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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濤:克服匯率震蕩行情下的“想當然”

  意見領袖丨管濤(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近期關於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的傳聞和猜測或許只是“想當然”,市場應當保持理性和定力。

  9月,人民幣匯率(如非特指,以下均指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加速升值,中間價和交易價已先後升破6.80比1,重回6.70時代。到9月18日,境內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和銀行間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系統)下午四點半收盤價(下同)較8月底分別上漲了1.50%和1.40%,較年內低點分別上漲了5.51%和5.94%。這引發了市場上諸多傳聞和猜測。然而,如果不是講故事而是擺數據,其中很多傳聞和猜測或許只是“想當然”,市場應當保持理性和定力。

  當前人民幣匯率是近年來升得最快的嗎

  有觀點認為,6月初至今,人民幣連續升破7.0、6.90、6.80,三個半月多時間累計升了3700多個基點(大約三毛七分錢),堪稱近年來最凌厲的升值。然而,只需稍做點功課,就發現這言過其實了。首先,這一升幅是6月份開始累積起來的,9月份,至9月18日中間價升幅為1.50%,尚未超過8月份單月升值1.81%的水準(見圖1)。 

  其次,從單月漲幅看,9月份中間價漲幅不僅低於上月,更是自“8.11”匯改以來排在2018年1月(3.16%)、2019年1月(2.40%)和2017年8月(1.93%)之後(見圖2)。2018年1月份,人民幣連破6.50、6.40兩個關口,讓年內人民幣匯率高點不過6.50的市場預測很快就不攻自破。

  再次,雖然今年自低點以來中間價累計升值5.51%,但並非獨一無二,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人民幣也連續升值,累計升了5.59%。只不過,前兩年人民幣都是先漲後跌。今年初人民幣本也有所走強,卻被1月底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所打斷,一路跌到5月底,為十二年來的新低(見圖1)。當前看多人民幣的情緒高漲,更多是一種長期被壓抑後的集中宣泄。

  現在人民幣匯率走得很強嗎

  最近,市場上關於人民幣加速升值,影響企業出口競爭力和出口利潤的討論很多。誠然,因為國內企業跨境外幣收付中美元高達近九成,所以,如果企業出口美元收匯在3個多月前沒有結匯或者用遠期結匯進行套保,那麽,人民幣如此升值確實侵蝕了企業出口利潤。但這是企業做空人民幣或者拿著匯率敞口“裸奔”所產生的後果,並不意味著企業出口競爭力嚴重受損。

  從萬得人民幣匯率預估指數看,今年3月23日達到年內高點95.46,較年初升值4.54%,當時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7.0940。9月18日,中間價升至6.7591,當日匯率指數為93.93,較年初僅升值了2.86%,其中6月初以來升了1.95%(見圖3)。 

  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也顯示,今年以來,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分別最多升值了2.9%和3.4%,但年初到8月份,升幅分別為1.0%和0.4%(見圖4)。主要原因是,3月底以來,全球股市反彈、市場恐慌消退、美元指數回落,所有非美貨幣對美元都開始升值。4、5月份,其他非美貨幣對美元升得快些,人民幣還在低位震蕩。6月份以後,人民幣加速升值,一定程度上有補漲的性質。故從較長時期看,人民幣匯率指數漲幅有限,對我國出口競爭力的總體影響可控。 

  人民幣升值等於外匯供大於求嗎

  持有人民幣升值等於外匯供大於求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升值,國內企業和個人增加結匯、減少購匯,銀行結售匯順差擴大,外匯供大於求推動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但是,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如前所述,這波人民幣升值早於9月份,6至8月份,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平均值分別升值0.37%、1.06%和1.19%。從這三個月的外匯收支數據看,“低(升值)買高(貶值)賣”的匯率杠杆調節作用正常發揮,以結售匯率衡量的市場總體結匯動機減弱、購匯意願增強。6至8月份,銀行代客收匯結匯率分別環比回落5.0、0.6和3.0個百分點,付匯購匯率環比回升1.4、1.7和1.3個百分點(見圖5)。這表明,經歷了人民幣匯率由單邊走勢轉向雙向波動,市場主體已經變得更加成熟和理性。如果繼續以老眼光觀察分析今天的市場,很可能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甚至由於過分渲染,還可能產生刺激追漲殺跌的誤導,干擾市場正常運行。

  以銀行即遠期結售匯(含期權)差額衡量的境內外匯供求關係也保持了基本平衡。6至8月份,銀行即遠期結售匯(含期權)分別為逆差29億、37億和順差16億美元。其中,即期結售匯分別為順差9億、逆差25億和38億美元;人民幣外匯衍生品交易分別淨減少外匯供給38億、12億和增加外匯供給54億美元(見圖6)。這顯示,儘管自6月初以來,人民幣匯率開始震蕩升值,但到8月份為止,尚未形成大的外匯供求失衡。實際上,今年前5個月,人民幣匯率遭遇多輪內外部衝擊,總體承壓,但各月外匯持續供大於求。5月份,人民幣匯率創下年內甚至過去12年來的低點時,當月外匯供大於求缺口為208億美元。這說明,在匯率市場化情況下,匯率由市場決定不必然由供求決定,人民幣升值不代表結售匯順差,貶值也不代表逆差。

  截至9月18日,9月份境內銀行間市場即期詢價交易日均成交量環比下降9.2%,同比上升2.6%,與8月份環比上升4.5%、同比上升18.6%相比,並未發生明顯異常。

  人民幣升值等於資本流入嗎

  持有人民幣升值等於資本流入的觀點認為,外資流入助推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又刺激升值預期,然後吸引更多外資流入。然而,上述邏輯同樣尚未得到數據上的支持。

