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走進北京上海等地全國知名大醫院的門診大廳，猶如步入「迷宮」，人頭攢動，揮汗如雨，數不清的各色面孔，他們不知所患何病，更「無從下手」，掛哪個科室，該找哪個醫生，究竟該去哪兒做檢查……這些不遠百裡千里擠進都市最好醫院的患者，就像巨流裡爬在樹葉上螞蟻，拖著危重的病體，抱著最大的希望，感受著最深的無助……??
每天凌晨六點，上海所有的三甲醫院門前，無一例外都是車水馬龍狀態，門診大廳掛號的隊伍，一點都不比早8點的2號線人少，有的隊伍，甚至會延綿到醫院大門外。
人群中總會有不少這樣的面孔：他們有的拖著行李箱，操著一口各地方言，神情慌張地跟同行的人交代著事情；有的一手懷抱嬰兒，一手牽著稍大點的孩子，不停地囑咐著大孩子不要亂跑，總是顧此失彼；還有的，滿面風霜，低頭一遍又一遍地翻查手中的資料袋，生怕有所遺漏。
這些人往往互不相識，之間也少有交流，他們小心翼翼地一個跟著一個，生怕被後面的人搶了先。他們深知，來一趟這裡有多麼不易：他們將要掛到的號，可能關係著家人的生死存亡。
度日如年的入院等待
「要不是因為這次不得不來(上海)做這個心臟手術，我可能永遠都無法體會到，外地人與上海人之間的區別是這麼大。上海人真的太幸福了。」剛見到俞瑾時，她正在跟媽媽一起排隊等待辦理入院手續，這個25歲的姑娘抱怨，她已經在此排了快1個小時，但還沒有排到。
俞瑾告訴我們，一個月前，在公司年度體檢中，她被查出患有房間隔缺損（ASD），體檢醫生告訴俞瑾，這是臨床上常見的先天性心臟畸形，患上這種病，在青年時期會表現有氣急、心悸、乏力等癥狀，40歲以後癥狀會加重，並會出現心房顫動、心房撲動等心律失常和充血性心衰表現，如果情況嚴重甚至會直接導致死亡。
25歲的年齡，突如其來的疾病，讓俞瑾一時之間不知所措。平時毫無徵兆，怎麼突然間就得給心臟動刀子？再想想，心臟手術畢竟不是小事情，老家南通雖然醫療條件尚可，但真不放心把心臟交給他們。
在友人的幫助下，俞瑾在了解到，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是國內心臟病方面的權威。不敢耽擱，5月12日，俞瑾立即轉站上海。
「早上5點，我開著車從南通來到中山醫院。中山醫院離南通100多公里，很慶幸沒有堵車，2小時後，大約8點，趕到了醫院，找到了門診大樓。」
凌晨5點從南通家裡出發，8點左右，俞瑾趕到了100多公里外的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在俞瑾的印象裡，上海的大醫院是忙碌而整潔有序。但剛走進醫院門診大廳，俞瑾就覺得像步入了「迷宮」，人頭攢動，四周除了消毒藥水的氣味，還充斥著各種難以忍受的汗味。習慣了家鄉醫院的節奏，俞瑾一時間有些暈頭轉向：究竟該掛哪個科室？究竟該找哪個醫生？究竟該去哪兒做檢查……所有思緒混在一起，就如同一團麻線，怎麼理也理不清。
在醫院門診大廳的中央，俞瑾看到有許多護士不停地穿梭。總算找到一名不那麼忙的護士，在她的指引下，俞瑾終於拿到病歷單，做好資訊登記，拿著寫有心內科的小單子去掛號處排隊。
掛號排了將近1個小時。在醫生門口等待又是兩個多小時，一直到中午11點，飢腸轆轆的俞瑾才見到醫生。
醫生先是翻了翻自己的檢查報告，然後拿出聽診器給她做了些簡單的檢查，隨後便說：「你這情況是要進行手術的，但現在沒有床位，如果你決定在我們醫院做手術的話，我就先給你登記。之後會有專人跟你聯繫，確定住院的時間。」
「住！麻煩您幫我登記。但是，醫生，我需要等多久？」
「看情況的，一般兩三個月，快則1個多月。」說完，醫生在桌上的小本子上加上了俞瑾的個人資訊。
俞瑾瞟了一眼小本子，她的名字前面有個序號：65。這應該是排位號。
看完醫生，兩個小時趕回南通。隨後的每天，俞瑾度日如年一般，不停地拿出手機，焦慮地等待醫院的電話。
