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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斌:只有靈魂可與世界接軌 | 寫作課

新批評 | 寫作課

徐小斌

“希望”正是對文學的另一個命名,這一命名將把我們載向我們自身無法達到的境界。

好的小說,必然是複雜、多義、混沌的,抹去虛幻與現實相接的所有痕跡,使它們渾然一體,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們又可以向無數個方位展開,展示多樣性與可能性。

中國作家基本上都是以“集體命名”的方式浮出海面的。譬如剛剛改革開放時期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後來的新寫實主義、新生代寫作、女性寫作、網絡寫作等等,都是一撥一撥的,趕沒趕上那撥兒對中國作家來說太重要了。曾經有很多批評家對我說,非常喜歡你的小說,可是沒法定位,沒有傳承,獨樹一幟,很難用理論來覆蓋。這一點我其實還蠻高興的,起碼證明我的小說是條活魚。

直到戴錦華女士說:“儘管徐小斌的作品在令人目眩的潑灑的濃重色塊、多向的豐富的知識(榮格、海洋生物學、博奕論、密宗佛教或上古神話等等)與奇異的異地間回旋,但筆者傾向於將其讀作關於現代女性、女性生存與文化困境的寓言。毫無疑問,徐小斌的作品不僅僅關於女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關乎於整個現代社會與現代生存。”孫鬱老師說:“作者見證過八十年代的文化變革,總能以旁觀的角度去審視昨日的歷史。在那些文本裡,完全沒有逃逸,乃是一種精神的面對,甚或一種搏擊。這讓我想起卡夫卡和魯迅。其中不是模仿的問題,而是一種氣質的聯繫,徐小斌在本質上,和這樣的傳統是有關的。”

這時我才覺得,終於在暗夜中找到燈塔了。

歧路孤影

我是1981年開始發表小說的。但是從開始發第一篇小說起,就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社會語境。在當時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盛行之時,我寫了一個十三歲情竇初開的小女孩暗戀一個青年醫生的故事,寫的完全是人物心理,是人性深層的隱秘。當年得了《十月》雜誌首屆文學獎,當時的獎是完全按照讀者的票選來的,是誠實公正的獎,也就是這種誠實公正鼓勵了像我這樣沒有任何文壇背景的年輕人。這一路數的小說至今依然屬於特立獨行。有點影響的譬如《河兩岸是生命之樹》《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雙魚星座》《迷幻花園》等等,直到 1998年首版的《羽蛇》,把我這一路數的小說推向了極致。

《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被普遍認為是我的“成名作”,寫了一個違反傳統思維模式、超越常軌的女孩如何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以至被社會視為瘋人、被社會與人群摒棄的故事,這部小說發表之後,我收到了大約七百多封讀者來信,並且由當時第五代導演中拍《一個和八個》的導演張軍釗搬上了銀幕,獲了第十六屆莫斯科電影節特別獎。當時是八十年代中期,幾乎還沒有什麽關注人類精神層面的文學作品。

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雙魚星座》發表後,被評論界一致認為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作品,其實那時我對於西方的女性主義還沒有任何了解,但我的小說卻暗合了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我的女主人公受到世俗社會的聯手戕害,她雖然選擇的是逃離的方式,卻是以逃離的形式在進行著反抗,儘管這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卻是帶有著一種不屈的精神。正如伍爾夫所說,你可以踐踏她摧殘她甚至從精神上戕害她從肉體上消滅她,但她的精神不死,她的精神始終俯視著你憐憫著你蔑視著你摧毀著你。她表現了一種在被摧毀的境遇中強大的女性的精神力量。《雙魚星座》實際是在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寫的。

寫《羽蛇》的時候我的生活境遇更加糟糕,我是在一個小小的陋室裡,用當時粗陋的四通2403印表機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來的,內心的痛苦幾乎讓我崩潰,我常常覺得自己陷入了無邊的黑暗與寒冷之中。