  首先,人民幣匯率升得快並不意味著有升值預期。從1年期無本金交割遠期貨易(NDF)隱含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預期看,9月1日至18日,僅有1日和16日分別出現了0.16%和0.13%的貶值預期,其他12個交易日均為升值預期,日平均為升值預期0.15%,甚至還略高於8月份的日均升值預期0.09%。其原理是,因為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加、升值較快,及時釋放了升值壓力,避免了預期積累。2018年人民幣匯率寬幅震蕩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4月2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創下年內新高,較上年底升值了4.1%。然後,在國內經濟下行、美元指數反彈、中美經貿摩擦等因素綜合作用下,震蕩下跌至8月3日的6.8322(當晚央行宣布恢復對遠期購匯徵收20%的外匯風險準備),4個月累計跌了8.1%。但同期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平均只有0.84%(見圖7),遠低於2015和2016年動輒4%~5%的水準。 

  其次,從銀行代客結售匯與涉外外幣收付差額的偏離看,跨境外匯資金是偏流出而非流入。8月份,銀行代客涉外外幣收付順差157億美元,銀行代客即遠期結售匯(含期權)順差30億美元,後者小於前者127億美元,較上月負缺口增加了52%(6、7月份上述缺口分別為-326億和74億美元,見圖8)。在2016年二季度至2020年二季度17個觀察期中,前述偏離方向對國際收支口徑的跨境資本流動方向給出了13次正確的信號。這意味著,當期銀行跨境外幣收付順差並未完全轉為結售匯順差,變成了企業或銀行外匯頭寸的增加,進而增加了民間的海外資產運用,反映為跨境資本淨流出。 

  其實,我們稍加留意就可以找到資本外流的佐證。例如,市場通常隻關注陸股通北上資金的進出,而忽視了港股通南下資金也在同時發生。今年前三季度(截至9月18日),陸股通項下累計淨買入成交額1225億元人民幣,同比減少34%;港股通項下累計淨買入成交額4180億元人民幣,增長197%;股票通項下淨流出資金大約426億美元,去年同期為淨流入68億美元(見圖9)。再如,根據中債登和上清所數據,今年前8個月,境外淨增持境內人民幣債券550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8%,大約784億美元。而根據央行統計數據,今年前7個月,境內金融機構外匯資金運用中,淨增加境外貸款和有價證券及投資合計626億美元,同比增長101%(見圖10)。 

  事實上,央行基本退出外匯常態乾預後,經常項目順差就必然對應著資本項目逆差,經常項目順差越大,資本淨流出就越多。資本流出無所謂好壞,也無論是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線上“資本與金融項目”中,還是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線下“淨誤差與遺漏項目”下,都不應影響我們的基本判斷。當然,如果能夠更多反映在國際收支線上科目,這會讓我們對於國際收支數據更加有信心,少一些對資本外逃的擔憂。同時,國際收支統計也能夠為宏微觀決策提供更加準確、可信的依據。

  可以不要讓人民幣匯率升得太快嗎

  2008年金融危機暴發後,我國以增加外匯儲備的方式阻止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但現在人民幣匯率已經趨於均衡合理,且突破心理關口後打開了可上可下的空間,故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前提下,人民幣匯率寬幅震蕩恐難以避免。尤其在匯率市場化情形下,匯率更多呈現資產價格屬性,容易出現超調。這是浮動匯率的痼疾,1980年代的美元泡沫和日本經濟泡沫就是前車之鑒。故近期國內有不專家學者呼籲,不要讓人民幣匯率升太快。

  上述建議的出發點無疑是好的,但這不僅取決於政策意願,還取決於實施能力。同時,天下無免費午餐。如果要降低匯率波動,一則,可能積累升值預期,刺激無風險套利資本流入,加劇升值壓力;二則,可能要求助於外匯資本管制措施,增加企業跨境交易成本;三則,如果采取低利率來抑製資本流入,則又可能重蹈日本經濟泡沫之覆轍。我們不可能只有政策目標,卻沒有實現目標的政策工具。

  從國內外經驗看,只有經濟金融體系健康,才能夠充分享受匯率靈活、金融開放帶來的好處。也就是要在資本大進大出、匯率大起大落的過程中,我們要時刻注意防範化解產業空心化、資產泡沫化、通貨膨脹、信用膨脹、貨幣錯配等風險,保持國內經濟金融體系的韌性。當年,英國在歐洲貨幣危機、新加坡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本幣大幅貶值,卻未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就與其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健性有關。

  增強經濟金融體系的韌性,不僅要靠宏觀層面健全政府調控,也要靠微觀層面激發市場活力。其中,市場主體牢固樹立風險中性意識,不斷增強匯率風險管理能力,至關重要。所謂風險中性意識是,一方面,企業應該基於實際貿易投資背景對應的匯率敞口做外匯套保,而不是故意擴大敞口、追逐風險;另一方面,不去賭匯率走向,不以事後才知道的市場價格來評估外匯套保是賺還是虧,而是通過套保鎖定匯兌成本或收益,把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集中精力做好主業。

  具體來講,企業應對匯率波動風險的主要策略有三:一是堅持以質取勝的外貿發展戰略,增強進出口定價權,爭取以本幣計價結算或者將匯率波動納入定價條款,向客戶轉移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二是堅持收外匯付外匯,不走結售匯環節跨境收付,以減少貨幣錯配的方式自然對衝匯率風險;三是主動運用人民幣外匯衍生產品,控制和管理好匯率風險。

  來源 |《中國外匯》2020年第19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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