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作家當中，魯迅手稿是一座蘊藏豐盛但有待開發的寶藏，因為它既具有文學價值，又具有書法鑒賞價值。據魯迅博物館資料部統計，魯迅著作手稿保存下來的有350篇，1916頁，約佔魯迅創作總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比較完整的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編》。魯迅雜文手稿現存167篇，其中有不少重要文章，如《死》《小說二集序》《門外文談》《為了忘卻的記念》等。魯迅手稿中還有兩個特殊部分，一是日記，二是書信。日記手稿共2204頁（包括書账）。書信手稿現存1388封，2175頁，大約隻佔全部書信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是《兩地書》。另外還有魯迅輯校古籍85篇，8136頁；魯迅輯校石刻879篇，3679頁等。
我所了解的魯迅手稿
陳漱渝
在國際範疇，手稿研究已成為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早在1885年，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即正式成立了現代手稿部門，收藏了雨果等作家的大量手稿，並開始進行研究。西方的文學手稿研究此後形成了一個批評流派，稱之為文本發生學。20世紀90年代，台灣地區已開始進行作家手稿數字化整理，並著手進行全球視野下的作家手稿專題研究。在中國大陸，1995年在北京成立了現代文學館，收藏了數以萬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手稿，但基本上未進入研究狀態，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手稿學還在起步階段。
在中國現代作家當中，魯迅手稿是一座蘊藏豐盛但有待開發的寶藏，因為它既具有文學價值，又具有書法鑒賞價值。早在20世紀60年代，文物出版社就出版了《魯迅手稿選集》（共四編），受到了學界歡迎以及黨中央最高長官人的重視。從1978年至1986年，文物出版社又將現存魯迅手稿編入《魯迅手稿全集》陸續出版。這是魯迅手稿出版史上的裡程碑，也是中國當代線裝書印刷史上的壯舉。2014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率先申報的“《魯迅手稿全集》文獻整理與研究”被批準立項，成為國家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
魯迅 行書致胡適劄 1922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據魯迅博物館資料部統計，魯迅著作手稿保存下來的有350篇，1916頁，約佔魯迅創作總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比較完整的是《朝花夕拾》《故事新編》——這個功勞應該歸於珍視魯迅手稿的未名社。遺憾的是，《朝花夕拾》中有三篇手稿散佚，《故事新編》的《補天》一文中有他人的代抄稿。魯迅名著《阿Q正傳》的手稿，現存僅1頁。
魯迅雜文手稿現存167篇，其中有不少重要文章，如《死》《小說二集序》《門外文談》《為了忘卻的記念》等。其中有多重研究意義的是馮雪峰起草、魯迅修訂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篇文章全文共15頁稿紙，其中4頁計1500字是魯迅手跡，其余部分是整理者馮雪峰的筆跡，但也經過魯迅的修改。
魯迅 行書致蔡元培劄 1923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手稿中還有兩個特殊部分，一是日記，二是書信。日記手稿共2204頁（包括書账）。從1912年5月5日起，至1936年10月18日止，其中1922年的日記於1941年被侵華日軍抄走，至今下落不明。魯迅日記的行款格式受到了日本的影響。我見過日本上世紀初印製的日記本，形式設計跟魯迅日記差不多。魯迅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隱含著很多他本人的生活密碼，值得破譯。但這是就魯迅日記本身的內容而言，單從手稿的角度並不能看出多少修改的痕跡。魯迅書信手稿現存1388封，2175頁，大約隻佔全部書信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是《兩地書》。