就是這部長篇小說《羽蛇》第一個走向了世界。第二部走出去的是長篇《敦煌遺夢》,第三部長篇是 2016年三八婦女節那天出版的,叫做《水晶婚》。

另外還有幾個中篇和兩個短篇。我的“走出去”與別人不大一樣的地方,是我的全部翻譯小說都是對方出版社主動簽約的。

台灣大學碩士陳亭勻的長篇畢業論文(已在《當代作家評論》上發表)《歧路孤影》很能代表我這三十年的孤獨之路,借用之,特此說明。

“走出去”的詳細過程

我寫《羽蛇》,有個人原因,也有社會原因。從個人原因來講自然來自童年。我認為寫作基本分為兩種,童年經驗式的和後天努力式的。前者基本屬於那種天性上過於敏感的小孩,而我不幸就是這樣一個小孩。

我的童年經驗主要來自我與母親的關係。都說血緣關係、特別是母女關係是最親密的,但實際上,我認為血緣關係是很神秘的、也是很複雜的。說穿了,就是一個敏感的小孩非常愛她的母親,受到了母親的漠視和非難,而在心靈深處產生了很深的傷害,對外部世界、成人世界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恐懼。加上受到外婆信佛的影響,外婆有一座高大的佛龕,我常常在龍涎香的氣味和木魚有節奏的音響中昏昏睡去,好像去到了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中,充滿了各種怪誕和恐懼的夢。這些夢籠罩了我整個兒時的記憶。

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肯定會導致向內走,所以我從一開始發表小說就是一種內省式的寫作。

當然也有時代原因,從時代的原因方面來講,我覺得自己生在一個巨大的轉折的時代,這個時代發生了很多事情。

作為一個作家,我認為有責任把看到的事實寫下來,前蘇聯小說家柯切托夫曾經說過,一個人一生至少要拿出一次真正的身份證,所以我首先要求自己要真實地毫不媚俗地記錄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要為這個民族提供一份個人的備忘錄。

我們是幸運的,在當今的世界上,我想沒有哪一國的同齡人可以有我們這樣豐富的經歷。難以置信的歷史曾經走馬燈似的從我們年輕的眼前飛馳而過,我想那一切深深地鐫刻在許多同代人的記憶之中。

《羽蛇》應當算是我的一個代表作。2003年,我當時工作的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在加拿大拍攝電視劇《小留學生》,有一對加國華裔青年夫婦是我的粉絲,他們讀了《羽蛇》之後萬分激動,主動為我去找翻譯。他們找的翻譯是加拿大知名翻譯John Howard-Gibbon(他曾經在中國多年,擔任過《中國日報》副主編,翻譯過老捨的作品)。當時他已經73歲,對外說再不接任何翻譯,但是在讀了《羽蛇》之後,立即決定要用有生之年把它譯完。他是轟動整個歐洲的書《羅馬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家族的後裔,他做的翻譯準備讓我非常感動,譬如:他在反覆閱讀之後做了298頁的筆記,因為《羽蛇》的翻譯難度非常高,在修辭方面我使用了象徵、隱喻、時空倒錯、複調敘事等等,還要非常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但是這一切都沒有難倒他。稍後,美國的專業代理Joanne Wang(也是余華的代理)也愛上了《羽蛇》,為此她飛到中國與我見面,專門要了一本我的簽名書和John的前三章翻譯,回去之後立即發給了當時的四大頂級出版公司:蘭登、柯林斯、西蒙 &舒斯特、企鵝(那時蘭登和企鵝還沒合並),西蒙&舒斯特在一周內就回復了,預付八萬美金,並簽兩書並作為中國作家的第一本書列入了著名出版品牌Atria Books國際出版計劃。這是2006年底的事。2007年,我參加了美國文學翻譯中心三十周年慶典,轉道紐約和出版社簽約。2009年,《羽蛇》英文版全球發行,同時簽了挪威、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國的版權。《羽蛇》首版至今已整整十八年,在沒有什麽刻意宣傳的前提下國內已經出了十二版。而且至今每年都有高校的碩博士寫關於《羽蛇》的論文。另外我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為我建立的門戶網站上接到很多讀者來信,令我感動的是,他們和我的心靈之間沒有任何交流的障礙,這使我更加堅信:只有靈魂可與世界接軌,任何的非誠意、任何的粉飾與謊言都是脆弱的。

