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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華爾街見聞APP。
作者| 姚心璐 編輯| 羅麗娟
拉裡·埃裡森的狂妄人盡皆知。
當有人向這位甲骨文創始人兼董事長表示，他在數據庫行業的壟斷行為為人所詬病，他曾會給出這樣的回應：“競爭對手沒有理由喜歡我們，但他們還是會付給我們錢”。
在甲骨文中國區大裁員的第二天，有人翻出了拉裡3年前所說的這句話，不知如今的他是否仍有這樣的底氣。畢竟競爭對手亞馬遜已經計劃在2020年將業務從甲骨文的數據庫軟體全部撤出，搬遷至自家雲服務，而在這個代表未來的新市場，甲骨文的份額只能被歸為“其他”一項。
甲骨文作為數據庫領域過去幾十年的壟斷者，無數企業試圖避開卻仍未成功。可以說，這家公司的歷程，基本詮釋了一家科技寡頭的典型發展史。
如今，給他帶來高光時刻的事業也正在將他推至懸崖邊緣——隨著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的快速發展，傳統數據中心正在被取代，而那些曾經不得不依賴於他的企業們，或者在研發可以顛覆他的業務，或者奔跑在擁抱下一個巨頭的道路上。
這樣的發展路徑，或許在其他如日中天企業身上也已見端倪。
“不喜歡、但還是會給錢”這句話，如果換到高通的前CEO保羅?雅各布口中說出，可能並不會這樣直接，在回應那些關於壟斷的質疑時，他只是說，“我們有錢請律師”。
時至今日，在整個移動通訊行業，還沒有人能避開高通。這家前通訊巨頭、現芯片巨頭憑借著在3G/4G專利及業內頂尖的手機芯片，牢牢掌控著每一個手機廠商的命脈。
從2017年起，手機界TOP3的蘋果、三星、華為先後起訴高通，試圖在專利費上掌握更多主動權。兩年之後的結果是：蘋果和解、支付45億美元專利費；華為據傳將和解、支付每年5億美元專利費；三星暫無消息。
一時和解也不代表永遠。事實上，近年來，這些不得不與高通合作的企業們在“交錢”的同時，也正試圖阻止高通壟斷現象的持續蔓延。3G向4G遷移後，高通已不再是所有核心專利的擁有者，隨著5G來臨，華為、三星也已拿出自己研發的5G基帶芯片。
儘管無數安卓手機仍然在爭搶著高通驍龍800系列芯片的首發權，但種種跡象表明，那些強有力的合作者或許正在考慮的是——我們離拋棄高通還有多久？
“不溫和”的太子
2005年，保羅?雅各布接任高通CEO的當天，公司股價下跌了3%，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接班人是高通創始人艾文?雅各布的兒子。
在當時的科技圈，子承父業並不是一個被看好的選項。前車之鑒是2年前摩托羅拉CEO克里斯托夫?高爾文的離職，他在任時，摩托羅拉曾被稱為“高爾文王朝”，是典型的家族企業。作為家族中的第三代掌門人，克里斯托夫在1997年上台後，短短6年間，摩托羅拉迅速經歷手機市場份額暴跌、股價折半、盛極而衰，克里斯托夫也被迫離職。
而高通創始人艾文也是位頗有傳奇色彩的企業家，在51歲從大學教授的職位上離開後，創辦了高通，並憑借這超前的技術眼光，在此後的20年中打造出一個年收入超過50億美元的CDMA帝國。
CDMA是一種無線標準，而高通是這項技術的首個商用者和力推者。早在1986年，高通已取得第一個CDMA領域專利，如果與該標準徹底普及的3G時代對比，這個時間更是早得驚人。在艾文的帶領下，高通已經擁有數千項CDMA相關專利，連續三年保持超過90%的營收增長，年利潤達到18億美元。
這無疑也讓其擁躉對後繼者更為苛刻。保羅曾對他的質疑者澄清說，高通並非家族企業，“我做CEO是董事會的選擇，不是艾文的選擇。” 根據他的敘述，在艾文離開的前三年，高通已經開始籌備新接班人，在內外鎖定多名候選人後，最終選定了保羅。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也有跡可循——當時雅各布家族所持有的高通股份及投票權均已低於3%。
儘管如此，時年42歲的保羅，仍面臨著重重危機。