終於，一個月後的6月20日下午，正在辦公室處理合約的她接到了中山醫院的電話。醫院通知，住院號已經排到，不出意外今天就可以順利被安排住院，但必須趕在下午5點前到醫院辦理相關手續，不然，就屬於自動放棄。
「媽，我們得趕緊去上海，醫院剛給我打電話了說有床位了。你收拾一下行李，我們趕緊出發。」俞瑾一邊給媽媽打電話，一邊匆忙往家趕。
所幸，車流密集的京滬高速上，她把車幾乎開成賽車，終於在下午4點多，俞瑾趕到了中山醫院……
無處不在的醫托陷阱
與其說是上海及北京的優質醫療資源對俞瑾們造成了致命的吸引，他們主動如飛蛾撲火一般，不畏艱險千里就醫。還不如說是因為一種無奈——我國各區域間的醫療服務資源配置的差異和水準參差不齊的現狀，才是導致他們家中就醫難，千里不畏險的真正無奈。
但除了正常的流程關卡和障礙外，在大都市裡，還有一隻黑手在陰暗處對他們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洗劫——黑醫托。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2017年國家醫療服務與品質安全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我國患者流出最多省份的前五位分別為安徽、江蘇、河北、浙江和河南；而患者流入最多的省份，則分別為上海、北京、江蘇、廣東和四川。
上海到底有何魔力，能吸引最多的外地患者？
在業內人士看來，上海對就醫人群的聚攏效應除了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外，和當前交通的便利、區域中心城市隨著經濟發展和資源傾斜所造成的虹吸效應、地方群眾對大城市的嚮往也是有著直接關聯的，而這則是快速發展中的中國涉及國計民生所有領域和行業共同具備的特徵，如教育、居住、出行等；而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的直接結算，則更是為異地患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所以，亦有聲音稱，反對患者到大城市知名大醫院就診是反人性和時代趨勢的逆潮流行為，註定障礙重重，很難推進。
為方便患者異地就醫，截至2017年8月，上海已經有449家定點醫院開通了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功能，為8.3萬常住人員進行了住院醫保費用直接結算的備案工作。
然而，在湖北籍患者李爽看來，在人生地不熟的魔都上海，初來乍到的外地人想要在這裡獲得優質醫療資源的眷顧，極為困難。
今年3月，李爽因患青光眼在去上海市五官科醫院就醫的路上，被「醫托」拉至某不知名中醫院門診部就診，花去藥費3850元，令他氣憤的是，處方單上的中藥成分僅僅相當於涼茶配方，只有清涼瀉火的作用，成本價約為140元。
「一個50歲左右中年女人上前找我搭訕，她告訴我，五官科醫院的號很難排到，能排到的技術都不行。她還說自己以前也得過這種病，結果在中醫門診部讓一個教授治好了。她說得很認真，讓我不得不相信，」李爽無奈地表示，「誰能想到連看個病都有陷阱，一不留神就會上當受騙？」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在上海瑞金醫院、華山醫院、中山醫院、仁濟醫院等知名三甲醫院、知名專科醫院掛號處及周邊區域，醫托確實存在。他們多以虛構、誇大事實等方式，誘騙來滬就醫的患者到許多民營機構就醫，高價銷售以極低價格購進的藥品牟利。
在外地就醫的路線上，還有許多人像李爽一樣，一不留神就聽信「去『知名中醫醫院』看病有人帶路，看『專家門診』不用排隊」等宣傳，不僅蒙受經濟損失，更延誤病情。
各大城市都在加大打擊醫托的力度，在北京和上海外地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打擊醫托的宣傳標語隨處可見。