“走出去”的第二部長篇是《敦煌遺夢》,也是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因為愛畫畫的緣故,我做了很多年的敦煌夢。1991年我第一次去敦煌,敦煌壁畫的輝煌,敦煌地域的特殊,藏傳密宗的神秘,都令我震撼。《敦煌遺夢》寫了標誌為“東方神秘主義”符號的敦煌所發生的故事,也是虛幻與現實結合的手法,裡面探討和追問了宗教方面的問題,也通過書中主人公的際遇闡述了什麽是真正的宗教精神。譯者是美國翻譯家John Bounk。第三部長篇是由英國巴來斯蒂亞出版社在2016年三八婦女節那天出版的,叫做《水晶婚》,也就是我去參加倫敦書展宣傳的那部小說。大家都知道金婚銀婚,很少有人了解水晶婚,簡單說結婚十五年謂之水晶婚。這部小說講了一個女人從結婚到離婚十五年的經歷,從一個中國普通的知識女性的命運,折射出整個社會巨大的動蕩與變革。譯者是英國翻譯家Nicky Harman。此書獲了英國筆會文學獎。

我認為的好小說

我以為,好的小說,必然是複雜、多義、混沌的,抹去虛幻與現實相接的所有痕跡,使它們渾然一體,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們又可以向無數個方位展開,展示多樣性與可能性,就像珊瑚或者什麽海生物的觸角似的,可以向任一方向延伸。而通過什麽說明了什麽,肯定不會是好的小說。

青少年時代我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梅裡美、茨威格、普魯斯特、三島由紀夫、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現在我更喜歡卡爾唯諾、博爾赫斯、安吉拉·卡特的小說。

有人問我,《羽蛇》到底是一部什麽樣的小說,我覺得很難回答。

它可以說是一部女性家族小說。

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女孩一生都追求愛卻不斷被愛所欺騙所遺棄的小說。

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寫五代女人心靈秘史的小說。

也可以說它是一部寫母女關係的小說。

批評家陳福民語

“《羽蛇》表面上似乎與社會歷史無關,但是細心閱讀後會發現,在夢想與現實的對立中,它最終是遙遙指向文明、歷史與社會的。這樣的小說中表現的敘述方式和內心體驗並不是一種完全個人的東西,它與歷史和現實都構成了一種張力關係。”

為什麽取《羽蛇》這個名字呢?因為羽蛇是人類世界共有的神話原型。《離騷》裡講“陽離焉死──大鳥何鳴”,陽離即太陽神鳥,而神鳥常棲神木之上,在《楚十二神帛書》中有三頭人象,象徵太陽神、太陽神鳥、太陽神樹三位一體,“羽蛇”在西方的形態就是神鳥與神蛇纏繞在生命樹的十字架上,它是遠古的神靈,但卻是陰性的,是遠古母系文明的象徵物。

毋庸諱言,在當下,在我們這個有了網絡對話與電子遊戲的時代,形而上的、精神的、靈魂的土壤卻越來越貧脊了。

而羽蛇象徵著一種精神。在傳說中,她為人類取火,投身火中,粉身碎骨,化為星辰。在古墨西哥、秘魯、玻利尼西亞、蒙古、巴勞群島以及瑪雅文化中都有類似的傳說,構成了整個亞洲太平洋古文化的重要圖式。現在你們肯定明白我書中那些女人的名字了:羽蛇、金烏、若木、烏玄溟……那些來自遠古的太陽與海洋,與女性本身一樣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具有轉世再生的頑強。這當然可以構成一種文化象徵,有著頑強的悲劇的美感。這並不是什麽神話敘事,而是借助神話來揭示現實中殘酷的關係,這本身就是在解構神話。