在老雅各布時代，3G方興未艾，在通訊市場上，GSM標準（2G模式）佔據市場主流。高通扮演了一個“挑戰者”的角色，通過與其他技術標準的競爭、向行業各個環節推廣，花費十餘年時間證明了CDMA代表未來，試圖取代GSM，並在移動芯片上挑戰霸主英特爾的地位。
在保羅接手之前，這些挑戰已基本成功完成。21世紀到來前夕，人們承認這家公司掌握著向移動通信未來的鑰匙。按照“一流企業制定標準、二流企業創造品牌、三流企業製造產品”的行業流行語，高通穩穩站在“一流”序列。出於這樣的認知，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前的1999年，高通的股價曾在一年之內暴漲25倍。
挑戰者的下一個角色往往是壟斷者。
一直以來，高通的核心業務模式，是通過向全球電信設備商發放CDMA的專利許可，並收取專利費用。在2G時代，GSM、CDMA等標準各自爭奪市場，但隨著3G普及，CDMA成為各類3G網絡的統一基礎，這也就意味著，所有使用3G的電信商，都需要向高通支付這筆專利費用。同時，為了推廣CDMA技術，在發展早期，高通也已進入基於該標準的系統芯片業務，截至保羅接手時，其芯片出貨量已經超過10億顆，所有使用高通芯片的設備商，同樣要按銷量向高通支付專利費。
在高額專利費的脅迫下，行業不滿情緒滋生，在保羅接手高通時，他已經面臨著業界對高通的強力挑戰。
通信標準上，英特爾正在攜一種號稱3.5G技術的WiMax標準席卷而來，試圖取代CDMA；在2005年秋天，諾基亞、愛立信等6家公司向歐盟委員會提起了反壟斷訴訟，這一年，諾基亞手機出貨量在全球佔比35%，地位超過今天的蘋果或三星。
曾有人認為，與老雅各布相比，保羅或許在專利費上更好說話。保羅看起來比父親更清瘦、也更溫和，講話時笑容可掬，甚至在一些對外活動上，會隨手從公文包中拿出幾款不同的CDMA手機介紹，仿若一個稱職的推銷員。
但這可能是一種誤解。高通傳記《高通方程式》作者戴夫·莫克曾透露說，在保羅的成長過程中，高通一直是一家拚命抗爭以被業界接納的公司，“保羅從他父親身上學會了這一切”。
事實上，保羅的強硬，在上任伊始即已體現。“沒有人喜歡付專利費，人們都喜歡便宜的東西，”接任後2個月，他對媒體解釋說，“但人們沒有考慮到高通把這些專利費投到哪裡了，正是高通的基礎技術研究，降低行業門檻，才使手機價格大幅下降。”
在回應那些質疑高通“律師比研發人員還多”的聲音時，保羅的表態更加直接——高通有資金付給律師，所以“會持續反擊，反對者根本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決勝2007
保羅的強硬，為高通此後十餘年的行業態度奠定了基調。
保羅的CEO時代，以高通與諾基亞長達三年的糾紛掀起序幕。2005年11月，在接到諾基亞起訴後不久，高通選擇了反向起訴。同月，高通在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諾基亞在美國銷售的手機侵犯了該公司的12項專利。在此後兩年中，高通先後在美洲、歐洲等全球三大洲向諾基亞提起11起法律訴訟。
在2007年4月，高通對諾基亞的協議期臨近截止前，諾基亞的態度出現了松動，表示願意支付2000萬美元，以獲得當年第二季度的專利使用權。不出所料，高通拒絕了這筆資金，其總法律顧問裡歐·魯平在回應時稱，“2000萬美元沒有任何法律意義，諾基亞沒有權利這樣做，它們不能自己確定授權費用的金額”。
談判陷入僵局。這一年秋天，諾基亞宣布將從博通、STMicroelectronics及英飛凌公司處購買芯片，意為對高通芯片的放棄。
在當時許多分析師的眼中，這一結果對高通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大。彼時諾基亞不僅是手機行業中的絕對龍頭，而且市場份額還在持續擴大，在2007年達到全球手機出貨量的49%，迄今為止，這都是一個無人能媲美的比例。因此，甚至有人認為，這會影響3G的發展速度。
他們忽略了外界的變化。日後，當人們回顧這一年時，已經清晰地認識到，對於整個通信行業來說，包括手機廠商、運營商、芯片、無線公司等，2007年被稱為智能手機元年、又是移動互聯網元年，這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而時至今日，這一時代仍在延續。
