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出宮後的清史館

（本文摘自《論清史編修與遜清遺老群體的分化》一文，原刊載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6期）

圖一 1924年11月5日，鹿鍾麟奉馮玉祥之命把溥儀趕出紫禁城，溥儀被迫暫避醇王府

1924 年10 月，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曹錕的統治，旋後馮玉祥又派鹿鍾麟進入紫禁城，廢除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出宮(圖一)。溥儀等人不得不倉皇離開紫禁城，移居醇王府。不久又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庇護下，遷居天津日租界靜園(圖二)。

圖二靜園外景

溥儀出宮，遺老群體無不為之嘩然，紛紛指責馮玉祥“逼宮”，但也無可奈何。王舟瑤聞知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的消息後，悲憤異常，提筆賦詩一首：“惟有忠心耿不滅，未能親見中興年”[25]。不難看出，王舟瑤表達了對複辟無望的哀歎。次年，王舟瑤即憂鬱而終。

正當紫禁城后宮秩序紛亂的時候，卻未見東華門內清史館的趙爾巽等人對馮玉祥驅逐溥儀作何反應。可以肯定的是，此時此刻的趙爾巽即使心懷故主，但是面對清史館經費不繼的窘境，唯有故作鎮定而已。他所關心的更多是如何維持清史館的運作，而不是迎接溥儀重登大寶。

溥儀出宮後，民國政府成立故宮博物院籌備處。故宮博物院籌備處對清史館未加乾預，但也無意將清史編修納入自己的籌備工作之內。1925 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對外開放。清史館處於邊緣化的境地。許多編修人員因為薪酬無著或礙於自身年事健康狀況，紛紛辭職。趙爾巽見狀，頗為著急。

1926 年，就在清史館面臨經費危機時，張作霖率領奉軍聯合直系吳佩孚，在南口大戰擊敗馮玉祥國民軍，掌管北京政府。曾一度在清史館任職又離京投奔張作霖的袁金鎧也隨同奉軍南下進京，遊走於北京政界。

圖三溥儀與鄭孝胥會見英國駐津領事館官員

辛亥革命前，袁金鎧曾任奉天諮議局副議長，與趙爾巽有比較密切的私人交往。因而，趙爾巽希望通過袁金鎧的關係，請求張作霖在財力上支持清史館的運作。袁金鎧欣然承諾，向張作霖報告清史館的窘境。文化程度不高的張作霖對清史編修並無興趣，但是趙爾巽曾是自己在東北的上級，因而對趙爾巽所主持的清史館心生惻隱，遂批準向清史館撥款。

清史館終於重獲甘霖。然而，伴隨著期待已久的經費到位的同時，卻又發生袁金鎧安排親信金梁，排擠趙爾巽的風波。袁金鎧本人以清史館恩人自居，有意由自己把持清史館。袁金鎧本人雖然曾在清史館參加過編修工作，但是其人品和才學都難以得到清史館編修者們的認同。於是，袁金鎧就邀請史學造詣較為深厚的金梁進入清史館。

金梁，滿洲正白旗人，瓜爾佳氏，號息候、小肅，光緒四年(1878 年)生於浙江杭州。光緒三十年(1904 年)，金梁中進士。金梁曾任京師大學堂提調、民政部參議、奉天旗務處總辦、新民府知府、清丈局局長、政務廳廳長。在奉天任職期間，金梁和趙爾巽、袁金鎧都有較為密切的私交。

清亡後，金梁是遜清遺老的中堅。清史館成立後，金梁和小朝廷的遺老們一樣，沒有參加編修工作，把精力放在王朝複辟上(圖三)。金梁緊隨溥儀，多次進宮拜謁。1917 年7月，張勳帶領“辮子軍”進京，驅逐黎元洪，扶持溥儀“複辟”。金梁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

溥儀被迫離宮後，金梁和其他遺老一樣，對越來越渺茫的複辟持悲觀態度。1925 年元旦，避居東交民巷日本使館的溥儀接受遺老們的“朝賀”。金梁面對所謂的“今上”，情緒失控，放聲大哭而去。