魯迅與許廣平之間的通信，始於1925年3月11日，終於1932年10月27日，七年間共存一百六十餘封。1932年下半年，他們將這批信增刪修改，選取其中的135封編為《兩地書》交上海青光書局出版，受到了讀者的喜愛。此後又收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的《魯迅全集》和《魯迅三十年集》。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多次發行了《兩地書》的重印本和注釋本。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魯迅景宋通訊集——（兩地書）的原信》，首次披露了《兩地書》原信1864封。這個版本既區別於加工後的《兩地書》，又比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致許廣平書簡》增加了許廣平的書信部分。跟《兩地書》修訂本比較起來，《兩地書》原信（主要是許廣平書簡）個別文字有些蕪雜，或欠準確；還有些文字直接涉及時人或時政，在當時易招忌諱。然而今天讀來，《兩地書》原信則顯得更真實，細節更豐富，心理活動的展示也更加細膩。周海嬰在該書《書後說明》中指出：“這些書信，深刻地反映了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歷史年代裡魯迅和景宋兩人的思想發展和相互影響，記錄了他們對於怎樣改造中國社會和人的共同探索；它不但是魯迅研究工作的思想資料，也是有益於廣大魯迅愛好者的珍貴篇什。”
魯迅 行書致許廣平劄 1926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眾所周知，魯迅跟許廣平的結合不僅是基於思想的共鳴，理想的一致，而且也是由於氣質的相近，性格的契合。正是這樣一種堅不可摧的一致性，使得他們消彌了年齡的差異，衝破了流言蜚語的包圍，戰勝了舊禮教、舊傳統的威逼，英勇地捍衛了同自己心愛的人結合的神聖權利。從表面看來，魯迅的性格冷靜、堅韌，趨於內向，而許廣平的性格熾烈、豪爽，趨於外在。其實，在魯迅的性格裡面，別有一種潛在的踴躍奔突的激流；而在許廣平的性格裡面，也蘊含著另一種深沉細膩的特色。這一點，在《兩地書》原信中體現得最為充分。比如魯迅將許廣平稱為“小刺蝟”，明確向她表示：“我們的前途似乎毫無障礙，但即使有，我也決計要同小刺蝟跨過它而前進的，絕不畏縮。”（1929年5月19日致許廣平）而在另一封信中，正懷著海嬰的許廣平（自稱“乖姑”）告訴魯迅：“你的乖姑甚乖，這是敢擔保的，他的乖處就在聽話，小心體諒小白象（按：指魯迅）的心，自己好好保養，也肯花些錢買東西吃，也並不整天在外面飛來飛去，也不叫身體過勞，好好地，好好地保養自己，養得壯壯的，等小白象回來高興，而且更有精神陪他。他一定也要好好保養自己，平心和氣，度過預定的時光，切不可愈加受損，已經來往跋涉，路途辛苦，在勞心苦慮，病起來怎樣得了！”（1929年5月20日致魯迅）閱讀原信中這些披肝瀝膽、袒露心跡的溫馨文字，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把握魯迅和許廣平的性格，更全面地透視他們的豐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魯迅 楷書致許廣平劄 1926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書信手稿中還有日文書信七十多封，用日本漢學家竹內實的話來說，就是“一絲不苟，懇切周到”，只有個別處有改動，如魯迅1934年12月29日致增田涉信，將“為出版物寫點文章”改為“為報刊寫點文章”，這是特例。在魯迅的日本友人中，跟他通信最多的是增田涉。現已出版的《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是魯迅與日本漢學家增田涉1932年至1935年間的質疑應答書簡，計八十餘件。其中第一部分是增田涉翻譯魔女社版《支那小說史》時跟魯迅之間的書面問答。第二部分是增田涉編譯改造社版《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二卷“支那篇”時跟魯迅之間的書面問答。第三部分是增田涉翻譯岩波書店、岩波文庫版《魯迅選集》和魯迅的雜文《小品文的危機》時跟魯迅之間的書面問答。原信幾乎都不署日期。