時年1月，第一代iPhone面世；該年底，谷歌推出第一代Android系統，而搭載該系統的首款手機也於次年上市。
這不僅顛覆了手機行業，iOS和Android出現甚至改變了無線通訊行業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3G網絡在發展了7、8年後已經缺乏創新動力，大多數從業者認為，既然2G用來通話和短信已經足夠，為什麽需要更快的網速？
蘋果創始人賈伯斯隨後用App Store回答了這個問題，伴隨著iPhone的走紅，連打開App都需要等待3分鐘的2G網絡被加快了淘汰步伐。
力推3G網絡的高通無疑是受益者之一，“毫無疑問，iPhone一個非常積極的影響是讓主流人群想去用設備獲取更多數據，”保羅在一次採訪中感慨說，“高通曾花了大量資金來宣傳3G，但都沒有像iPhone效果這樣好”。
在3G標準的選擇上，iPhone使用了高通主導的CDMA和WCDMA技術，而非英特爾的WiMAX。英特爾曾試圖以3.5G的網絡標準WiMAX爭取在移動網絡中的地位，並於2007年被國際電信聯盟接納為全球第四個3G標準，分配到了全球頻率，這本該對高通形成直面威脅。然而，在以iPhone為主導的智能手機紛紛選擇另一標準後，WiMAX聲量逐漸走弱，最終退出市場。
當然，在2007年，除了在行業標準上的“躺贏“，高通還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推出了Snapdragon芯片品牌。5年後，當這一品牌希望在中國大肆推廣時，高通從征集的100個備選項中選擇了“驍龍”這一名稱。
驍龍的誕生，也直接催生了高通與蘋果之間的合作。此前，保羅和賈伯斯早已認識，行業間流傳著這麽一個故事：1998年，還不是CEO的保羅找到賈伯斯，向他闡述了一個“將手機和掌上電腦合在一起”的想法，但由於當時賈伯斯正在將注意力放在iMac上，無暇顧及，合作也就不了了之。
10年之後，當賈伯斯和保羅再次坐在一起時，前者剛剛推出一款或將取代PC的新型手機，而後者則已接任全球最大CDMA公司的CEO，並擁有了支持3G製式的手機芯片。這一次，兩人一拍即合，從劃時代的iPhone4開始，蘋果選擇了搭載高通芯片，為此，蘋果的每部iPhone將向高通支付7.5美元專利費用。
隨著新時代的到來，諾基亞也走向衰敗，自2007年達到49%的市場份額巔峰後，次年，該數字便縮減至40%，此後更是逐年走低。
沒有證據表明，這一系列變化直接使諾基亞重新考量了與高通之間的關係，不過，2008年10月，諾基亞宣布與高通和解，根據協議內容，雙方簽署了一項長達15年的協議，而諾基亞為此向高通付出了22.8億美元的專利費。
“無人幸免”
幾乎沒有人喜歡高通的專利費。
但事實證明，在3G時代，無論是運營商還是設備商，無人能夠繞過這筆費用，它被稱為“高通稅”。4G來臨前夕，這種不滿終於得到發泄。
與2G向3G轉換一樣，每一代技術升級，都會進行通訊標準的重新確立。在CDMA上享盡紅利的高通，自然早早開始籌劃下一代通訊標準，也就是建立在CDMA基礎上的UMB。然而，儘管UMB在速率上頗具優勢，但3G時代剛剛嘗盡高通專利費折磨的運營商們卻早已望而生畏，無一願意支持。
2008年，高通不得不宣布放棄UMB，轉而支持另一種4G標準LTE。兩者最明顯的區別是，高通獨佔UMB的所有專利，但LTE的專利則由多家企業共同持有。在此後宣布的全球4G標準必要專利中，美國共有有1661件核心專利，其中高通擁有655件。
這是否意味著高通失去了過往的“壟斷地位”？答案是否定的。
經過多年發展，高通早已不僅是當年的CDMA公司，而是轉身成為移動芯片廠商，常年穩居手機芯片出貨量首位。在2013年，驍龍更改了芯片產品線的命名方式，以400/600/800三個等級開始劃分，從此以後，在智能手機中，驍龍800系列幾乎與“旗艦機”劃上了等號，更有人喊出“無驍龍、不旗艦”的口號。