一走出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一個醒目的大牌子就映入眼簾：北京市公立醫院已實現網上預約掛號。請廣大旅客不要相信遊走的醫托，以免經濟蒙受損失，延誤病情。
2017年1-6月，上海查處醫療機構違規發布醫療廣告15起，移送通信管理部門關閉網站87個，其中涉嫌醫托的41個。2014年，上海警方更是成功搗毀全國最大醫托詐騙團夥，抓獲涉案人員160人。
出門求醫萬事難
除了醫托陷阱，異地就醫還會面臨其他難題。山西晉城的胡新穎告訴我們，陪父親去北京協和就醫的經驗，讓她深深的感受到了「出門萬事難」。
2014年6月中旬，胡新穎的父親突發高燒，連續兩個禮拜一直處於高熱狀態，體溫一度飆高至40°C。「我爸當時一直發熱不退，整個人瘦了近20斤。這麼燒下去，就算是機器也耐受不了，更何況是人。」胡新穎告訴小九，當地市人民醫院檢查了許久，都沒有查出病因。
「就這樣，我眼睜睜的看著他在我們那裡人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住了一周，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整個人燒得吃不下飯。沒有意識，生命體征極其微弱，」面對這樣的情況，胡新穎如熱鍋上的螞蟻，卻又無計可施，「什麼辦法都沒有，真想抽自己大嘴巴。」
在家人全部陷入悲觀之時，朋友告訴她，北京協和醫院是國內數一數二的醫院，許多疑難雜症都能治癒。但問題是，想要轉去協和醫院絕非易事。
作為全國疑難重症診治指導中心，北京協和醫院面臨「全國人民上協和」的巨大需求，京外患者及初診患者較多。據相關數據統計，2017年北京協和醫院全年門診量達到369.8萬人次，日均門診量1.5至1.7萬人次，是一般市級三甲醫院的5至6倍。
為了能夠送父親去北京協和醫院就醫，胡新穎動用了手上的一切關係。最終，在熟人委託熟人的情況下，胡新穎總算拿到了去協和醫院的「資格證」。不敢有任何耽擱，她幫父親辦理了轉診手續。
來到協和醫院後，胡新穎卻傻眼了，有「資格證」並不代表擁有著特權。父親在進入協和醫院後並沒有被安排到科室病房，而是直接進入了急診科。「到醫院後，醫生給我父親進行了一些常規性的檢查，如血壓、心跳、體溫測量，之後就在外面走廊裡加了一張移動床。就這樣，我和我母親兩人陪著父親在醫院的地上躺了四五天。」胡新穎說，「每天護士給我們各種各樣的檢查單，我們的工作就是，拿著單子，推著父親到各個視窗、診室做檢查。」
就此情況，我們採訪了中國醫科大學航空總醫院急診科主任尹吉東，他表示，當許多患者一窩蜂過來就醫時，原則上，醫院會按照轉診患者病情的輕重緩急而決定搶救的先後順序。「當然，大部分醫院的急診也會在腦卒中、胸痛、腦創傷及綜合急診上設有綠色通道，滿足患者的需要。此外，急診科的床位基本上會優先保障危重症患者使用。」
在安頓好父親後，胡新穎開始找自己和母親住的地方。現在回想起來，在北京的陪父親看病的時間，是胡新穎迄今為止過得最為艱苦的時光。找遍了醫院附近條件稍微好些的旅館，都被告知沒有空房。慶幸的是，協和醫院旁邊有一些地下室專門用來出租給患者家屬，最終，母女二人住進一個狹小的地下室。
胡新穎回憶，這個10來平方的房間80元—100元一天，沒有獨立廚房和衛生間，每天，母女二人需要跟一層樓的患者家屬擠一個衛生間，每天的午飯，母女二人也只能在醫院門口的快餐廳解決。
「生病對患者而言都是極為難受的，家屬也一樣。在擔心家人病情的同時，還要承擔陪護的義務。這樣下一來，簡直身心俱疲。」至今回憶起來，胡新穎仍心有餘悸。
父親在醫院的地上躺了4天，第五天早上，護士跑過來告訴胡新穎，他們今天就會將胡爸爸推到樓上的感染科，在那裡可以分配到固定病床位。在胡新穎看來，有床位就意味著可以接受治療了。
