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 他把書稿發給了陳明俊，郵件裡寫道：「我感覺我好像寫了個好東西，裡面有在絕望中誕生的幸運和在艱苦中卓絕的道德，不知是不是幻覺？請批正。祝福！麥家。」
等了一周，陳明俊都沒有回復，麥家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去了個電話，問看了沒有。「看了。」「怎麽樣？」「很好！我覺得你全面超越了自己。」
在陳明俊看來，《解密》故事足夠精巧，但能夠看出改了很多很多遍，每個詞都非常用力，但在《人生海海》裡，麥家松弛下來，文字從容而更具張力。
高曉松是最早的幾個讀者之一，讀完之後，他很驚訝，麥家竟然會對書裡的人物充滿同情，哪怕是那些造成傷害的人。「我以為到了老麥這個年紀，這個歷練，他下筆已經不再同情那些人，但他不但是同情，而且飽含了同情。」高曉松在麥家的新書發布會上說。
麥家終於和故鄉取得了和解，書中的「我」在結尾處原諒了村子裡那個造成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這是我的勝利，饒過了他，也饒過了自己，我戰勝了幾十年沒戰勝的自己，仿佛經歷了一場激烈的鏖戰。敵人都死光了，一個不剩，我感到既光榮又孤獨，孤獨是我的花園，我開始在花園裡散步，享受孤獨留給我的安寧。」
麥家覺得，這就是他真實的心境，通過這次寫作，他終於可以坦然面對童年的苦難，甚至感謝那些苦難。童年的經歷是刀子，也是磨刀石，它傷害了他，但最終也讓他成為了作家。「它曾經讓你不舒服，但它也磨煉了你的意志和忍受苦難的能力。你即使在童年沒遇到那些苦難，你未來也不能保證不遇到，我是提前遇到了，提前我被按在磨刀石上磨了，磨得很鋒利，你在往前走的時候，碰到荊棘的時候，你就可以把那些荊棘砍掉。」
也正是這場漫長的寫作，終於讓他接納了那個自卑、敏感、脆弱的自己，他一直覺得那樣的自己可憐又可恨，對他心懷警惕。但現在，他敢零距離地來擁抱自己了，「是寫作讓我去接受了他」。
父親去世之後，蔣家村的村民們經常可以看到麥家站在父親墳前的背影。這已經成了他的某種儀式。回村的時候，出遠門之前，他都會去父親墳前交代一聲。他在墳前長久站立，有時沉默，有時會用富陽話跟父親絮叨：「爹，媽媽生病了，你保佑好媽媽，讓媽媽身體好一點。」
「爹，我們要出遠門了，你照顧好自己，在那邊吃好穿好，有什麽需要跟媽媽說一下，我們給你帶過來。」
氣象好的時候，他會拔拔墳頭的草，清掃一下掉落的樹枝，旁邊有一眼泉，在那兒把火盆洗乾淨。墳前一直病歪歪的小樹已經長高，麥家覺得欣慰，這可能是父親在告訴他，自己在那邊過得不錯。
傷疤
潔塵去年在杭州見到了麥家，幾年不見，覺得對方有些變化。人胖了點，不像以前那般枯瘦，有了些中年人的潤澤感，他一直給潔塵介紹菜肴，話多，笑容也多。4歲的小兒子在旁邊玩耍，麥家看著幼子，眼神柔和。「他應該說比以前快樂很多吧。」
麥家看上去獲得了某種平靜，不再隻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薑漢最近見到他，覺得他比以前熱心很多，會主動問及薑的子女工作和生活，而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他過上了安靜的日子，在杭州西溪的院子裡種菜養花，修剪樹枝，院子裡種上了懸絲海棠，蘇鐵，還有迎春花。
他以前不愛自己，也不知道怎麽愛別人。他睡眠不好，妻子以前在他入睡的時候都不敢大聲呼吸，怕吵到他。最近妻子比較忙碌，常常睡不好覺，他醒得很早，卻一直不敢翻身，怕吵醒她，妻子覺得，「不可思議」。
故事看上去終於圓滿，可以到此結束，但那並不是結局。
在截稿前，《人物》記者與麥家通了一次電話，確認文章中的部分細節，那通電話意外地延續了一個半小時。電話中，他再次談到了和解，但更重要的，也談到了那些終究無法和解的部分。
他的確變得溫柔了一些，但內心深處依然像隻驚弓之鳥，他害怕跟親密的人近距離接觸，會反覆叮囑妻子，不要讓自己近距離接觸兒子，「我這種內心扭曲、有陰影的人不能帶孩子……你只要失控一次，孩子很可能就記你一輩子，內心就有個疤在那兒了。」他活得小心翼翼，生怕變成像父親一樣的父親。
2018年夏天，他脫下了浙江省作協主席的名頭，在外人看來作協主席是個虛職，並不影響他寫作，相關領導力勸他繼續當，但他回絕了。「說真的，我害怕跟人打交道，我怕自己孤僻的性格無意中傷害人，也怕自己被人傷害，合適的距離對我來說就是安全感，於人於己都好。」
潔塵覺得，即使是「快樂了一些」的麥家，眉宇之間，氣息之間，依然是孤獨的，那是他根深蒂固無法改變的特質。「總是有一種孤獨的東西把他囚徒一樣關在裡面，一輩子不得解脫。」
那些疤永遠都在，他所敢去觸碰的只是低層次的和解，「並不是說你今天寫了《人生海海》，就改變一切了。其實不是的，我內心的陰影和扭曲依然還在，只是被安撫了而已，我怕它們隨時被激活。」他說。
他現在掙了錢掙了名，家庭幸福美滿，但在他眼裡，「這些其實都改變不了你童年刻的那個傷疤，像最華美的衣裳也抹不了身上的疤一樣，頂多只是蓋住而已。」
在麥家的好友、作家阿來看來，「與過往的和解，有些人能很快完成，有些人一輩子也沒有完成，完成了可能就沒有這一方面的新作再出現了，沒有完成他就還會有新作，所以沒有和解既是壞消息，也是好消息。」
麥家感謝痛苦對他寫作的滋養，成全他當了一個作家。但當被問到如果能夠重新選擇一次人生，是成為一個功成名就的作家，還是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時，麥家沒有猶豫，迅速回答：「那我什麽功名都不要，只想要一個快樂的童年。」
那是他內心永遠無法和解的一塊兒角落，「我寫著，並因之得到了很多，但有人天生有的一些東西，我天定是一輩子也有不了了。」他只能帶著童年那些傷疤和傷痛的記憶走下去，並寫下去，電話那邊，他輕輕歎息：「這大概就是我無解的人生。」
（應採訪對象要求，江璐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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