一如既往，高通在手機芯片的收費方式相當“強硬”，約定為手機整機銷售額的3%至5%。從手機廠商的角度看，這並不合理，舉例來說，如果一款使用高通芯片的手機銷售100美元，需要付給高通5美元，當這款手機增加了鏡頭或記憶體等部件，從而將售價提升至150美元時，即使新增部件與芯片毫無關係，但付給高通的費用卻要增至7.5美元。
依然有人試圖反抗。在中國市場上，一貫特立獨行的魅族嘗試避開高通，轉而採用三星、聯發科芯片，甚至有傳聞稱，魅族創始人黃章宣稱，寧願失去電信市場也絕不向高通妥協。但事實證明，消費者並不會為這種“反抗”情懷買單，2017年，當魅族將聯發科芯片用在最新的旗艦機Pro 7上時，迎來了史上最嚴重的出貨量滑鐵盧，最終銷量僅為幾十萬台。
不僅如此，儘管魅族堅持使用聯發科芯片，但卻仍在2016年受到高通的起訴，理由是，魅族侵犯了高通的3G/4G通訊專利。
通訊專利與芯片結合，高通的優勢盡顯。有業界傳言稱，只有給高通付過專利費的廠商，才能獲得其芯片。華為法務總監於南芬曾證實這一點，她透露說，當華為在2013年希望繼續購買高通的TDSCDMA芯片時，對方表示，需要先簽訂專利授權協議，否則會中斷供貨。
因為“壟斷”，高通屢次被罰。2010年，韓國對高通進行反壟斷調查，對其處以2.36億美元罰款；2015年，中國和歐盟以相同理由，分別對高通罰款60.88億元人民幣和12.29億美元。
30歲的高通開始被業內稱為“專利流氓”，但與真正的“流氓”不同，作為科技巨頭，高通的確在技術投入上“下了血本”，內部超過80%員工為技術工程師，研發支出佔總營收比例常年超過20%，最多時可超過30%。與此相應，在手機基帶芯片技術上，高通保持著絕對優勢。
此前，為嘗試擺脫高通，蘋果在iPhone 7基帶選擇上，同時使用了英特爾的基帶XMM3360和高通基帶X12，然而，因為前者的最高網速只有450Mbps，低於高通X12的600Mbps，為了統一手機的使用體驗，蘋果不得不對手機進行了性能限制。
當然，與小廠商不同，蘋果仍決定正面對峙，高通第二次迎來了手機巨頭的反抗。2017年1月20日，蘋果在美國對高通提起訴訟，指控後者利用在手機基帶芯片領域的壟斷地位，拒絕退還承諾的10億美元專利授權費，從而開啟了此後兩者長達817日的糾紛大戰。
這場糾紛與10年前如出一轍，同樣是時下最龐大的手機巨頭，同樣是對高通霸道的專利費不滿，也同樣持續了將近3年；只是戲劇性的是，在上一場糾紛戰中的隊友，成為了如今“敵人”。
“前隊友”對高通的怨氣由來已久。兩者在2007年簽訂合作時，蘋果CEO是賈伯斯，2011年，在蒂姆·庫克接任後，他發現這是一項“非常過分”的協議，隨即希望推動修改。據《華爾街日報》稱，在iPhone上市5年後，蘋果售出逾2.5億部iPhone，銷售額已超過1500億美元，相應的，庫克發現蘋果由此支付給高通的費用超過其他所有iPhone授權費用的總和，“這是令人震驚的”。
2018年，高通反訴蘋果稱，後者竊取芯片機密，用來幫助英特爾提高芯片性能。隨著“糾紛大戰”持續升級，蘋果在新一代iPhone XS中，徹底放棄高通基帶，全部轉向了尚未有大規使用的英特爾的基帶芯片XMM7560。
就在人們以為，此次糾紛將以高通和蘋果的兩敗俱傷落幕時，技術又為戰局帶來了轉機。進入2019年，在5G網絡商用前夕，手機廠商躁動不安，紛紛推出首款5G手機。此時，在市場上首批推出5G基帶的廠商包括：高通、三星、華為，而英特爾的5G研究卻遲遲沒有進展。
一連串消息接踵而至，4月2日，傳出蘋果有意向三星採購5G基帶芯片，被後者以產能不足理由拒絕，蘋果隨即被傳陷入5G危機。14天后，出乎所有人意料，高通與蘋果宣布和解，蘋果向高通一次性支付專利費，簽訂為期6年的授權協議，放棄雙方之間所有訴訟。
這一次，高通收到的“和解金”是45億美元。
盛世危機
這場聲勢龐大的和解，對於高通而言，不僅是“贏了蘋果”，在糾紛衝突最激烈時，許多人分析稱，如果蘋果成功擺脫高通，或許會引起其他廠商的效仿，從而加重高通的危機，反之亦然。
高通與蘋果和解後，與華為的專利談判還在持續，而最新傳出的消息是，華為或將每年向高通支付5億美元專利費。
今年4月以來，高通股價在半個月內從56美元衝上最高89美元，走勢圖上，如利劍聳入雲端，這是近20年來，高通股價的巔峰時刻。
