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電影”的精神不會消亡

作者 |鄭雅鈺，a cinephile，南加州大學

紀錄片大師、“直接電影”運動旗手彭尼貝克(D.A. Pennebaker)於近日去世，享年94歲。在音樂、政治紀錄片領域頗有建樹的彭尼貝克，於2013年獲得奧斯卡榮譽獎，是史上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紀錄片導演。

1925年，彭尼貝克出生在位於芝加哥北部的繁華小城埃文斯頓(Evanston)，其父是一名商業攝影師。

他最早從事的行業與紀錄片毫無乾系。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上了一年學後，彭尼貝克來到耶魯大學繼續學業，在那裡獲得了機械工程本科學位。畢業後，彭尼貝克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名工程師，開了家以發明出第一套計算機化航空預定系統而聞名的公司。

二戰時期，彭尼貝克以工程師的身份服役於海軍航空兵部門。戰爭結束的幾年後，彭尼貝克的人生道路發生了重大轉變。對電影日漸著迷的彭尼貝克扛起相機，花三天時間拍攝了一部名為《黎明印象》(Daybreak Express)的紀錄短片。

彭尼貝克坐在始發於紐約的列車上，記錄沿途的都市風光，快進式剪輯、平視仰視交錯、複古色調、“亂入”的魚眼鏡頭，眾多拍攝元素糅雜在一起，令人眼花繚亂，加上 Duke Ellington節奏感極強的爵士樂，給人一種參與紐約狂歡趴的感覺。從風格上說，《黎明印象》更像是城市交響曲電影與直接電影的混合體。

實際上，沒受過專業訓練的彭尼貝克當時幾乎是摸著石頭過河，一邊聽著 Ellington 的歌曲一邊拍下自覺恰當的畫面。因不懂剪輯，拍完後只能把素材鎖入櫃中，直到多年後學習了剪輯，才把它拿出來剪成成片。

《黎明印象》

在日後的採訪中，回憶起最早的創作經歷，彭尼貝克說道，“我很感謝 Ellington及所有音樂人。他們教會了我藝術。電影的真正本質是音樂性，因為它使用時間作為其能量的基礎。它需要從這到那，圖片和繪畫則一直停留在那。你把一些事放到電影裡，不到最後無法被完全理解。這是沿襲自小說和十四行詩的概念——需要到最後，才知道你是否喜歡，才知道它是關於什麽的。對劇照來說，總有同樣的瞬間，固定的、欺騙性的，但無生命力。一個單音。對電影來說，時刻不會停止——它疾馳而過，你必須以對待音樂和對待真實生活的方式來對待它。”

從一開始，彭尼貝克便展現出了對節奏的敏感和對音樂的熱愛，而在他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最受矚目的作品——為鮑勃·迪倫拍攝的《別回頭》(Dont Look Back，彭尼貝克刻意不用撇號)——正是一部音樂題材紀錄片。然而，他不但因擅長拍攝某個題材為人所知，而且在挑戰人們對紀錄片創作的理解、為紀錄片開辟出新路的運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別回頭》(Dont Look Back) CC 封面

這得從風靡六十年代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運動說起。彭尼貝克是“直接電影”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六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最傑出的紀錄者之一。

六十年代初，彭尼貝克、理查德·利科克(Richard Leacock)和前《生活》(Life)雜誌攝影記者羅伯特·德魯(Robert Drew)組成了德魯小組(Drew Associates)，在聲音和畫面無法同時錄製的年代，嘗試控制聲畫同步，並提出“直接電影”的拍攝主張。“直接電影”學派以捕捉生活的本來面目為努力目標，核心理念是“通過觀察發現真實”，“攝影機永遠是監視者，不需採訪，拒絕重演，不用燈光，沒有解說，排斥一切可能破壞生活原生態的主觀介入。”

德魯小組

雖然不乾預被拍攝者是不可能的任務，畢竟攝影機架在那裡就是一種乾預，就會被拍攝者一種正在被拍攝的感覺，加上免不了的後期剪輯也是一種以剪輯師意志為轉移的乾預。然而，“直接電影”的踐行者會用各種方法盡量避免干涉事件的過程（要求導演持嚴格客觀的立場），使被拍攝的對象以自然狀態呈現在銀幕前。

在技術的支持下，這種激進的紀錄片拍攝方式得以實現，也恰好滿足了當時民眾的文化需求，因而獲得不少支持。六十年代初，民權運動雖還處在蟄伏階段，但社會上反對權威的聲音早已此起彼伏。

