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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父親是侵華日軍:村上春樹的坦白令人尊敬

村上春樹

近日,日本“國民作家”村上春樹在《文藝春秋》雜誌上發表文章《棄貓,提起父親時我要講述的往事》,第一次對外公布了其父親曾是“侵華日軍”,並曾經殺害中國俘虜的殘忍往事。

5月10日發行的《文藝春秋》,圖片來自《朝日新聞》

村上春樹表示,父親曾向他斷斷續續講過參與侵華戰爭的經歷,這也是他後來與父親疏遠的真正原因,因為他是侵華日軍的直系後代,他的血液裡流淌著歷史的原罪,他不得不接過父親的戰爭記憶。

作為廣受中國讀者喜歡的作家,村上的坦白讓人對他的尊敬更多一分。

一、坦白父親罪惡,罕見講述“自己的歷史”

據媒體報導,村上春樹的父親叫村上千秋,1938年被征兵到了侵華日軍第16師團第16連隊當輜重兵。據村上春樹回憶,父親的餘生都在佛壇前度過,為死在戰場上的人們祈禱。

父親很少給村上講述自己的戰爭經歷,唯一一次講自己殘殺中國戰俘的事,是在村上讀小學低年級的時候——“顯然中國士兵已經知道自己的命運,但是卻沒有表現出恐懼和害怕。”

村上春樹表示,“我的父親,一直深懷著對中國軍人的敬意,恐怕到他死的時候都是如此。”

這段往事給村上春樹造成了陰影。他在文章中寫道:“用軍刀砍下人頭的殘忍光景,不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

村上春樹這篇長達28頁的隨筆,罕見地講述了“自己的歷史”。

村上春樹不是一個歷史作家,但是他也多次呼籲日本政府對侵華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對南京大屠殺進行道歉——他的坦白,也是這種思索的延續。

二、早有端倪:有關父親的理想形象

事實上,在上一部力作《刺殺騎士團長》中,村上春樹就非常隱晦但也相當深刻地思考了這個主題,或許也思考了自己父親在戰爭中的罪行。

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

《刺殺騎士團長》寫了一個失敗的中年男子“我”,和妻子分開後,到朋友野田佳彥在山上的老屋隱居畫畫的故事。

在隱居的時候,“我”遇到一系列怪事。朋友野田佳彥的父親野田俱彥是一位畫家,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他早年留學維也納的時候,曾經加入過秘密社團,去刺殺納粹的高層,失敗後被遣送回日本,成為大畫家。

野田俱彥的畫作《刺殺騎士團長》,就放在山中別墅的閣樓上,啟發著“我”的思考,也推動著小說情節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村上春樹在小說中還提到幾筆野田佳彥的叔叔——野田繼彥,作為一個音樂天才,他被征召到侵華部隊中,見證了南京大屠殺。

在上司的逼迫中,他被迫對中國人舉起屠刀,這讓他不堪重負,最終精神崩潰了。

這個野田繼彥,幾乎沒有立體的人物形象,只是被講述了一下,在小說中顯得相當突兀。

現在我們可以認為,在維也納刺殺納粹高官和在南京參與大屠殺的這兩個“父輩”身上,都寄托了村上春樹對父親的想象。

或許,他希望父親能夠像野田俱彥一樣成為一個英雄,成為一個抵抗納粹的人。而現實中,父親則更像是那個參加了屠殺的野田繼彥,參與了罪行,並活在掙扎之中。

村上春樹在小說中還沒有勇敢到坦白這一切,他巧妙地把這個故事隱藏了。但是整部小說對戰爭與個人命運的思索,也為最近他坦白父親的經歷埋下了伏筆。

三、只有具體的道歉,才有具體的原諒

坦白歷史就是承認歷史,也是承擔責任的第一步。

當然,不管父輩曾有過怎樣的罪行,村上春樹本人都是沒有責任的。1949年1月出生的村上春樹,是戰後一代的代表人物,成長在和平年代,見證日本社會不斷走向繁榮。

他的小說,大多刻畫日本都市中人的生活,對中國讀者也有很大影響。他寫的飲食、音樂,都影響到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很多人甚至追隨村上春樹跑步,像他一樣生活。

換句話說,人們並不期望作為一個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必須去思考和反省侵華歷史。

但也正因如此,村上春樹坦白父親的罪行,才有著某種深刻的意義。

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只是落向廣袤大地的眾多雨滴中那無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歷史,也有繼承那段往事的責任”。

村上春樹的意思再明白不過:每一個人,都應該承擔屬於他的那一份責任,否則所謂歷史責任也就沒有意義。

二戰後對日軍戰犯的審訊,曾讓負責案件的美國法官們非常困惑。即便是南京大屠殺時負責上海戰區的將軍,也都一臉無辜,隻把自己當成一個執行上面任務的人。

日本右翼攻擊村上春樹

伊恩?布魯瑪的《創造日本:1853-1964》一書對此有著精彩的分析:由於日本文化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擺脫責任機制”,每個高級戰俘,都一臉真誠地相信自己的無辜。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但責任擴散效應很容易讓有些“雪花”認為,自己就是無辜的。

而村上春樹卻拋出了另一種內含反思性的歷史觀:就算只是雨水中的一滴,只是暴雪中的一片,也有承擔歷史的責任。

當下,當我們說起歷史責任時,往往也指那種整體性的責任。該為這種整體性責任負責的,也是能代表官方立場的屬“公”組織。

但歷史也是具體而微的。現實更讓人動容的,是具體的、鮮活的人能夠站出來,承擔他該承擔的責任。

唯有反思,唯有承擔責任,才能讓人性抵達離善更近的地方。

不光是侵華戰爭,一切歷史災難都是如此。只有具體的人,具體的道歉,具體的懺悔以及具體的懲罰、原諒與寬恕,才更有力量。

張豐(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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