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1896年元月9日生於鎮江草巷茅家祠堂。1916年畢業於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同年赴美國留學。1917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學位，並被授予斐蒂士金質研究獎，1921年獲得匹茲堡市卡利基工程學院橋梁系工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交通大學唐山學校教授，東南大學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學校長，天津北洋大學校長，江蘇省水利局局長，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橋梁設計處處長，中國橋梁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中央研究院評議員、院士。1949年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新中國建立後，茅以升先後任中國交通大學（北方交通大學）校長，鐵道部鐵道研究所所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並歷任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名譽主席。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院士）、常務委員、副主任；1982年被選為美國國家工程科學院客籍院士。
1989年11月13日，茅以升在北京去世。
好學上進從小始
茅以升出生十個月，望子成龍的母親韓石渠就力主全家遷到南京。
因為“成龍”之路是科舉，科舉第一關是鄉試，只能每年秋天在省會城市舉行。茅以升從小好學上進，善於獨立思考。他10歲那年，過端午節，家鄉舉行龍舟比賽，看比賽的人都站在文德橋上，而他因為肚子疼所以沒有去。橋上由於人太多把橋壓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壓在茅以升心裡。他暗下決心：長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結實的橋。從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橋，不管它是石橋還是木橋，他總是從橋面到橋柱看個夠。茅以升上學讀書後，從書本上看到有關橋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關橋的圖畫就剪貼起來，時間長了，足足積攢了厚厚的幾大本子。
從此以後茅以升十分留心各種橋梁。他只要見到橋總是注意觀察橋面橋樁，久久不肯離去。他在讀詩文時，讀到有關橋的句子或介紹，就立即摘抄在本子上，見到有橋的畫面就剪貼起來。他的爺爺茅謙是著名報人、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水利專家，生前寫的《水利芻議》一書，至今還珍藏在北京圖書館。有一天爺爺給茅以升講“神筆”馬良的故事，告訴他得到神筆的秘訣，就是“勤奮”二字。這兩個字深深地銘刻在小以升的心靈裡，把它看做是得到架橋“神筆”的秘訣。 11 歲那年，勤奮好學的茅以升小學沒畢業就考進了“唐山路礦學堂”。他在班上年齡最小，但是每次考試總是名列前茅。他的記憶力相當好，背誦圓周率的精確數值，能把小數點後面一百位數都熟練地背誦下來，經久不忘。有一天，當時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的孫中山到唐山路礦學堂視察，並在禮堂裡做了鼓舞人心的講演。他說需要兩路大軍，一路舉行起義，建立民眾政權；一路向西方學習，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因而在學堂裡學習也是。茅以升牢記在心裡，他貪婪地學習著。1916 年，茅以升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清華學堂官費研究生。
主建錢塘江大橋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錢塘江大橋工程處處長，主持修建我國第一座公路鐵路兼用的現代化大橋——“錢塘江大橋”。
他採用“射水法”“沉箱法”“浮遠法”等，解決了建橋中的一個個技術難題。從此，茅以升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橋一起留在祖國各地。經過5年的努力，茅以升終於將現代化的錢塘江大橋建成。
錢塘江大橋開工於1934年。當時，浙贛鐵路正在興建，要與滬杭鐵路銜接，需在錢塘江上架設一座大橋。錢塘江乃著名的險惡之江，水文地質條件極為複雜。其水勢不僅受上遊山洪暴發之影響，還受下遊海潮漲落的約束，若遇台風襲擊，江面常逞洶湧翻騰之勢。錢塘江底的流沙厚達41米，變遷莫測，素有“錢塘江無底”之說。因此，民間有“錢塘江上架橋——辦不到”的諺語，工程技術界也認為在錢塘江上架橋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茅以升先生少年立志於橋梁事業，後又負笈美國，於康奈爾大學和卡利基理工學院專攻橋梁專業並獲博士學位。他看到祖國江河上的鋼鐵大橋均為外國人所建，頗為痛心，決心為中國人爭氣，架設中國人自己的大橋。於是迎難而上，慨然受命，自任橋工處處長，請在康奈爾大學同學羅英任總工程師，寢饋於斯，志在必得。