增田涉是1931年通過內山完造的引薦結識魯迅的。他當年還是一位青年學者，中文水準有限，曾有半年多時間去魯迅寓所求教，歸國後決定將《中國小說史略》譯成日文，但疑難之處很多。由於遠隔重洋，只有通過書信問答方式解決。比如，增田涉問：“‘瓦舍’可以理解為街名嗎？”魯迅為了使這位日本翻譯家了解宋代的都市狀況，作了以下淺顯而易為日本人理解的回答：“宋朝都會十分可憐，多數是草屋。瓦屋寥寥無幾，大多在繁華地區。因此，瓦舍具有繁華街市之意，並成為地名，恰如東京銀座。”為了增強直觀效果，魯迅還用繪圖方式解說一些外國人不易理解的中國名詞，如“鴉黃”“地爐”“花槍”“樁橛泥犁”“報君知”“槅扇”“碌碡”……對於中文造詣較高的人來說，《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並無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但正如增田涉的友人、日本漢學家松枝茂夫在《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序》中所說，這是一本“情愛”的書：“讀罷此書，最令人感動的無過於這兩位異國師生間的絕對信賴關係。增田君猶如投入母親懷抱撒嬌的孩子，而給予溫暖及摟抱的則是魯迅先生。即便對那些稚拙的問題，他也決不含糊，誠懇而又耐心地詳加解釋。魯迅先生此種誨人不倦的態度，令人敬佩不已。當時正值魯迅先生夜以繼日地用文章向各種敵人作鬥爭的時刻。百忙之中，他以歡快、詼諧的筆調寫下這些解答，我們從中仿佛瞥見了魯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這本書中有其他書籍所沒有的東西。這些東西遠遠超過知識和學問，它比知識、學問更生動、更美麗、更珍貴。”
魯迅 行書自作詩稿 1931年 選自北京古籍出版社《魯迅詩稿》
作為能夠駕馭各種文體的享有世界聲譽的文學家，魯迅書信中有對文藝創作的一系列真知灼見，其深刻性與廣泛性不遜於任何一部峨冠博帶的文藝理論專著。比如他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的書信中將文學反映社會而又影響社會的互動關係，比喻為從芝麻中榨油而油又能浸潤芝麻一樣。他1935年2月4日致李樺的信中表達了希望戰鬥的作者能置身於鬥爭的漩渦中的態度：“倘不能，也可以表現自己熟悉的平常的社會狀態。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在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魯迅明確反對徒然玩弄技巧，但他又歷來重視技巧修養，要求內容的充實與技巧並進。在談到木刻創作時，魯迅強調指出：“木刻是一種做某用的工具，是不錯的，但萬不要忘記它是藝術。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為它是藝術的緣故。”這一段書信，對於我們辯證理解文藝的社會教化功能和藝術審美功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魯迅 行書致舒新城劄 1929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書信中涉及了很多中外作家作品。從中國古代的孔子、揚雄到近代的章太炎、現代的瞿秋白；從俄國的果戈理到美國的賽珍珠……魯迅都對其人其文作出了看似隨意實則經過深思熟慮的評價。比如他肯定李商隱的作品“清詞麗句”，但同時批評他“用典太多”；他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批評周作人“頗昏”，但又肯定他的五十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這些評價都是剴切公允，一語破的。
在魯迅書信中，我們還可以讀到魯迅對他自己作品的自評。我們自然無須對魯迅的自評全部認同；從接受美學的理論來看，作品在流傳中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又決非作者創作時所能夠預料；但毫無疑義，這些自評往往正是我們打開魯迅作品思想藝術寶庫的鑰匙。比如魯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書信中談到閱讀《資治通鑒》對創作《狂人日記》的深刻啟示，1930年10月13日致王喬南的信談到創作《阿Q正傳》“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1926年12月29日致韋素園的信談到小說《傷逝》並非自敘，1934年10月9日致蕭軍的信談到散文詩《野草》的“技術並不算壞，但心情太頹唐了”，談到他的雜文集中以《二心集》“比較鋒利”（1935年4月23日致蕭軍、蕭紅），談到《華蓋集》以及其續編“雖大抵和個人鬥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1933年5月22日致楊霽雲），談到《野草?過客》的主題是“反抗絕望”（1925年4月11日致趙其文）……對於任何忠實的讀者和公允的批評家來說，魯迅的上述自評無論如何都是必須高度重視、深刻領會的。
