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將如何重塑公益行業

公益圈有種流行的說法是“公益的互聯網化”，這個詞已經說明了公益行業受到互聯網的影響有多深。那麽，在公益人以及公益界研究者看來，互聯網技術究竟對公益行業產生了什麽影響呢？在互聯網行業巨大的影響力面前，公益行業是否擔心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問題呢？他們又如何看待公益行業的未來？

10月22日，在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敦和基金會聯合主辦，南都基金會支持舉辦的“公益與商業關係國際研討會”上，220位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和業界代表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與交流。在全體大會後的“互聯網對公益與商業關係的影響”平行論壇上，互聯網如何重塑了公益行業，以及公益行業的未來生態問題得到了充分討論。

澎湃新聞記者發現，在這場討論中，三個話題是最受與會者關注的，其一，互聯網技術對公益帶去的好處；其二、公益行業和互聯網公司的不對等關係；其三，公益行業在未來該如何發力。

兩個實例：互聯網技術給公益帶去的種種好處

騰訊公司產業政策部主任陳圓圓分享的內容很接地氣。她指出貧困村最大的問題就是財富失連、情感失連、以及資訊失連。她說，“農民的移動互聯網水準非常低，我們讓他們填資料，填郵箱地址，他們會問，什麽是郵箱？他們以為是郵局的。”

陳圓圓用此事例說明鄉村需要互聯網的能力建設。她分享了騰訊的“為村”項目是如何通過做好連接，幫助貧困村學習互聯網技能，而最終幫助雲貴湘等地的農村脫貧的。騰訊“為村”借助微信平台為每個村構建了村級公眾號，給鄉鎮、縣市贈送管理總號，“為村”有一個總號，吸引大家和組織進行使用。 “我感覺很深，黨員幹部服務好村民群眾，是村莊有活力的前提。我接觸的村莊中，當基層黨組織能發揮先鋒作用的時候，這個村莊是有活力的。”陳圓圓繼續說，“為村”項目就是為了幫助政府機構用好資源，通過村務、財務、村委日記、精準扶貧板塊等展示服務過程，記錄服務成果的平台，讓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把互聯網生態注入到鄉村社會治理。

陳圓圓說，“如果有人問騰訊到底扶了多少貧？騰訊填不出來，但“為村”項目幫助激活了村莊裡的人。”她舉例說，例如通過 “為村一起賣”，只要產品夠好，就可以賣出去，以前農民感知不到他自己產品賣出去，通過“為村一起賣”可以了。村民們還會有榮譽感。因為人聚集起來了，資訊就會流動起來，進而會帶來財富的創造。她還介紹，“浙江蒼南的一個村莊，他們村自己掏一萬塊錢加入平台。每年籌重陽節老人過節的活動費，2016年加入平台，2016年籌了16800元，2017年15000元，2018年籌了超過4萬元，村民說已經賺了，這是他們村最重要的籌資。”

“騰訊是利用互聯網的手段吸引商業利益一起進來，借助這個平台一起做公益，實現價值。”陳圓圓透露，騰訊基金會捐資孵化了北京為村互聯網科技研究中心，他們還會給各個村莊的明星管理員發津貼，請他們指導新加入的村莊，“有很多第三方的企業找過來合作，是帶著商業訴求來的。但是我們會抓住機會向他們介紹，讓他們用做公益的方式去參與這個項目，你不要用錢，也不要想著賺錢，而是你釋放一點自己的核心能力。通過我們的平台為鄉村做點事，實際上也同時實現了品牌價值提升。”騰訊目前已經跟美的和未來汽車做了小規模嘗試，“他們會覺得這個廣告費比直接買廣告更有價值，而且完成了公益行為。”

維吉達尼創始人劉敬文分享了他如何通過創辦互聯網企業幫助維吾爾族農民脫貧，使用互聯網發揮普惠價值，讓維吾爾族農民成為有尊嚴的生產者，通過互聯網平台，構建大規模意義上的合作社，和當地農民建立和諧的關係的。

劉敬文說，他辦企業的理念是希望未來農戶能夠起到主導作用，這個公司的主體是代表絕大多數農戶的利益，而不是商業層面佔壓倒性。維吉達尼目前還是以企業的屬性為主。這是因為中國的農戶所謂適度規模農戶的數量和權利意識還有待增長，在現階段一下子變成合作社很困難。

