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新型全球化的探索與實踐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國際社會研判全球化的走向提供了範本參考。“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具有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反映了人類對自身發展規律認識的升華。“一帶一路”是基於歷史自覺的新型全球化的探索與實踐，致力於實現全球化的再平衡，助推解決全球發展失衡問題，普遍增進各國人民的福祉。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彰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價值追求的新型全球化，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全球發展正朝均衡普惠共贏方向邁進，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前景可期。

回顧世界歷史，人類社會的發展堪稱不同文明由遠走近、交流共進的歷程。伴隨全球化的推進，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融入國際合作浪潮。國與國之間的緊密聯繫和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地加深，各國人民日益休戚相關、安危與共。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一些發達國家內顧傾向突出，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排他性的區域經濟安排趨向活躍，深度衝擊著人們對全球化的認識。當各方爭論全球化的未來走向之時，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和熱情參與。目前，“一帶一路”倡議正由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變成現實，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一帶一路”建設的成功推進，為人類深入思考自身前途命運提供了寶貴啟示。

趨勢：全球化的再造

當前，西方國家反全球化的思潮甚囂塵上。全球化的開拓者蛻變為反對者，折射出西式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必然困境。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存在根本弊端，主要歸結於跨國資本過度追求自身利潤的增長，漠視了發展的普惠性。全球化造就的國際體系結構具有整體性、聯通性和開放性，若各成員間長期存在顯著的發展落差，必將危及體系的持久穩定。世界範圍內，地區發展失衡現象嚴重，國家間的發展鴻溝加深，引發一些發展中國家排斥全球化。作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西方國家則面臨內部財富分配不均衡和社會不平等的挑戰。賺取的巨額利潤流向少數資本和技術所有者，而普通大眾的獲得感甚微。此外，西方國家的移民危機、未來迷失等一系列複雜問題持續發酵。在民粹主義的煽動下，許多西方民眾將自身面臨的挑戰歸結為參與全球化的後果。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尚未消除，拖累全球經濟復甦，進一步加劇了西方國家的困境。如果說先前抵製全球化的聲音主要來自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那麽美歐國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則充當了新一輪反全球化的先鋒。由於佔據國際話語優勢，西方國家逆全球化的主張激起聲勢浩大的輿論喧囂。

國際上對全球化的質疑和抵製愈演愈烈，全球化是否走到窮途末路呢？歷史表明，全球化的確具有可逆性，但表現為階段性的曲折和反覆。從本質上看，原因在於迄今為止的全球化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因此在全球化發展進程中必然產生種種不平衡問題，造成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衝突。有關矛盾若遲遲得不到解決，積累到一定水準，就將以各種形式爆發出來，對全球化進程形成阻力和衝擊。值得思考的是，當前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彼此關聯，廣度和深度均達到了空前水準。全球價值鏈的產生和拓展，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國際分工體系，各國佔據鏈條中的重要一環。雖然在未來一段時間裡，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兩種力量、兩種思想的交鋒會尖銳複雜，但全球化的客觀性和人類思想的進步性會使倒退既不是理念選項，也不可能成為客觀事實。可以說，全球化是大勢所趨。關鍵在於，人類究竟需要什麽樣的全球化？換言之，何種全球化才能適應當今國際社會的現實需要。

在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即以“通”為綱，構建不設門檻、不搞排他的泛區域經濟合作，為地區發展與穩定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方案。“一帶一路”秉持開放包容的區域合作精神，重點面向亞歐非大陸，基於但不限於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不論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的夥伴。[4]不難看出，“一帶一路”是一個覆蓋面廣、包容性強的新型發展倡議，旨在打造開放式的國際合作平台。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實質上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全球化，是少數國家和特定區域範圍內的全球化，最終造成了全球的碎片化。放眼世界，北美、西歐、東亞等沿海近海地區是全球化的活躍區域。相比之下，曾創造過輝煌文明的歐亞內陸國家則缺失發展機遇，以致成為全球化的“窪地”。作為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方向，歐亞地區重新走向繁榮預示著大陸文明的複興。非洲和拉美等地雖融入國際分工體系，至今仍然處於原料供給和市場提供方的地位，尚未實現全面發展。“一帶一路”沿線互利合作產生的巨大效應，勢必輻射帶動非洲和拉美等地區的參與，構建開放式的全球發展夥伴網絡。因此，新的全球化進程太空廣闊，將塑造海陸均衡和區域協調發展的世界經濟版圖。