我寫作的基本表現手法

從開始寫作時,我就一直在做一種實驗,就是把最虛幻的形而上太空與最現實的生活結合起來。這種處理確實很有難度。

過去我一直把文學大師們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社會型作家,另一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卡夫卡等 “內省型”作家,相比之下我當然更喜歡後者,因為後者與生命本質藝術本體更接近。

但是我注意到一個令人恐懼的現象,那就是,後者的最終命運幾乎都與病態、瘋狂或自殺有關,他們在劫難逃。我覺得,自己的秘密世界有如一面魔鏡,它好像是真實的,但每一個細節都不真實。人在面對自己、自以為達到至善至美的時候,其實是在製造一種騙局。可怕的是,通往魔鏡的路線有去無回。這大概就是後一類作家非瘋即死的答案吧。

但是我發現還有第三條路線。譬如卡爾唯諾、博爾赫斯與一些拉美作家,他們穿越了時間與太空、虛構與現實、上帝與魔鬼、此岸與彼岸的界限,達到了一種出世與入世的自由轉換,這樣,他們就可以把渴望自由與逃避自由這兩種人類需求的主動權把握在自己手中,這種境界非常令人羨慕。

打破界限之後,就可以把貌似對立的兩極融合在一起,就像埃舍爾的畫,一對僧侶上樓,另一對僧侶下樓,但是你忽然發現上下樓的僧侶實際上是同一對人。又像巴赫 《音樂的奉獻》,巴赫利用 “無限升高的卡農”——即重複演奏同一主題,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變調,使得結尾最後能平滑地過渡到開頭。

這種小說是我寫作的一種基本表現手法。

關於文字的色彩

在寫作中我的一個深刻感覺就是,各種藝術門類是共通的,對於我來講,繪畫語言與電影語言對我的小說有很大影響。

由於我從小畫畫,同時是個電影迷,不可避免地,寫小說的手法會受到影視和繪畫的一些啟示,譬如鏡頭的切換、變焦、特寫、定格,等等。我不喜歡寫得太油的小說,而從頭到尾的連續作業容易喪失新鮮感,產生匠氣。另外,我常想作家就像演員,有本色演員與性格演員之分,我覺得後者更具有挑戰性。我每寫到一個人,就試著去扮演她的角色,不管演技如何,但總能尋找到她內在的合理性與發展脈絡,這樣的結果就是,即使是寫魔鬼也是個觸手可及的魔鬼。

寫小說,應當講究語言。德爾沃、雷妮羅納等神秘主義畫家對我有一定影響,主要是在文字的感覺上。可以說我對文字有種迷戀,在一篇隨筆裡我談到這個問題。我覺得文字本身是有色彩的,譬如我們畫油畫的時候,鈷藍和鈷黃碰到一起,變成了一種說不出的綠,非常神秘,好像只要細細看,就能看出數不清的顏色,那其實是一種過渡色。 《雙魚星座》等就是過渡色,與早期《河兩岸是生命之樹》的單純顏色很不同。歌德在 《色彩論》裡也說過一件奇怪的事:歌德久久看著一位紅衣女郎,但是她起身走後,她身後的白牆上呈現的是海水綠色,由此發現 “補色原理”。我在 《羽蛇》等作品裡曾經嘗試了補色,不是刻意,刻意就沒意思了,複雜到了極致便成為簡單,單純的墨可分五色,每一個字都可以達到意外的效果。寫舊時代用一種語言,寫到現代又用了另一種語言,但又在一個統一的大色調中,兩種語言實際上互為補色。