劉敬文分享了他們的一位紐約客戶寫給新疆柑桔農戶的信，“原來他們不會覺得種出來一個東西被人尊重，因為他種出來很難賣，通過維吉達尼，我們用這種方式告訴他你作為農民應當擁有尊嚴。”劉敬文坦誠，他的願望，是深入進到產業中去，用一個品種和農戶產生廣泛深入的合作，“利讓我的企業活下去，但是如果沒有益我也不願意做這個事情。或者用戶、投資人也不願意參與這個事情。我覺得這個裡面確實需要一個平衡，和每一個階段的策略。益作為核心是不會變化的。”

阿里研究院高級顧問梁春曉總結了互聯網對公益帶去的重大影響。他強調，互聯網發揮了最大的優勢就是“連接”，能夠把那麽偏遠的地區連接起來，能夠把喀什維吾爾族數以千戶連接起來，這是很大的貢獻。“包括寫明信片。開始我真得沒有重視這個事，今天很有感受。”梁春曉說。

銀杏基金會秘書長林紅分析認為，“為村”項目的優勢在於它有能力運用這個系統，又有“讓村民主導，激活農民自身能量”的理念，因此既降低管道成本、及時準確得到反饋，又增加了之間的互動，所以能生長的非常好。林紅說，他們正在支持稍具規模的公益組織做基於微信開發的小程式。她發現，比較有優勢的是志願者團隊裡有IT人士，很多組織之所以能做到今天這樣大，其實就因為恰好有一個懂IT開發的人。林紅坦陳，“特別希望基金會或者是企業能在IT方面貢獻一些資源，不僅僅是錢。”對此，陳圓圓也積極回應說，很希望能把為村的經驗提煉出來，能夠變成公益機構可參考的可複製的經驗。

互聯網究竟對公益慈善帶去了哪些改變呢？張楠在她題為“公益4.0，中國公益的區塊鏈時代”的演講中回溯了我國公益事業的發展史。她說，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後，大量企業關注到公益慈善，進入到公益慈善事業中，她所在的清華大學慈善研究院，將它稱之為企業和慈善組織的聯盟，是公益2.0時期，而在過去三五年間，以2015年騰訊的“99公益日”為標誌，已經進入了公益3.0時期。

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研究院執行院長汪亦兵，也表達了對互聯網技術的樂觀，汪亦兵認為，互聯網是帶有明顯公益性的技術，例如互聯網領域的開源精神、共享精神、免費模式。他指出，“搜素引擎技術，社群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技術等都將帶來革命性的信用成本的降低。而這些對於公益而言都是好消息，因為信用成本是長期以來橫亙在公益和商業、和社會之間的障礙。” 汪亦兵還表示，社交技術和平台，已經並將繼續降低社會倡導和動員的成本，提高公益效率。他樂觀地表示，在未來的互聯網時代，公益和商業之間會從信託關係轉變成一種協作關係，公益和商業之間的角色定位將會更加平等。公益領域的人士將越來越專業化，其創新和創意能力將超過商業領域。

梁春曉、林紅和張楠都首先肯定了互聯網作為工具和科技手段對公益部門的利好。張楠覺得，互聯網帶來了具備高度通達性、透明度和使用友好性的互聯網慈善。她認為，互聯網使得公益慈善的籌資能力在提高，覆蓋領域在增多，慈善組織的透明度在提升，推動了公眾對慈善組織公信力的提升。林紅說，“互聯網幫助降低了管道的成本，能夠更好及時得到準確反饋，互聯網工具起到了賦能、增加機構與用戶之間的關係，以及用戶之間的關係等作用。” 梁春曉也認為，互聯網方式極大降低了公益籌款成本。“以前募集一千萬，要想辦法搞定10個機構，1個機構搞定100萬元，而在互聯網上想的是搞定100萬元，每個人出10塊錢。”

公益組織和互聯網平台存在不對等關係

與會者們也表達了隱憂。他們擔心的是公益組織，尤其是公益籌款平台的話語權由互聯網公司掌握的現狀。梁春曉和葉盈都指出，公益籌款近幾年的發展基本是被互聯網行業倒逼的，而不是自主自發的。公益部門和互聯網企業確實存在權力不對等。

這種不對等首先來自發展的不對等。梁春曉說，“中國的互聯網1998年開始，到了2008年已經比較興旺了，而整個公益大發展是2008年以後才開始的。” 林紅也指出了公益行業相對於互聯網企業在管理方面的落後，“KPI體系還是沒法和真正的互聯網公司相比較，這些公益類組織這十年的發展，也遠遠不如同領域的商業公司發展。”

