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小書：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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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文 | 饒翔

孟小書，1987年生於北京。加拿大約克大學畢業。出版長篇小說《走鋼絲的女孩》，中短篇小說集《滿月》。曾獲第六屆西湖·中國文學新銳獎。

孟小書及其筆下的人物身上表現出一種天真的和感傷的氣質。她的作品探討的是關於生命的囚禁與自由等命題，然而她的視野跨出國界、越出人類，同樣讓我們看到了她對“盡可能多的人生”和“盡可能多的事物”的設想和觀看。

帕慕克在演講集《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中借用了席勒在《論天真的詩與感傷的詩》中的觀點，將小說的讀者和作者分為“天真的”和“感傷的”——前者“天真”地認為所見即所得，小說是真實的再現；後者則對小說內容的虛構性還會保持感傷—反思性的求知欲。這無疑是一個悖論，而帕慕克就此提出，“讀小說和寫小說一樣要在這兩種心態之間不斷徘徊”，融合真實和虛構，渴望同時是“天真的”和“感傷的”。我在閱讀孟小書的小說時，也就是這樣被天真的和感傷的感覺所左右——分辨著真實與虛構的界限，體味著現實與想象的交融。更進一步地說，孟小書及其筆下的人物身上（這其中仍是有真實的與虛構的融合）也表現出一種天真的和感傷的氣質。

“李讚說，我曾經說過你不適合寫劇本，你知道為什麽嗎？我說，不知道。他說，你的內心還藏有一份天真，與成熟相比，天真是一次性的，它沒有了就是沒有了。我在你的小說裡能看出來。”這是發生在小說《黃金時代》裡主人公之間的一次對話，是自認為迫於現實壓力而放棄了“真愛”——小說創作，改寫劇本的李讚，為阻止女友“我”接劇本，所給出的一個理由。但他的話反倒激起了“我”的逆反之心，兩人最終不歡而散。這對文藝的情侶，相互吸引、相互喜歡，因為他們愛的其實是另一個自己——脆弱、敏感、清高、寂寞，努力維護著內心的一份“天真”。李讚對於“我”要接劇本的過激反應或許可以視作他對於自己已失去天真的一種變相維護。然而，面對現實生存的壓力，面對世俗商業對於藝術理想的侵蝕，兩個怯懦的靈魂其實無能為力，只能相互傷害——“我是一個脆弱的人，脆弱的人終究會一事無成。我搖搖頭，對自己說，這都是李讚的錯。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渾身充滿著負能量。或許我應該遠離他。”小說講述了一個失敗（者）的愛情故事，其實也是想講述懷抱一點理想的文藝青年在保全自我、追求自由與掙扎求存之間不斷搖擺的糾結心路與現實境遇。這也是一個“天真者”的感傷故事。

《黃金時代》劇照

“別丟掉/那一把過往的熱情，/現在流水似的，/輕輕/……/歎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著那真！”重溫林徽因的詩句或許能讓我們意識到，這樣的感傷，這樣的對於“天真”的維護，在一代又一代文藝青年心上反覆。孟小書這篇小說的標題與許鞍華導演講述蕭紅的電影同名，蕭紅在日本寫給蕭軍的信中感歎道：“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閑，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是多麽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著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裡過的。”她“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孟小書的小說裡，李讚曾認為自己的“陳舊的靈魂”，不應該出生在這個時代，然而遇到“我”之後，改變了想法，“這應該是我的黃金時代”。這是有感於兩個同樣“陳舊的”、“天真的”靈魂之間的呼應嗎？

《滿月》

“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這也是孟小書筆下眾多人物的糾結所在，她的人物因此不斷上演著“出走與歸來”的戲碼。文身、大麻、瑜伽、海邊定期的狂歡派對……小說《滿月》中的“我”在遠離塵世的海島上過了6年半嬉皮士式的生活。當初選擇逃離既有的生活、離開相伴5年的女友，是因為“朝九晚五的機械化生活和你那些無聊透頂的話題每天折磨著我。離開你，並不是因為不愛你，而是因為我要從那個不屬於我的世界中逃離出來，這其中也包括你”。雖然從此過上了極度自由的生活，但是整日無所事事，喪失了時間感，要依靠“滿月”和致幻劑不斷刺激的生活，卻使“我”“漸漸忘記了快樂的滋味”，取而代之的是虛空和無力感，“我”不由得重新追問“屬於我的世界又在哪裡”？“失敗者走到哪裡都是一樣的失敗”，這樣的自我認知雖未必確切卻不失清醒。邂逅來海島上旅行的女子侯詩瑤，她所攜帶的市井氣息使“我”懷念起了前女友，甚至是此前厭倦的家長裡短、雞毛蒜皮。短暫停留之後，侯詩瑤要回歸都市：“也說不好想不想回去，總覺得我是身不由己。不過身不由己也挺好，人總要受點束縛的，不是嗎？”侯詩瑤走了，回歸滾滾紅塵，“我”仍然留在海島，遠離世俗塵囂，但“我”卻“多麽希望再遇上一個侯詩瑤”。小說探討了關於自由與約束、理想與現實等人生的“核心”問題。“什麽是真實的？”“我”在對於快樂、痛苦、恐懼、無力等感覺的輪番體驗之後，發出了疑問，這或許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感傷”的“我”對於“天真”的省思。