情緒低落的金梁在北京寓所中以題字作畫為生。接到袁金鎧的邀請後，金梁表示應允，隨同袁金鎧面見趙爾巽。金梁要求授予自己協修的頭銜，趙爾巽拒絕，僅讓金梁擔任校對。金梁遂以“校對”的名義進入清史館。

金梁進入清史館後，對編修工作極為投入。“排日付印，如編新聞者，主筆督催，手民侍立，無複有片刻之暇……隨引隨發，前後不遑兼顧。”[26] 但是，金梁本人的工作並沒有得到清史館其他編修者的認同，不僅趙爾巽對他有一定的成見，其他編修者也對金梁有看法。趙爾巽病故後，曾經撰寫《新元史》的柯紹忞以代理館長身份主持清史館。但此時柯紹忞年事已高，精力嚴重不濟，記憶力減退，手顫不已，書寫文字潦草難識，“別人不識，自己亦不能辨”[27]。年富力強的金梁對柯紹忞多有嘲諷，曾撰文暗中諷刺柯劭忞惟知敷衍，“對客多獎進，見人文字，輒曰好好”[28]。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發動“二次北伐”，進逼京津，張作霖退守關外，不久發生皇姑屯事件。北京局勢的動蕩，使清史館再次陷入經費枯竭的困境。金梁不得已，加快進度。“史稿五百卷乃十之七八校刊未竣……不得已，攜歸私寓，日夕趕辦，撰校兼行，一月之內，補至百卷。”[29]

1928 年6 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當時，書稿還剩一些未校刻，金梁雇用馬車，將這批書稿移歸寓所繼續校刻。金梁趁此增改稿件，私開職名，私作校刻記並自稱總閱。在沒有得到其他編修者同意的情況下，自作主張加入張勳、康有為和張彪三人的傳記。金梁為自己這一舉動解釋道：

余為清史撰“張康合傳”，論引《明史·遺臣傳》。蓋一朝史傳，以事傳人，亦以人傳事。張、康二人，例應有傳，而複辟出宮，事皆在後，亦無此無以附見。然此非深知史事者，不能與之言也。難矣。[30]

金梁在《四朝佚聞》中又解釋道：“張勳傳兼詳複辟，康有為傳兼敘移宮，皆各有立言之要，非貿焉撰筆而已。”[31]

此次刊印，共印書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被金梁運往關外發行，這批書稱為關外本(亦稱關外一次本)，是《清史稿》最初的版本。

清史館的人發現金梁對《清史稿》原稿私自作了改動，代館長柯劭忞遂召集王樹枏、夏孫桐、金兆豐、張書雲、戴錫章、奭良、朱師轍等討論此事，他們不同意金梁的增刪，決定將北京的存書，進行抽換、改動，由朱師轍具體執行。此本稱為關內本。後來，金梁又在關外一次本的基礎上，加以修訂，是為關外二次本。通行的中華書局本《清史稿》即以金梁的關外二次本為基礎，參考其他版本整理而成。

金梁與其他編纂成員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私人恩怨的成分，與清史館成立前圍繞是否參加編修清史的對立有所不同。同時還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日本引誘溥儀的跡象日漸彰顯，完成編修工作的遺老大都不再和溥儀往來。前所述及的張爾田，後受聘於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任教。日本成立東方文化協會，邀請張爾田編修《四庫全書提要》，遭到張爾田的拒絕。鄧之誠在為其寫的小傳中，稱讚張爾田拒絕附逆的氣節：“君本頑殷，倭方納遜帝，乃推中夏之義，不與倭並存，何其壯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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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25] 汪兆鏞：《二品銜廣東候補道員王君家傳》，汪兆鏞：《微尚齋雜文》卷五，民國三十年(1941年)刻，第 5 頁。

[26][29] 金梁：《清史稿回憶錄》，《逸經》1936 年第10 期。

[27][28] 金梁：《柯鳳老》，《瓜圃述異》，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文海出版社，1977 年，第20 頁。

[30] 金梁：《瓜圃叢刊敘錄》，《瓜圃述異》，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文海出版社，1977 年，第14 頁。

[31] 金梁：《光宣列傳書後》，《四朝佚聞》，複東印刷局，1936 年，第46 頁。

[32] 鄧之誠：《張君孟劬別傳》，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卷六，團結出版社，1995 年，第45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