公益行業很大程度上要去適應現狀，同時這對整個互聯網時代的公益生態產生重大影響。這一點葉盈和林紅都深有同感。葉盈比較了中國和歐美成熟的公益行業的不同，“在中國是由互聯網電商平台引領公益籌款發展和創新，而在歐美，互聯網公司更多做的事情是配合慈善機構自有的籌款策略，是打配合的角色。”

林紅也指出了互聯網對公益事業產生的巨大衝擊。她指出，由於慈善領域不具備高層面和系統化的工具，所以只能依附於已有的互聯網平台進行運作。公益和商業之間的關係就是對平台的依附關係，“互聯網公司制定出來規則以後帶來的動能比較大。所以一個99公益日，直接改變了公益行業的生態格局。”

問題的另一面，則是互聯網企業面對公益組織的傲慢。理論上互聯網是學習非常快的產物，但是互聯網企業卻在公益方面學習比較慢。梁春曉認為，過於強大的互聯網以及背後代表的商業價值，會對公益帶去一些負面影響。尤其是，有些互聯網從業者沒有強烈的向公益行業學習的動力。“這是因為互聯網給公益行業帶去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獲取了巨大的權力，繼而帶來新的不公平，改變了規範和規則。”梁春曉說。

而有些互聯網公司不樂意接受公益理念的後果也被林紅一語道破。她指出，一個不好的生態打破了原有的信任和規範，甚至破壞了關係，導致了一些社會資本的消解，而不是增長。

葉盈也認為，公益與商業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公募基金會聯合勸募平台長得越來越像互聯網公司。例如，部分公募基金會聯合勸募平台的運作邏輯已經近似電商平台邏輯，如採用類似“返利”激勵機制等。 她批評了中國的很多公益組織對互聯網平台的過度依賴，批評有的籌款項目不是為受益人服務，而是選擇單純迎合捐贈人的喜好，消費貧困與傷痛，結果加深了用戶對公益事業比較淺層的理解，這種理解也越來越固化。“這跟公益界本來應該有的致力於培育捐贈文化的價值觀有所衝突。”葉盈指出。

葉盈提出的解決方案實際上是公益組織需要注重其“主體性”和獨立性的問題。她直言不諱，“如果過於依賴外部管道籌集到的錢，沒有重視自有管道建設，三五年之後會發現數據庫是廢的，拿到了現金流，但是人沒有留下，可以去培養、耕耘的群體就沒有了，這個是公益機構最大的損失。”葉盈繼續說，“不能把所有的寶押在互聯網平台上。在主流籌款平台，通常是平台能給你自帶流量進來，不需要自己主動做太多動員，但這種情況下捐贈人實際上是平台的捐贈人，認同感是來自於騰訊或支付寶平台的，而不是公益組織的。那麽公益組織就需要思考，平台上帶來的捐贈人對公益組織的價值是什麽，哪怕平台給了全面的捐贈人數據，機構是否有能力把這些人轉化為自己的捐贈人？真正認同機構使命與理念的、屬於公益組織自己的捐贈人從哪裡來，怎麽留下來？”

她認為籌款行業生態的搭建應該依靠的是公益行業自身，而非互聯網平台。她認為，除了互聯網籌款平台之外，公益組織還應該重視拓展自有的管道，去培育自己的捐贈人社群。她並無意於批判籌款平台本身，而是希望公益組織應該考慮如何有獨立的籌款策略，可以讓平台更好地為你所用，而不只是追著平台跑。

葉盈希望國內公益籌款從業者能重視社群建設和維護，“雖然大家都以為中國的互聯網籌款非常了不起，但從整個社會捐贈總量來看，和歐美的差距非常明顯。從中國的社會捐贈總量來看，截至2017年第三方互聯網平台的籌款總額在全社會的捐贈總量佔比不到2%。”此外，互聯網捐贈平台發展雖然的確直接促進了個人小額捐贈總額的提升，但公眾捐贈行為依然隨機性明顯，絕大部分個人尚未形成捐贈習慣，每年捐贈一到兩次仍然屬於極少數人群。”

葉盈還希望，未來的公益籌款行業能夠建立價值觀和倫理共識，呵護與培育社會的捐贈文化，不要破壞社會信任資本。她還倡導，月捐值得公益行業關注。如果月捐的捐贈人服務做得好，持續傳遞公益理念與價值，機構跟捐贈人黏性不斷加深的話，有可能會成為普通公眾實現公益常態化參與的路徑。