孟小書瞄準的往往是社會邊緣人物，他們在邊界試探著生命的可能，試圖從人生的桎梏中逃奔出來，但是對於“屬於我的世界又在哪裡”總是充滿著迷惘。《逃不出的幻世》中的“我”帶著玩偶“小猴子”一起“私奔”蘇州——“‘私奔’這詞極其符合我的愛情觀——給我一顆糖，便伴你走天涯”。在蘇州面試工作期間，邂逅了男子白慕雲，產生了一段似有若無的愛情。“我”逃離北京，其實是想逃離不願面對的現實——父母離婚、缺乏愛的家庭，而在白慕雲的家“我”目睹了他同樣的家庭境遇，這使“我”意識到兩人所面對的都是“逃不出的幻世”。“我”重又逃回北京，放棄了一段未曾真正開始的愛情。《米高樂的日記》中“我”已嫁為人婦，享有生活的平安。而米高樂寄來的日記卻使我回憶起“我”與米高樂那一段熾熱的舊情。回國後動蕩無著的生活輕易使這段愛情夭折，也摧毀了米高樂的健康，使他患上了憂鬱症，他在積極康復的同時，也通過寫日記的方式期望能完成對愛情的救贖。“我”決定去赴米高樂的約，然而只是“遠遠地看著他，沒有靠近”。最終，“我”轉身離去，平息了一場內心風暴。《雕塑師》中朵朵罔顧女伴栗子的勸告，奔赴與雕塑師胡安的秘密約會，最終被瘋狂的胡安塗抹上石膏，做成了雕塑。這篇小說也可以讀作是關於愛與藝術的寓言——栗子滿嘴的“文藝”在朵朵看來是土的、平庸的和通俗的，而朵朵追求的真正的“文藝”卻是充滿危險的、甚至會犧牲自我的；栗子對朵朵的愛是日常的、卻也是反常的同性之愛，這讓朵朵想逃離，而胡安的愛是瘋狂的、佔有與毀滅性的。《永生花》中漂洋過海追尋美國夢的瑪麗張，被冷酷的現實所懸置，她無法踏上回國路，而在異國又難以安身立命，被迫淪為妓女。“我是回不去了”，瑪麗張的歎息中含有多少無奈、哀婉與決絕。

在《猴子文身》這篇更為成熟的作品中，孟小書以雙線並置的敘事結構、以極為耐心的敘事控制，去逼近人物的現實與倫理困境。龐大奔在妻子帶著孩子離去後，陷入沉淪，一次衝動之下，對住同小區的一位姑娘實施強奸未遂。而他竟然從此暗暗潛入了這個叫作拉拉的姑娘的生活，幫她打掃房間、偷偷送飯，甚至幫她痛揍小偷。拉拉喚起了這個潦倒男人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拉拉因為這次強奸未遂的遭遇而染上了精神疾患，她有些分不清現實與想象的邊界，而這位身份不明的男性的暗中關懷照顧，正在慢慢解救她。兩人都因為這段秘而不宣的關係，在一點一點地從現實與內心的泥沼中掙扎出來，然而，高懸於頭頂的審判利劍並未落空。龐大奔的猴子文身出賣了他，拉拉認出了他就是強奸者，報案使之鋃鐺入獄。小說以不動神色的敘述、環環相扣的因果鏈，揭開了現實的殘酷面紗。在此，我甚至讀出了18、19世紀經典現實主義小說的主題與況味——罪與罰、沉淪與救贖。人世雖然艱辛，但人心不可墮落，我相信孟小書在寫這篇小說時本著同樣的信念。

