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主旋律”開始好看：類型敘事與內容創新

汪榮

關於近年來的“主旋律”電影創作，學者孫佳山指出其中最明顯的變化趨勢就是“由於投資結構、出品歸屬等多層次的市場化、產業化變革，今天的‘主旋律’影視作品與過去由國家、正當明確標明主流文化邊界的發展階段相比，已經有了相當的自主性，對於主流文化邊界的‘勘定’也是在商業邏輯的基礎之上摸索完成的。”恰如其言，近期“主旋律”電影最大的變化就是將“主旋律”電影導向更為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方向，打破了既有的“主旋律”電影創作的格局，從而實現了內容上的創新。

這種創新首先就體現在電影敘事的類型化上。綜覽近期的“主旋律”電影，最大的特色無疑是“好看了”。這裡的“好看”既體現在視聽效果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敘事上。早先階段的“主旋律”電影往往注重講述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建構，以正面英雄和正面戰場的書寫為出發點，故事的講述往往過於嚴肅和老牌，趣味性和娛樂性不夠。

而在新階段的“主旋律”電影中，上述的弱點得到了改善，這些電影普遍主義故事的生動活潑性，人物塑造更為立體和多面和情節展開更為豐富和複雜，也更能吸引觀眾，這無疑是“主旋律”電影的重要突破。而這種突破是敘事的“類型化”策略帶來的。

在近期的“主旋律”電影中，口碑和票房獲得雙贏的“主旋律”電影是軍事戰爭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而這兩種題材也是最容易被類型化的題材。“類型”，將既定的元素進行排列組合，提供了成熟的敘事框架，是電影產業走向成熟的標誌。

例如，《紅海行動》是一個軍事片，主要表現2015年中國海軍護航艦隊到紅海葉門撤僑的戰爭故事，主要情節構成是“蛟龍突擊隊”八名隊員深入交戰區解救中國被劫持的人質的故事；《湄公河行動》實際上是一個警匪片，講緝毒隊長和情報員合作破獲案件，尋找真相的故事；《戰狼》和《戰狼2》，雖然情節的構成不同，但是都具有軍事片的元素；而《智取威虎山》則基本屬於冒險片的類型，具有豐富的跨類型敘事元素。由上述案例可以總結，近期的“主旋律”電影其實就是按照嚴密的類型片編劇方式進行製作，同時都屬於強情節性的作品。

在軍事戰爭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的類型敘事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敘事的關鍵。《戰狼2》裡吳京塑造的中國軍人冷鋒已經是一個經典的銀幕形象。該電影的主要線索是冷鋒去非洲尋找自己的愛人龍小雲，在尋找中他被卷入了戰爭，但他主動請纓去解救被困在當地華資公司的同胞，最後完成大營救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中，冷鋒是不僅是個體魄強健、戰鬥力驚人的鐵血男兒，同時表現出堅強的意志、責任和擔當以及強烈的國家自豪感。尤其以手為柱撐起國旗的鏡頭最具有象徵性。在那個時刻，在異國男性英雄被轉換為國族象徵，從完成了個體與國家之間的想象性連結，凸顯出濃厚的國族寓言意味。不同於美國式的個人主義的孤膽英雄，冷鋒可以說是將愛國主義精神貫徹到個體身上的英雄。而到了《紅海行動》中，“蛟龍突擊隊”的八名成員則各有特色，他們將無畏和犧牲的精神演繹的淋漓盡致。

當然，在“主旋律”電影中，女性角色的存在和情感線索的表達也成為亮點。例如《戰狼2》中雖然以冷鋒為聚焦點，但是他對龍小雲的尋找和思念是重要的敘事起點。《紅海行動》是一部很男性色彩、很“燃”的電影，其中的三個女性角色雖然戲份不多，但是她們卻是電影中的幾縷亮色，和戰爭的殘酷進行了對比。女突擊隊員佟莉更是巾幗不讓須眉。《明月幾時有》中，周迅扮演的小學教師方姑體現了革命中的女性擔當。

“主旋律”電影不僅面臨著“講什麽”的問題，還涉及“怎麽講”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主旋律”電影的切入點都設定得十分巧妙。早期的“主旋律”電影往往采取“正面強攻”的方式，塑造大人物、處理大題材。而新階段的“主旋律”電影則選取一個側面，從一個特殊角度去進行敘事。《湄公河行動》講述的是緝毒戰線的故事；《戰狼2》和《紅海行動》聚焦的是撤僑；《明月幾時有》和《智取威虎山》講述的地方性的革命故事。從而將類型化的敘事、傳奇性的人物和巧妙的切入點結合起來進行敘事。

在“主旋律”電影中使用類型敘事的策略無疑是成功的。較之使用更為傳統的敘事方式講述的“主旋律”電影，如《血戰湘江》（2017，陳力）和《十八洞村》（2017，苗月），採用類型方法敘事的“主旋律”的故事、情感和戲劇張力上更為貼近當代生活的節奏，內容上所采取的切入方式也更為創新，也更能獲得年輕觀眾的喜愛。

當然，內容的創新離不開對主題的精準定位，也離不開明確的價值導向。在執著於拍攝“主旋律”電影的博納影業集團總裁於冬看來，“主旋律電影根本上能夠代表大眾利益共同的價值觀，情感的忠貞、純潔、人類的堅持、道德的誠信、尊重，社會的自由平等。”而香港導演林超賢則認為，“主旋律”是一種可以給觀眾積極影響的正能量。在不同年代，這個主旋律的內容也有所不同。

他更將《湄公河行動》的主題歸納為“從來沒有歲月靜好，只是有人為你負重前行”，如《紅海行動》傳遞的是“我們沒有生在和平的年代，但我們有幸生在和平的國家”以及“勇者無懼，強者無敵”。

較之早先的“主旋律”觀念，於冬和林超賢的“主旋律”其實更寬泛，也更能為觀眾所接受。在這些更為“人性化”的表達中，“主旋律”電影也轉型為更為普遍化的、正向的價值導向。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連《流浪地球》（2019）之類的科幻片所傳遞的中國價值觀也可以看作是“主旋律”的（當然這裡並不是要把《流浪地球》定義為“主旋律”電影）。

不過這種類型敘事與內容創新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編劇策略上的“好萊塢化”。從人物形象、戲劇衝突到劇本結構，近期“主旋律”電影的確在好萊塢式的類型敘事上獲益良多。這種“好萊塢化”一方面說明，中國電影在學習的過程中；另一方面，也說明後發的中國電影逐漸趕上了美國電影的敘事水準和工業水準。

“好萊塢化”，這並不代表中國“主旋律”電影沒有本土特色，在一個敘事形式的受容與變容之中，中國“主旋律”電影無論在敘事和製作上都會逐漸走向成熟，最終走向立足於中國經驗和中國價值的“中國式大片”。而這種“逐漸成熟”中，香港電影人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