孫鬱老師曾經評價我的作品,令他想起卡夫卡和魯迅對世俗世界的精神面對與搏擊,不是模仿,而是一種氣質的聯繫,認為我在本質上與這樣的傳統是有關的。還有西方的一些評論家也這樣認為,如果用色彩來譬喻,那麽我的小說就屬於一種暗黑色系,這是我的童年經驗決定的。

中國女性文學與我的小說

1996年我第一次出國,是應美國楊百翰大學邀請講中國女性文學寫作。我講的題目是 《中國女性文學的呼喊與細語》。之後,應葛浩文的邀請,到科羅拉多大學講了同一題目,當時他在科羅拉多大學任教。接下來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和馬裡蘭大學分別辦了講座。當時中國女性寫作受到世界的強烈關注,首先來自中國一大批評論家當時對於中國女性文學的關注。也因為1995年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國召開,集中了世界的眼光。

但是很遺憾,在這二十年裡,我們的中國女性文學沒有什麽起色。

毫無疑問,不敢拷問自己的靈魂、審視自己內心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如果一個人只是寫自己,那麽即使他是一座富礦也必定會被窮盡。我想,女性文學的最好出路就是找到一個把自己的心靈與外部世界對接的方法,這樣可以使寫作不斷獲得一種激情與張力,而不至於慢慢退縮和委頓。這樣才能避開個人化寫作的困境,進入到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

我的新作 《水晶婚》被西方的評論家一致認為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作品。 《水晶婚》剛上市就獲得了英國筆會的翻譯文學獎,現在又入圍了一個獎,這部小說完全放棄了那些華麗的修辭,寫得很樸素。但是讀過它的人都認為很感人。原因可能只有一個:真實。

說到中國女性這幾十年的際遇,用兩個時代可以概括:一是鐵姑娘時代,一是小女人時代。怎麽講?也就是說,在上一個時代,口號是 “婦女能頂半邊天”,實際上是要在乾體力活上做到男女平等,那是個崇尚 “鐵姑娘”的年代,我們這些當時尚在花季的女孩都是 “談美色變”,就連穿一件帶顏色的衣裳,也要左思右想,藏頭露尾,隻敢露一點花領子,或者卷一點點頭髮簾,如果白,就要擔心人家會說自己是資產階級小姐,一定要有意把自己曬得黑黑的,如果苗條,那就更要警惕了,一定要用力乾活,才能把小腿肚的肌肉鍛煉得更加粗壯。試想,經過這樣的洗禮,還有哪個女孩能夠保持女性的自然之美?我曾經去過的北大荒,麥收季節,無論男女,都要扛著200斤重的麥包上跳板——試想一個尚未發育成熟的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扛著200斤的重物,還要走獨木橋式的三米長、四十五度斜坡的跳板,然後把麥包卸進糧囤裡,今天想起來是不是很可怕?有很多女孩因此得了終身的疾病,也有很多女孩盡全力也無法完成,譬如我,被安排去背一百斤的 “尿素”,這是很受照顧了,但即使這樣,我也幾乎被壓得吐血;夏鋤季節的口號更為荒唐:叫做 “活著就要拚命乾,死了埋在黑龍江畔”,長官在動員大會上說,每人每天包一根壟,乾不完,哭也得給我哭出來!要知道,黑龍江土地的 “一根壟”,是整整十四裡啊!那時我還只有十六歲,且患著嚴重的痢疾,中午老牛車送飯只能往人最集中的地方送,這就意味著我這個落後者永遠吃不上中午飯,在那樣可怕的勞動強度下生著病並且一口飯都吃不上,喝水都要把前面的水缸放倒,像小狗一樣地鑽進去,才能喝上一口已經見了底的滿嘴泥沙的水。豈止如此,我們在特大澇災中從齊膝深的水裡撈麥子,在十一月的寒冬從冰河裡撈麻,即使來月經也絕不能請假,三十八個女孩睡在兩張大通鋪上,在零下五十二度的寒冬沒有煤燒,為了活下去,我們去雪地裡扒豆秸稈燒,喝尿盆裡的剩水,——我至今吃驚自己是怎麽活下來的,唯一的解釋就是青春的力量吧?除此之外真的無法解釋。