果然，一小時後，父親被推到感染科病房。胡新穎掃了一眼病房內的環境：該有的都有，整齊劃一，這讓她很滿意。沒過多久，護士把胡新穎叫去醫生辦公室，醫生告訴她：父親可以被安排開始接受各項治療了。
胡新穎知道，只要開始接受治療，一切就會按照好的方向發展。數天的焦慮和絕望總算暫時放下，父親終於有救了。
如何破解外地就醫難？
雖然以上幾個受訪者的求醫結果都還算理想，但他們的遭遇在洶湧的異地求醫大軍中算是幸運的。
身在上海，我們接觸到更多的求醫路不順利的外地患者。而他們的遭遇，則真實的詮釋了「在家千日好，出門處處難」的古語。
從數據來看，上海和北京是我國外地患者流入最多的地區。
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有35.76%的異地就醫患者流入上海、北京，佔外地就醫人數近四成，其中上海流入18.93%，北京流入16.83%。2016年上海收治的異地就醫患者比例上升，北京則有所下降。
「大醫院擁有最好的設備、最好的場地和最高水準的醫生，儘管在醫院管理、醫療效率等方面可能並非最優解，但高度集中的醫療資源使得患者只有在大型三甲醫院才能夠獲取最優質、最可靠的醫療服務，從診療行為的選擇上無可厚非。」在談及外地患者異地就醫背後的深層原因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
拖著奄奄病驅輾轉千里，跨越滄海桑田，見證世俗變換，在陌生的繁華都市裡見證著諸多從未遇到過的不如意和挑戰，而唯一不變的依然是中國醫療的頑疾——看病難。
所不同的在基層是看不好病，而在大都市裡是看不上病。
當然，讓所有患者聚集到上海和北京，絕非醫改本意。
長期以來，北京和上海的大型三甲醫院就診「三長一短」問題就尤為突出：掛號排長隊、就診排長隊、繳費排長隊，看病時間短。醫院門診管理面臨巨大壓力。以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為例，作為全國知名的三甲醫院，其日門診量高達1.3萬人次，而在皮膚科、神經外科、骨科等特色科室，每天更是人潮湧動、擁擠不堪，患者掛不到專家號、掛號後排隊等候數小時的情況比比皆是。
「成百上千的患者同時湧入醫院，是造成看病需到處排隊的癥結，也是造成黃牛擾亂醫院預約資源的主要因素。」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門辦主任王兵介紹。
如何打破這一怪圈？
近年來，為提升患者就醫體驗，促進大醫院優質資源下沉，提高基層醫療服務能力，國家一直力推分級診療制度。
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門診辦公室主任楊驊表示，分級診療倡導「小病慢性病到社區，大病重病到大醫院」，把真正的疑難雜症的病人留在三甲醫院，把一些普通慢病留在基層。讓專家診治專長範圍內的病人，才能讓有限的優質醫療資源發揮最大效能。
另一方面，分級診療也能夠改善門診「三長一短」的問題，逐步轉化為一長一短（就診時間長、等待時間短），一多一少（預約手段多、醫療費用少）。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用這句古詩來形容外地患者對上海、北京等知名大醫院的感觀也許有些誇張，但在目前的醫療領域行業現狀和基層衛生機構水準難以快速提升、滿足患者實際需求的情況下，外地患者普遍用腳投出了對「大病不出縣、看病在基層」的意見票。距離國家所倡導和期望的緩解基層看病難，勸止患者無序就醫流動，改變「全國人民看協和」的意識，估計只能用革命先賢孫中山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來總體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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