盛世之下，並非沒有隱患。高通起於通訊標準，興於手機芯片，是智能手機行業崛起的主要受益者，在手機廠商們依賴高通技術的同時，高通的成長也依賴於手機產業。但黃金時代已過，高通營收增長也早在2014年達到265億美元高峰，此後四年，始終處於下滑狀態。
高通開始嘗試向其他領域進軍，比如由英特爾長期佔據的伺服器芯片市場。在移動通訊的故事中，英特爾始終是戰敗方，無論是在十年前推動WiMAX，還是如今的5G基帶研究。但在英特爾的老巢——以X86複雜指令集為主的伺服器芯片領域，英特爾從未失去市場，始終保持著超過95%的市佔率。
這是保羅在高通的最後一個嘗試。2017年11月，他站在矽谷中心的舞台上，發誓要打破英特爾對全球最賺錢的芯片業務的壟斷，“這是一個發展非常緩慢的行業，非常自滿，我們將會改變這種局面”。
他為這一刻已經籌劃了5年，保羅想再次去扮演一個“挑戰者”。為了向伺服器芯片拓展，高通重新設計了位於北卡羅來納州的設計中心，並從英特爾、IBM等公司招募了一批工程師。在移動芯片領域，高通曾以簡單指令集ARM戰勝了英特爾使用的複雜指令集X86，他希望再次以ARM架構，在伺服器芯片複製過去的成功。
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幾乎是在高通剛剛推出第一款ARM伺服器芯片Centriq 2400的同時，便遭遇了一起“黑天鵝事件”，另一家芯片巨頭公司博通正式提出以1300億美元價格收購高通。
儘管這場被視為“趁火打劫”的敵意收購最終被中斷，其中不為人所知的利益糾紛與爭奪，卻導致了保羅的出局，以及高通向股東保證削減10億美元支出計劃。
2018年3月，保羅宣布卸任高通董事長，由於對高通持股僅為0.13%，且此前已將CEO的位置讓與史蒂夫·莫倫科普夫，這次卸任，意同徹底離開高通。由此，高通的伺服器芯片計劃也宣告失敗。
如果說向伺服器芯片拓展，是高通對“現有市場”的挑戰，那麽發起對恩智浦的收購，則是面向未來的努力。伴隨著智能手機的衰退，下一個高增長的市場或許將在物聯網或無人駕駛中出現，而恩智浦是全球最大的車用半導體制造商，在汽車芯片中佔有約14%的市場份額，居行業第一，超過第二名英飛凌近4個百分點，相比之下，高通的汽車芯片業務尚未擠入前20名。
若成功並購恩智浦，或將為高通爭取到搶奪下一市場的先機。為了贏得這次並購，高通不斷抬高收購價格：從280億美元到440億美元，最終，這一價格被加至470億美元。
在這期間，高通過往的壟斷經歷，成為了絆腳石。在高通宣布對恩智浦發起收購時，由於已形成半導體行業的最大規模交易，為防止並購後的壟斷現象，此次交易需要經過美國、歐盟、韓國、中國等九個國及地區的反壟斷審核。
歐盟首先拖延了審核腳步，從宣布收購開始，足足過了15個月，才批準這一計劃，但直到2018年7月25日，高通與恩智浦交易到了最終截至日時，仍未得到中國商務部的批準。次日，高通放棄收購計劃，向恩智浦支付了20億美元終止交易費。高通芯片業務的未來，再次陷入不確定中。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對於科技企業，更是如此。每一次技術時代變遷，都會帶來標準更替、市場轉換，新興企業們躍躍欲試，時下的巨頭們則枕戈待旦，過往成就，可能成為他們進攻下一個市場的助力，卻也同樣可能成為絆腳石，一蹶不振的諾基亞、錯失移動市場的英特爾，以及如今的高通，莫不如是。即將到來的5G，也正迎來了這樣一個“變遷點”。
對於資本市場而言，蘋果、華為與高通的和解，意味著短期之內，高通在財務上或將迎來一波高漲，股價衝高自然不足為奇。但對於高通本身，無論與誰的“和解”，都難以證明他在未來市場上的話語權，而這恰恰對於一家科技巨頭來說尤為重要。
歷經30余年發展，高通起於2G、興於3G、盛於4G，在不久後的5G、物聯網和車聯網時代，高通還能持續他的角色嗎？“苦高通稅久已”的企業們，又將迎來一個怎樣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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