“鐵姑娘”的時代終於過去了,但事情並沒有因此變好,在今天,是一個地道的 “小女人”時代,女人要懂得如何取悅男人,取悅上司。絕不能動真情,誰動真情誰就是輸家。譬如我認識 “70後”的一個女生,容貌中等偏下,但她可以把幾個男人同時玩弄於股掌之中,完全靠手段,什麽時候需要誰,算得很精確,就像學過運籌學似的。她覺得自己就是勝利者,很以此為自豪。這類人不少,甚至有一批所謂精英女性都是如此,覺得自己很有生活智慧,譬如她們認為在情感中運用手段獲取男性青睞,然後讓自己在與男人的關係上掌握主控地位並從而獲得更多的金錢財富是一件特牛的事。這種人被萬千女生羨慕,被認為是高情商。

然而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嚴重的女性自我貶低和喪失尊嚴。甚至比 “鐵姑娘”時代更糟。

《水晶婚》的女主人公楊天衣,無疑是個 “低情商”的姑娘,她在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依然保留了自己完整的天性,這個在少年時代就深受中外愛情作品影響的女子,在社會高度動蕩的環境中,她對愛情婚姻的美好憧憬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夢想,她嫁給了一個與她的價值觀截然相悖的人,他們數度齟齬,矛盾日深,最後終於爆發,他們的婚姻維持了十五年,這本書,寫的就是一個叫做楊天衣的女子這十五年的命運。

今年四月我參加倫敦書展時,與一位澳大利亞的華裔文學愛好者有一次深度的對話。我的粉絲很少,從來沒想到有人如此深度地關注我的小說。他說的兩點我印象深刻,一是他認為,大多數作家都是外部敘事,而我是一種內部敘事;另一個是我的小說不僅如評論家所說的神秘詭譎等,更重要的是關於思想性。澳大利亞兩位女學者所著 《Women Writ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的一章講到我,認為我的寫作是一種現代寓言式的寫作,這個評價與戴錦華教授的評價很接近。並且,她們認為我與法國的女權主義者克里斯蒂娃有相似之處,在我的小說中,可以找尋到大量有關女性、欲望、愛情、邊緣、顛覆、憂鬱、焦慮、恐懼、潛意識等問題。我很謝謝她們的細讀和鼓勵。

我現在正在做一件冒險的事,也就是做一個純粹的繪本,完全由自己畫,可能要畫近百幅,當然,同時也是自己寫,要寫一個奇幻的故事,中國還沒有《魔戒》《權力的遊戲》那類奇幻中有含金量的小說,我想嘗試一下。

威廉·高登

我在2016年的倫敦書展演講中,引用了獲諾獎的英國女作家威廉·高登的一段話: “無論你給一個女人什麽,你都會得到她更多的回報,你給她一個精子,她給你一個孩子,你給她一個房子,她給你一個家,你給她一堆食材,她給你一頓美餐,你給她一個微笑,她給你整個的心!”女作家亦如此,你給她更多的關注,她就會在寫作中回報加倍的誠意!

我同時堅信,即使是在讀圖時代,文學也是有希望的。正如法國知名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娜·西蘇所說,“希望”正是對文學的另一個命名,這一命名將把我們載向我們自身無法達到的境界,它的純粹,它那象徵性然而又相當具體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為世上最美麗的語詞,可能它並非語詞,它只是一聲歎息,或許還是一聲遺憾的道白。

女性文學的最好出路就是找到一個把自己的心靈與外部世界對接的方法,這樣可以使寫作不斷獲得一種激情與張力,而不至於慢慢退縮和委頓。這樣才能避開了個人化寫作的困境,進入到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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