“道德判斷是小說無法回避的泥沼。讓我們牢記，小說藝術之所以能提供最精美的成果，不在於評判人物，而在於理解人物。”帕慕克提醒我們閱讀小說的意識不要被道德判斷所主宰：“超越自我的限制，將一切人和一切物感知為一個偉大的整體，設想盡可能多的人生，觀看盡可能多的事物：小說家以這種方式接近於中國古代的畫家，他們登上山頂，為的是捕捉廣袤山川的詩意。”孟小書在《站住，那個逃跑的少年》《猴王》等作品中探討的仍然是關於生命的囚禁與自由等命題，然而她的視野跨出國界、越出人類，同樣讓我們看到了她對“盡可能多的人生”和“盡可能多的事物”的設想和觀看。天真以樸素而持韌，感傷因反思而沉鬱，我期待這位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接下來的文學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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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談

個人總結

文 | 孟小書

今年是我從事寫作的第六個年頭了。準確地說，是跌跌撞撞地寫了六年。家裡人對我沒有什麽特別高的要求，從小到大自由散漫成了習慣。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是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我的創作狀態也幾乎是懶散的，想的永遠都比寫的多，常常犯懶，寫得順了就想先放下，出去玩會兒；寫得不順就乾脆不寫了。非常的不專業。但細想，自我18歲以後，似乎也沒有什麽事情可以讓我堅持如此之久了，包括工作和興趣愛好。用以賽亞·柏林的說法，我是“狐狸”，總是東張西望，所感興趣的事物隨時都在發生變化，沒有長性。自大學畢業，我換了很多工作，時尚雜誌、網絡媒體、影視公司、出版社、文學期刊等。所以，六年對我來說已經很長久了。但在人生的漫漫長路中，或與其他專業作家相比較，六年又算得了什麽呢。

回顧這六年，自己的作品似乎還是有了些微小變化。起初的作品應稱之為習作，是個人經驗寫作。個人經驗寫作是有局限性的，局限於生活和眼界，以及對世界的認知。直到最近兩年才開始有意識的避免，並且拓展自己的視野以及關注的範圍。然而非個人經驗化的寫作又是極為艱難的。

在一開始接觸寫作時，我偏愛那些懸疑驚悚類題材，這可能與我做過一段時間的影視編劇和電影發行有關，總是喜歡類型小說或是類型電影。那時候，隻覺得把故事編圓，大體看不出邏輯上的問題就行，完全忽略了人物，經不起推敲。後來又嘗試寫都市愛情小說，這些小說基本都是個人化的，而自己的經歷是有限的，所關注的事物範圍又是狹小的。這兩年，我才認真思考，到底應該寫一些什麽東西，或是什麽東西才是真正值得關注和思考的。

《走鋼絲的女孩》

最近剛完成的一部小說是描寫一個媽媽帶著女兒學網球的故事。這部中篇小說從構思到完成，花去將近兩年時間。小說靈感來源於多年前聽到的一個真實故事，但那時，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將其完成，很感慨也很遺憾。感慨於母親的執著與人的命運，遺憾於自己的能力有限。我是一個網球盲，小時候試圖學過網球，但都失敗了，球永遠都會打到圍欄的外面。長大後，我對網球也不感興趣，網球比賽從沒有看過一場，只知道中國有個球星叫李娜。直至去年某一天，我終於下定決心將其完成。

完成一部非個人經驗的小說像是一次極限挑戰，很多時候都想放棄，覺得自己可能依然沒有能力去完成它。它離我的生活太過遙遠，需要查太多資料以及假設人物在各種情景下的反應。當然，這看上去是一個寫作者本應具備的基本功底，但對於我來說卻是極為困難的。我的想象力就好似一個枯井，一顆石子扔下去，濺不起一滴水花。經過無數次地掙扎，最終還是將其完成了，我盯著螢幕許久，有太多的不確定，讓我很茫然。但無論怎樣，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一切。它讓我走出了舒適區，是一次新的嘗試與挑戰。

無論是經驗寫作還是非個人經驗寫作，現實主義題材一直都是我的偏好。然而，現實主義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文學創作方法。經過了現代派和後現代派的洗禮後，很多更豐富的文學元素又添加到了現實主義裡。因此，它的創作方式是開放性的。另一方面，在這樣的創作方式裡，現實與現實主義的區別也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話題。這些年，我也在努力地嘗試並且進行總結。

作為一個年輕的寫作者，生長在科技迅猛發展、人們的生活飛速向前的都市裡，什麽是最值得關注的，一直是我在思考的問題。在未來寫作的路線裡，我還會面臨種種困難。已經堅持了六年，我想以後還有很多個六年可以堅持。因為有時候想想，我對文學或是說對自己，可能還有一點點的追求和要求。我不知道在未來還會寫出什麽樣的東西來，但至少我會努力地偶爾思考一下自己與社會的關聯，以及作為一個寫作者的使命究竟是什麽。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8月6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