葉盈批評部分機構用返利分銷形式去發展新的捐贈人，她認為那些看重返利而來的新捐贈人，會對捐贈文化有衝擊。不過劉敬文不完全同意這種看法，他覺得，互聯網籌款平台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互聯網首先起到了讓更多中國人感受公益、參與公益的作用，可能先讓更多人進來沒關係，“先亂後治”也未嘗不可。

公益組織的未來，區塊鏈慈善？

儘管不少人意識到了當前互聯網技術和公益慈善的不對等地位，不過樂觀的一方還是認為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會改變這一切。他們認為，區塊鏈慈善將幫助公益慈善領域解決目前存在的最大的問題。

“互聯網慈善還仍然存在著包括慈善組織資金流通的不透明，或者有些受助人資訊反饋做得不到位，導致捐款人對整個資金流通的流程不是很信任的問題。”基於此，張楠及她代表的清華大學慈善研究院提出了區塊鏈慈善的理念。汪亦兵也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未來的區塊鏈技術將對公益行業帶去利好。他說，“區塊鏈技術將降低整個社會在進行公益委託過程中的信用成本。商業領域在捐款的時候會更放心，商業和公益間的協作將更加頻繁和深?。”

張楠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區塊鏈技術有個特點是，在這個鏈條上，如果一個數據是假的，所有數據都是假的。如果這個數據篡改的話，所有數據都需要篡改。它有個好玩的機制是51%的機制，一個慈善機構要更改資訊，必須要把全網51%的資訊都要改掉，工作量非常的大，這個是很難篡改的。”

“我們推薦大家使用聯盟鏈，多中心結構，共同完成數據的寫入、修改和共享。” 張楠說，“在區塊鏈時代，中介化的組織已經不存在了，而是捐贈人對受助人的直接對接。使用區塊鏈技術，捐贈人通過平台把錢直接打給受助人，而且受助人會有反饋。完整的資訊鏈條、資金的流通以及使用可以落實到具體某個人，這樣資金的使用非常透明。”張楠繼續說，“這個時候慈善組織的中心地位已經不複存在了。”

這種說法也引起了在座一些業界聽眾的恐慌，一位聽眾問，區塊鏈技術是不是會把公益組織“乾掉”？

張楠解答了這個疑問，她認為，區塊鏈技術將帶來慈善組織角色的深刻變化，也就是由原來的資產中介、信任中介變為資訊發布和審核者，區塊鏈能保證上鏈資訊之後不能改變，但不能保證上鏈的資訊是否真實。所以慈善組織是需要審核資訊是否真實。張楠說，“慈善組織與各利益雙方的關係將發生變化，因為他們之間的地位、角色、任務都將發生變化，如何處理捐贈人、受助人和投保人之間的關係是需要繼續研究的。”

“我們現在是處於公益3.0到3.5的過渡階段， 3.0是互聯網慈善階段，是慈善組織利用互聯網平台進行資訊發布；在3.5階段，慈善組織應該和大型支付平台螞蟻金服、支付寶等之間合作。未來的4.0區塊鏈公益階段，將以聯盟鏈為主，逐漸向公有鏈進行發展。”張楠認為，最終將形成慈善共同模式和公共帳本。

她繼續說，“我們認為要首先積極擁抱區塊鏈技術，去培養區塊鏈思維，實現區塊鏈和慈善組織的融合。具體來講，可以培養相關的人才，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區塊鏈究竟能不能進一步給公益慈善行業帶去完全積極的變化？這恐怕還是個未知數。不過，在現實中，公益和商業不應是敵我關係，不是敵退我進，也不是敵我勾結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公益不是一個獨立於其他部門的部門，而應該為其他部門提供價值導向。

梁春曉指出，不同領域發展的速度不同確實導致了幾個板塊的脫節和失衡，技術高於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速度帶來了焦慮和困境。社會公益的實質就是實現資金的再分配，通過互聯網、重新把政府和社會等分配不到的群體，通過這樣的分配更好的應對社會的挑戰。社會創新的重要任務恰恰也是針對失衡去實現再平衡。

通過此次論壇，與會者更加明確了公益行業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永恆命題。正如梁春曉強調的那樣，整個公益裡面的行為確實不應過度按照商業邏輯進行，“但這也正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葉盈也指出了公益界的學術研究和實務離得太遠的問題：“我們引用的捐贈人金字塔模型是歐美的，我們發現用這個理論去培育捐贈人非常難，成本非常高，它可能和中國不匹配。我們願意提供一線案例，盼望有學術研究能指導我們到底在培育上花多少成本是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