建橋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打樁。為了使橋基穩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個橋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樁，木樁立於石層之上。沙層又厚又硬，打輕了下不去，打重了斷樁。茅以升從澆花壺水把土衝出小洞中受到啟發，採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衝出深洞再打樁的“射水法”，使原來一晝夜只打1根樁，提高到可以打30根樁，大大加快了工程進度。建橋遇到的第二個困難是水流湍急，難以施工。茅以升發明了“沉箱法”，將鋼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壓氣擠走箱裡的水，工人在箱裡挖沙作業，使沉箱與木樁逐步結為一體。沉箱上再築橋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開始時，一隻沉箱，一會兒被江水衝向下遊，一會兒被潮水頂到上遊，上下亂竄。後來把3噸重的鐵錨改為10噸重，沉箱問題才得以解決。第三個困難是架設鋼梁。茅以升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運法”，潮漲時用船將鋼梁運至兩墩之間，潮落時鋼梁便落在兩墩之上，省工省時，進度大大加快。
錢塘江大橋是一座經受了抗日戰火洗禮的橋。建橋末期，淞滬抗戰正緊，日軍飛機經常來轟炸。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號橋墩的沉箱裡和幾個工程師及監工員商量問題，忽然沉箱裡電燈全滅。原來因日軍飛機轟炸，工地關閉了所有的電燈。錢塘江橋冒著敵人的轟炸，終於於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車。
錢塘江大橋建成後，為抗日戰爭做出了傑出貢獻。建橋紀念碑的碑文記錄了這段悲壯的史實：“時值抗日戰爭爆發，在敵機轟炸下晝夜趕工，鐵路公路相繼通車。支援淞滬抗戰、搶運撤退物資車輛無數，候渡百姓，安全過江，數以數十萬計。當施工後期，知戰局不利，因在最難修複之橋墩上預留空孔，連同五孔鋼梁埋放炸藥，直至杭州不守，敵騎將臨，始斷然引爆，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當時先生留下‘不複原橋不丈夫’之誓言，自攜圖紙資料，輾轉後方。”為了阻斷敵人，茅以升受命炸斷了親手建造的大橋，這是何等悲壯的義舉。抗戰勝利後，茅以升實踐誓言，又主持修複了大橋。建橋、炸橋、複橋，茅以升先生始終其事，克盡厥責。
錢塘江大橋建成於抗日烽火之中，再生於和平建設之世。他不僅在中華民族抗擊外來侵略者的鬥爭中書寫了可歌可泣的一頁，而且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使滬杭與浙贛兩條鐵路相連接，使錢塘江兩岸由天塹變通途。通車65年以來，為我國交通事業的發展和當地經濟的繁榮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錢塘江大橋既是我國橋梁建築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國橋梁工程師的搖籃。茅以升先生把工地辦成學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專業的學生參加工程實踐，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橋梁工程人才。我國一些重要橋梁工程，如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的一些負責人都曾經歷過錢塘江大橋建設的洗禮。
錢塘江大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科技工作者的聰明才智，展示了中華民族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為首的我國橋梁工程界的先驅在錢塘江大橋建設中所顯示出的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敢為人先的科技創新精神，排除一切艱難險阻、勇往直前的奮鬥精神，永遠是鼓舞我們為祖國的繁榮富強不懈奮鬥的寶貴精神財富。
武漢大橋為主委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又接受修建我國第一座跨越長江的大橋——武漢長江大橋的任務。1955年9月，大橋正式開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計劃提前一年零三個月。1957年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舉行落成典禮。武漢長江大橋是鐵路公路兩用的雙層鋼桁梁橋。上層為公路橋，寬22.5米，其中車行道寬18米；下層為鐵路橋，寬18米。正橋長1155.5米，連同兩端公路引橋，總長1670.4米。大橋將京漢鐵路和粵漢鐵路銜接起來，成為我國貫穿南北的交通大動脈，並把武漢三鎮聯成一體，確保了我國南北地區鐵路和公路網聯成一體。
成果卓著榮譽多
茅以升一生學橋、造橋、寫橋。他在中外報刊發表文章200余篇，其中科普論著文章約佔1/3。