魯迅 行書致章廷謙劄 1929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為人處世之道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首先區分敵友。他說：“裝假固然不好，處處坦白，也不成，這要看是什麽時候。和朋友談心，不必留心，但和敵人對面，卻必須刻刻防備。我們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脫掉衣服，但上陣要穿甲。”（1935年3月13日致蕭軍、蕭紅）魯迅書信，就鮮明體現了上述原則。對於政敵，魯迅采取了高度警戒和決不調和的態度，為仇為友，了了分明。1936年初，有人多次致函魯迅為《越風》半月刊約稿。魯迅對此作出斬釘截鐵的答覆：“三蒙惠書，謹悉種種。但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係，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1936年2月10日致黃蘋蓀）而對於文學青年，魯迅采取的是熱情坦誠的態度，推心置腹，率意而談，內容從大事要聞到治學心得、人生體驗，乃至戀愛、婚姻、避孕、節育，使受信人仿佛面對的不是前輩、長者，而是靄然可親的密友。
魯迅 行書致韋素園劄 1929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對文學青年的關懷是細致入微、十分全面的。在書信中他毫無保留地向青年人傳授創作經驗、學習方法以及鬥爭藝術。他1933年10月7日致胡今虛的信諄諄告誡文藝青年要堅韌、認真、韌長，同時在1935年4月12日致蕭軍的信中說既不可“自負”，又不應“自卑”。他在1933年8月13日致董永舒的信中希望青年作家博采眾家，取其所長，而後形成獨具個性的創作風格。在跟舊社會的鬥爭過程中，他1935年10月四日致蕭軍的信中希望青年作家進行“散兵戰，塹壕戰，持久戰”，而不能赤膊上陣，專一衝鋒。這些教導，對於培養和保存文學戰線的新生力量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廣義上說，每一封書信都是作者的自傳。魯迅書信亦如此。其中不僅有對家世和往事的憶敘，而且還提供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細節，是最生動、最真實的魯迅生活片斷。更為珍貴的是，這些書信還提供了一個個心靈的視窗，我們可以從中瞻仰到魯迅崇高的內心世界。在1927年9月25日致台靜農信中，魯迅謝絕提名充當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在1934年5月25日致陶亢德信中，他謝絕記者訪問及提供書齋、夫人、公子的照片。在1936年5月8日致李霽野信中，他以自己一生太平凡為理由拒寫自傳也不熱心於別人為他立傳。在1936年9月28日致捷克漢學家普實克信中，他拒收自己所有作品外文譯本的稿酬。在1935年12月14日致周劍英信中，魯迅宣布自己的“人生計劃”就是“隨時為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在1935年4月23日致蕭軍、蕭紅信中，魯迅將那種一心謀私的人物比喻為“白蟻”：“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做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讀著這些感人至深的書信，我們的靈魂同時得到了淨化和升華。
魯迅 行書致蕭軍劄 1935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手稿中還有一些其他部分。據魯迅博物館資料部統計，魯迅輯校古籍85篇，8136頁；後編成《魯迅輯校古籍手稿》一書，共分6函，從1986年至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內收魯迅輯錄校訂的古籍48種，包括大家熟知的《嵇康集》《唐宋傳奇集》《古小說鉤沉》等。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是《嵇康集》，因為歷時二十餘年，校勘十次，魯迅親筆校勘本五種，另有校文12頁。1931年魯迅的定稿本共10卷，魯迅手跡兩卷，後8卷為許廣平續抄。《古小說鉤沉》寫定本共10冊，500頁；另有4冊底稿，59頁，其整理過程也值得研究。有些古籍是他人輯校的，如章川島校點的《遊仙窟》，但其中也有魯迅的很多校注。據章川島說，魯迅為此書所花的勞動並不比他少，因此應與魯迅輯校古籍同樣看待。魯迅輯校石刻879篇，3679頁。198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共3函，18冊，其中魯迅摹寫的石刻原文具有書法鑒賞價值，其眉批、夾注、案語極具研究價值。魯迅做金石目錄時專門做了《偽刻坿》，說明他在辨偽上下了一番功夫。整理拓片時留下的文字有修改痕跡，如將《六朝墓志目錄》修改增刪後改名為《六朝墓名目錄》，這其中也隱含了魯迅的研究心得。北京魯迅博物館還保存了一些魯迅的筆記手稿，如留學日本仙台醫專期間的《醫學筆記》和聽章太炎講課的《說文解字》筆記。《醫學筆記》已與日本東北大學進行合作研究，研究價值主要是反映日本當時的醫學教學狀況；《說文解字》筆記已與其他章門弟子的聽課筆記匯總出版。
