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的《梁啟超傳》出版之後，讀者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同時給予我極大的支持和鼓勵，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我在“後記”中曾經表示，這本書充其量只是初學者完成的一份作業，就是意識到，對我來說，這本書的出版僅僅是個開始，是萬裡長征邁出的第一步，後面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梁啟超是個複雜的存在，要想全面、完整地了解、認識這個人，書寫他的整個人生，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也是辦不到的，要有長期作戰的準備。
因此，在拿到《梁啟超傳》樣書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了新一輪對梁啟超的閱讀與思考，特別是在我自認為非常薄弱之處，比如西方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之類，就更加用心一些。
這時，有不少讀者朋友和老師，都把讀書時發現的紕漏和瑕疵陸續轉告於我，有些遺憾之處，也希望能在再版時得到彌補。新版《梁啟超傳》中“惺惺相惜，梁啟超與嚴複”一章，就是聽了陸建德先生的建議增補的。
我在舊版《梁啟超傳》中曾寫道，章太炎為了促成流亡海外的梁啟超與汪康年的交往，勸慰他道：“洛、蜀交訌而終不傾入，章、蔡視木居士何如耶？”
有讀者寫信給我，希望再版時能對這句引文有比較詳盡的說明和解釋，以便更好地理解章太炎的用意。於是，修訂時，我便添加了一段話：
“在這裡，章太炎借宋朝故事勸慰梁啟超。北宋新舊二黨之爭，神宗去世後，宣仁太皇太后執政，起用舊黨，對新黨進行打擊迫害。同時，舊黨內部矛盾加劇，分裂成朔黨、蜀黨和洛黨。朔黨以劉摯為首，蜀黨與蘇軾為首，洛黨以程頤為首。宣仁死後，哲宗親政，欲恢復新法，重新啟用章惇等新黨人物。他們便以恢復新法為名報復舊黨。其後，蔡京當政，繼續以變法為名，打擊舊黨。根據這段故事，章太炎指出，洛黨、蜀黨雖有爭執、矛盾，互相還是留有余地的，並未把事做絕。而章惇、蔡京對異己卻是置之死地而後快呵。其中‘木居士’何所指？或指司馬光或蘇軾之流，也未可知。”
修訂的重點是增加了三章，計有十數萬字，依次為第四章：手足深情，梁啟超與諸兄弟；第八章：惺惺相惜，梁啟超與嚴複；第十五章：殊途同歸，梁啟超與宋教仁。何以增加這三章？當然各有各的原因，容我慢慢交待。
原本我寫梁啟超的家世，兄弟之情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特別是二弟梁啟勳，梁啟超在世的時候，他們兄弟之間幾乎是融為一體，難以拆分的。梁啟勳一直生活在梁啟超的巨大陰影之中，很多時候，我們隻知有梁啟超，不知有梁啟勳，關於他的材料，幾乎少得可憐。
他曾作過《曼殊室戊辰筆記》、《高祖以下之家譜》，《梁啟超年譜長編》多有引用，但原書卻意外地失蹤了，以至於今天的我們已不能窺其全貌。所以，兄弟之情也只能暫付闕如。
然而，就在《梁啟超傳》問世不久，大約是在2012年的10月，一批與梁啟超和梁啟勳有關的文物檔案公諸於眾，其中最為世人所重的，是大約300封信劄，僅梁啟超致梁啟勳書就有226通，另有康有為致梁啟勳書21通，湯覺頓致梁啟勳書17通。
這些書信以梁啟超致梁啟勳的時間跨度最長，從1904年3月3日直至1928年10月25日，幾乎涵蓋了梁啟超的後半生。
而康有為致梁啟勳書則集中在1905年至1908年之間，此時的梁啟勳正在美國求學，康有為寫信給他，目的是想通過他了解保皇會在美國的情況，特別是在“振華案”發生之後，他成為康有為在美可以托付的人物之一。
湯覺頓致梁啟勳書集中在1914年和1915年這兩年，內容多為二人之間的經濟往來及朋友間的交往。
這批書信的面世使得增補“梁啟超與諸兄弟”一章成為可能。而同樣仰仗更多材料的發現，使夙願以酬的，還有“梁啟超與嚴複”一章。
當初在寫“梁啟超與黃遵憲”一章時，嚴複對梁啟超之重要性，我便有所感覺了。可是，限於當時所能讀到的書，只有一部《嚴複年譜》和五卷本的《嚴複集》，尚不足以支持我完成“梁啟超與嚴複”這一章。
不久，我得到一本蘇中立、塗光久主編的《百年嚴複——嚴複研究資料精選》，給予我很大的鼓勵，使我看到了一線希望，而馬勇先生主編的《嚴複全集》於2014年出版，更讓我信心倍增。我是覺得，如果沒有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做保證，傳記的書寫總有“空中樓閣”之憂，是不能讓人放心的。
至於增補“梁啟超與宋教仁”這一章，其實是想彌補最初在探究民初議會政治、政黨內閣時留下的一點遺憾。這個問題，在撰寫“梁啟超與孫中山”，“梁啟超與袁世凱”這兩章時，曾有所涉及，但未能深入和展開。
當時覺得，袁世凱和孫中山這兩個人物，並不能提供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的太空。後來讀了兩卷本的《宋教仁集》和《宋教仁日記》，深感他們雖然分處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而且從未有過來往，但宋教仁時唯一可以在這個問題上與梁啟超對話的人。
他所追求的憲政民主，議會政治、政黨內閣，在同盟會內部或被視為“異見”而遭排斥，但在他的“政敵”梁啟超那裡，卻可能得到積極的回應和共鳴。
儘管他們因同盟會與立憲派的宿怨一直沒有機會走到一起，但在追求現代政治文明這一點上，二人卻可謂殊途同歸。
如果說宋教仁時國民黨方面主張以政黨政治、責任內閣實現民主憲政的一面旗幟，那麽，梁啟超就是立憲派方面推進政黨政治以貫徹民主憲政之理想的代表人物。
他們都希望初生的民國能盡快走上正軌，平穩過渡到憲法框架內的政治實踐，並以實力相當，可以相互製衡的兩大政黨，實現議會民主，以及立法、司法、行政的獨立運行和相互製約。
一旦這種希望變成現實，則粱、宋作為旗鼓相當的兩大政黨的領袖，是可以將民國政治導向民主憲政之理想境界的。宋教仁死後曾有人感歎：“天下之民皆如任公漁父，相爭以道，揖讓有禮，鬱鬱乎文，泱泱者大，華人欲不模範萬邦，亦不可得。”
補寫這一章，展現了中國人民初在這個問題上所達到的深度和高度，儘管民國的政治實踐留下了太多的遺憾，把中國引向了萬劫不複的深淵，但粱、宋二人的思想依然彪炳史冊，昭示著一種理想的存在。
當然，人物傳記永遠都是“遺憾的藝術”，新的材料都發現，新的思想的啟示，都可能成為重新修訂和改寫的機會。
就此而言，新版《梁啟超傳》雖然出版了，但圍繞梁啟超，還有太多事情要做，我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對梁啟超的研究繼續下去，這是我的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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