他主持編寫了《中國古橋技術史》及《中國橋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種文本）。著有《錢塘江橋》、《武漢長江大橋》、《茅以升科普創作選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祖國的橋梁建築事業，他為我國和世界橋梁建築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信任他，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會堂時，周恩來總理在審查工程設計時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簽名來保證。”茅以升也對黨的工作極端負責，他對人民大會堂的結構設計作了全面審查核算，最後簽了名。
世界名校、科技界肯定他。1921年茅以升獲美國加裡基理工學院工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橋梁桁架的次應力》的科學創見，被稱為“茅氏定律”，並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質研究獎章。1979年應邀訪問卡利基—梅隆大學母校時，校長授予他“卓越校友”獎章，以表彰他對世界工程技術方面作出的貢獻。1982年被美國國家科學院授予外籍院士稱號。
1997年1月9日，國家天文台在河北省興隆縣的觀察基地發現了一顆小行星，編號為18550。這一天正是茅以升先生的誕辰日。為了紀念茅以升為我國橋梁工程建設和科技、教育、科普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國家天文台向國際小行星申請將其永久命名為“茅以升星”。古今中國在被國際命名為天空小行星的只有三顆，除祖衝之、沈括星外，就是茅以升星。
情系家鄉
茅以升一生太忙，一生僅回鎮江五次。第一次來鎮，是1930年春就任江蘇省水利局局長，先住仁章路集體宿舍。
1931年夫人戴傳蕙帶了四個孩子到鎮江，在五條街小學插班就讀，他們全家先租住中山橋附近一所平房，後物色到中山東路東德馨裡有一座樓房，上下五間，條件上乘，於是闔家遷入。在這段時間裡，家人團聚，服務鄉梓，辛勞溶進了欣慰，繁忙的公務之暇，攜妻將雛，暢遊金、焦、北固，踏訪草巷故居，得享其天倫之樂。就職二年間，茅以升大刀闊斧整頓和發展江蘇水利事業。他親率工程技術人員實地精心勘測後，認為“北固山東，乃深泓所經，焦山砥柱中流，溜勢一束，故新港吃水深度，無虞不足”，計劃在鎮江象山、北固山之間建一新港。“港阜區域，東起象山，西止北固，北臨大江深泓，南以山線為障，面積約5300余畝，地位超越，形勢天成。”計劃認為，新港建成後，“交通即可發達，商業隨之振興”。此項計劃於1931年經省府議決通過，經費也大體落實，豈料就在即將動工之時，運河、海塘洪水成災，經費移作治災工程之用；不久水利局又被裁撤，於是鎮江新港工程流產夭折。茅以升在任內為象山新港所作的艱辛勞動，雖因故付諸東流，卻已載入鎮江交通港口的史冊。
茅以升第二次來鎮是合葬父母之墳。1934年其父茅乃封病逝南京，他因籌建錢塘江大橋，赴寧奔喪後，無法扶靈去鎮江嶂山墓地。1946年1月其母在重慶去世，孤厝暫放嘉陵江畔，是年2月，茅以升自重慶飛到上海，為維修因戰爭損壞的錢塘江大橋，他奔走於上海、南京、杭州，因飛機票緊張，他的家屬到七月底才得以分批乘機飛回南京。待長江航運恢復正常，他一面委託本家茅鴻年，去嶂山墓地整舊布新，並作好父母合葬的準備，一面委託重慶的同仁代為操辦，從山上啟靈下船，運到漢口；又經漢口同仁梅暘春（後為南京長江大橋總工程師）主辦換輪，自漢口運抵南京。1948年1月7日清晨，茅以升和從上海趕到的大哥前往江邊接靈，然後乘卡車沿寧鎮公路來到嶂山，將靈柩運至墓地，親眼看到父母靈柩安然合葬，然後在墓前行禮，揮淚返寧。
茅以升第三次來鎮是1959年4月8日到10日，是和周培源等全國人大常委、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赴江蘇視察的。在鎮三日，與鎮江負責同志親切會面，暢談甚洽。離鎮前，茅以升委託送行的統戰部同志查看其雙親墓地，接待同志一口答應。
茅以升第四次來鎮是1984年4月5日到7日，來鎮江參加大百科全書《土木工程》編委會成立會議。此前，鎮江第二中學團委和少先隊聯合舉辦了“學習茅以升爺爺，從小立志攀高峰”的主題報告會，初一少先隊員集體給茅寫了信。市科協將此次活動情況拍成照片，向茅老作了匯報。茅老收到信和影集後，寫了熱情洋溢的回信。7日上午，茅老專程到二中，受到全校師生歡迎，並與學生代表歡聚座談。
茅以升第五次來鎮是1987年9月29日到10月1日，是參加錢塘江大橋建橋50周年紀念活動後，返京途中特來故鄉的。30日上午，茅老由市政協秘書長陪同，坐著輪椅遊覽了金山，又去了蔣橋嶂山，祭掃父母的墳塋；下午接見市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副主委等；晚上茅老一行在市委書記、市委及市政協秘書長的陪同下，在伯先公園與家鄉人民一起歡度中秋、國慶佳節佳節。10月1日，茅老參觀了夢溪園。
茅以升情系家鄉。解放不久，他就讓女兒茅玉麟把草巷老屋捐贈給鎮江地方政府，梳兒巷居委會曾在茅以升故居辦公多年。他的一口鄉音，終生不變。他的祖父、父親都生在鎮江，他自己也出生在鎮江五條街草巷茅家祠堂老屋。祖父母安葬在鎮江五洲山的灣溝，父母合葬在蔣喬的嶂山，他身後又葉落歸根，歸葬鎮江栗子山。不管走到那裡，他都自豪地以是個鎮江人為榮。1955年他訪日歸來，在杭州受到毛主席接見時，毛主席問他是那裡人，茅以升答道：“我是鎮江人。”
參天大樹不忘植根的沃土，茅老愛鄉思鄉之情，老而彌篤。他在生命的最後時日，猶屢屢囑示秘書鄭淑娟：“小鄭，車來啦？快，我們回鎮江……。”鄉情真摯深沉，感人肺腑。家鄉人民不忘為祖國、人民作出巨大貢獻的茅以升，將第二中學（今名崇實女中）易名茅以升中學，內設茅以升班，在鎮揚長江大橋中心世業洲設茅以升紀念館，在丹徒新城興汽路到上黨大道，建了六車道的茅以升大道……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