魯迅 行書致台靜農劄 1932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我曾多次說過，不研究魯迅譯文，魯迅研究就相當於跛了一條腿，我們對魯迅的認識和評價就不會全面。研究魯迅譯文手稿，是研究魯迅翻譯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據我理解，翻譯就是把原文本（亦稱為“語源之本”）從文字上轉換為“譯入語文本”，使之能供其他國家的讀者閱讀。評價翻譯水準的標準，不只是簡單地看兩種語言文字之間的詞句是否能夠對應，也就是常說的“翻譯對了”或“翻譯錯了”，而且還要考察譯者對原著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審美把握是否準確，看譯本能否符合其他國度讀者的閱讀習慣。這就不僅要求譯者能吸納原著的語言資訊和美感因素，而且還要在忠實於原著的基礎上進行一種創造性的轉換和再造。
魯迅 行書致李秉中劄 1932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在翻譯領域，相對簡單的是技術性的翻譯，文學翻譯則是一種十分艱難的工作，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完全達不到終極目標的事情，所以有人認為文學是不可能忠實翻譯的。魯迅的翻譯宗旨，不僅是力圖從域外運來提供“奴隸起義”的軍火，而且還想嘗試通過外文嚴謹的語法改變中國人模糊的思想方式，使之趨於精密。這是一種更高的精神旨趣和審美理想。據翻譯界前輩戈寶權統計，魯迅一生翻譯了14個國家近一百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33個單行本，總字數超過了250萬字。但魯迅絕不可能通曉14個國家的語言文字，他精通的僅僅是日語，其次是德語和英語。他的大部分譯著都是根據日譯本轉譯的，因此日譯本的失誤也就必然株連魯迅，像魯迅早期的譯本《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術》不僅內容文字跟原著有很大出入，甚至連原著的作者都弄錯了，用句北京俗話說，就叫“吃了掛落”。
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現存魯迅譯文手稿39種，1439頁。主要有《小約翰》《毀滅》《死魂靈》3種，《小約翰》121頁，《毀滅》360頁，《死魂靈》601頁，還有一些零星譯稿。國家圖書館存有魯迅譯文手稿25篇，共928頁，2014年已結集為《魯迅未刊翻譯手稿》（共6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這些未刊翻譯手稿的問世，展現出魯迅手稿研究的廣闊前景。
（作者系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
魯迅 行書致黃蘋蓀劄 1936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 行書致曹聚仁劄 1934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 行書致開明書店劄 1932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 行書致謝敦南劄 1929年 選自文物出版社《魯迅手稿全集》
魯迅 楷書《論詩》譯稿（部分） 選自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國家圖書館藏魯迅未刊翻譯手稿》
魯迅 行書《所謂懷疑主義者》譯稿 選自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國家圖書館藏魯迅未刊翻譯手稿》
魯迅 楷書《隱士》手稿 選自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手稿叢編·第二卷·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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