這種以監視者的視角觀察社會的紀錄片受到不少人的青睞，民眾們渴望看到未被粉飾的真實影像，看到呈現社會真實面貌、尤其是政治人物的真實活動與言論的視覺記錄。

“直接電影”旗手們與政界的關係也十分密切——1960年，德魯小組為時代生活電視台(Time-Life Broadcast)拍攝了三部電影，其中就包括記錄威斯康辛州總統初選過程的《初選》(Primary)。

《初選》

1963年，德魯小組解散。不久後，彭尼貝克與利科克組建了新的電影公司。恰巧，彭尼貝克拍攝的爵士樂歌手 Dave Lambert 的片段在歐洲廣為傳播，Bob Dylan 的經紀人 Albert Grossman 找到了彭尼貝克，希望他能記錄下迪倫 1965年英國巡演的經過。

彭尼貝克與鮑勃·迪倫

在某次採訪中，彭尼貝克提過一個有趣的故事。當他將電影放給迪倫看的時候，迪倫面無表情地要求他在接下來幾日內再放一次，到時他會帶上筆和紙，寫下有待修改的地方。彭尼貝克聽完十分緊張。第二次放映時，迪倫真的帶了紙筆，但看完後他什麽也沒寫。迪倫還一本正經地把白紙攤開拿給彭尼貝克看，迪倫說：“這就是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別回頭》依舊沿襲了直接電影的路數，可以說是對迪倫1965年英國巡演的忠實記錄。而影片中的不少創意鏡頭其實是迪倫的奇思妙想，例如第一個鏡頭，迪倫洗牌式地舉著印刷提示卡，卡上寫的是《地下思鄉藍調》(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的歌詞。追求監視者視角的彭尼貝克遇上渴望擁有的影像作者權的迪倫，兩人的合作顯得水到渠成。

《別回頭》第一個鏡頭

拍攝製作《別回頭》大大提高了彭尼貝克知名度，也給他日後的紀錄片創作鋪平了道路。除《別回頭》外，彭尼貝克還製作了不少有名的音樂紀錄片，比如記錄了愛之夏(Summer of Love)的《蒙特利流行音樂節》(Monterey Pop)。

《蒙特利流行音樂節》劇照

七十年代中期，彭尼貝克結識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Chris Hegedus，此後四十多年，兩人合作了不少作品，而彭尼貝克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兒子 Frazer 則開始擔任他們的製片人。

兩人的初次合作是一部名為《能源戰》(The Energy War)的政治“肥皂劇”，該片的拍攝製作耗時兩年，內容是美國國會內部關於總統吉米·卡特天然氣法案激烈的立法鬥爭。1980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稱該片為“史上最好的政治電影之一”。

彭尼貝克與 Hegedus

《能源戰》劇照

在兩人合作的作品中，較受關注的還有揭秘比爾·克林頓競選團隊內部運作的《戰略室》(The War Room)，該片還入圍了1994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

2013年，在領取奧斯卡榮譽獎時，彭尼貝克鄭重感謝了他的妻子：“我最想感謝的人是我的今生摯愛，Chris……她和我一起製作了很多電影。當我們拍電影時，在拍攝時，我們是好朋友，因為面臨的只有諸多需要解決的難題，所以是合作夥伴……當你在剪輯時，一切（困難）都開始了……一周內你可以離四次婚。但你知道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即使從實際角度出發，每一個剪輯上的決定都讓都對方感到近乎窒息的壓力，但在這個世界上，她始終是我最願意合作的人。”

2013年奧斯卡頒獎典禮

在半個多世紀的從影生涯中，彭尼貝克一以貫之的便是真實電影的方法。那種將現實生活的粗糲感忠實地記錄下來、讓銀幕前的觀眾看到真實生活的自然狀態的願景。

在談到他的紀錄片拍攝時，彭尼貝克說，“我希望能成為像劇作家易卜生那樣的人。那是我的秘密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我能變成易卜生。任何時刻都有事情發生。你無需刻意去製造或撰寫。我做的，是使之成功，而非提出教育性的建議。”

雖然彭尼貝克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的作品和“直接電影”的精神不會消亡，而是會時刻提醒電影人，尤其是紀錄片創作者，忠於真實的重要性以及作為一名紀錄片人的使命。紀錄片流派眾多，但彭尼貝克和直接電影在紀錄片史上的地位和它們時代意義，將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