革新:基於歷史自覺的全球化

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源自資本和市場擴張的本能衝動，可視為自發的全球化進程。這一類型的全球化名義上是經濟全球化，本質是跨國資本的全球化。按照資本的邏輯，逐利是天然的趨向，避險則是理性的選擇。若非出於資源能源等方面的收益考慮，跨國資本鮮少涉足貧困羸弱、交通阻隔、資源匱乏之地。西式全球化注重獲取單方的經濟收益，未能兼顧共同發展與普遍安全互為基礎的連帶關係。某些地區發展長期落後，民眾生活常年困苦，往往容易引發政局不穩，極端勢力滋生蔓延，陷入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難民危機、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泛濫，乃至蔓延威脅到美歐等全球化的主要受益端。究其實質，西式全球化無法化解的內在矛盾，從根源上導致了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局，全球化進程難以為繼。

新型全球化的興起，建立在對既有全球化的鏡鑒基礎上，可謂自覺的全球化進程。理念是行動的指南。新型全球化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的最根本變革，在於有符合時代潮流的先進理念指導。過去，美歐國家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然而，美歐國家並未對全球化提出符合全人類利益的目標方向，而是放任跨國資本遊離於國際社會，釀成世界發展失衡的嚴重後果。當美歐國家推動全球化的意願和能力衰退，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擔負起新型全球化倡導者的重任。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一批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上升為推動全球化向前發展的中堅力量。2017年9月5日，廈門金磚峰會期間，還召開了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強調各國應促進經濟全球化向更加開放、包容和普惠的方向發展。[5]由此可見，新型全球化具有明確的發展導向，蘊含著超越單純利益考量的價值追求。

“一帶一路”堅持鮮明的問題意識，以新型全球化的核心理念為方向指引。該倡議的提出，主要著眼於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發展水準相對滯後，諸如中亞、西亞、南亞等欠發達地區。在全球化的“窪地”開展“一帶一路”建設，旨在促進這些地區的發展，改善當地民眾生活，推動全球發展實現再平衡。因此，“一帶一路”建設遠非慣常意義上的國際經貿合作，而是有效規避了跨國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積極回應各國人民追求向往美好生活的訴求，增強了全球發展的道義性，有助於實現各國聯動、協調、包容發展。可以說，“一帶一路”是為國際社會解決困擾人類社會的深層次問題提供的一個嶄新方案。

“一帶一路”具有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充分體現了人類對自身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各國秉持怎樣的相處之道，決定著人類文明能否延續向前演進。歷史上，因文明對立對抗而引發的衝突戰亂屢見不鮮，社會發展進程幾經中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屬於多樣文明，彼此文化差異顯著。“一帶一路”倡議主張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倡導各種文明地位平等，沒有高低優劣之分，相互之間和諧共處。通過加強文明對話，開展文明互學互鑒，取長補短，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增進各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誼。此外，建設綠色之路、健康之路、廉潔之路等概念的提出，也為開展“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明確指南。總之，“一帶一路”寄托著各國人民對自身命運的理性安排，指向了人類社會更加光明的彼岸。

路徑：國家合作導向的共同發展

自近代民族國家誕生以來，尊重各國國家主權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規範。國家主權的核心要義在於平等，具體包括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機會平等諸方面。西式全球化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以所謂的市場化達到“去國家化”，強調去管制、去壁壘、去監督，實現資本、商品、勞動力等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各國實力多有差別，缺少主權平等的基礎前提，貧弱國家通常難以掌握本國發展的主導權，無法公平獲取發展機遇。參與和推動全球化的主體是跨國公司,主要服務於資本逐利，加劇了國際社會發展嚴重分化的現象，事實上是市場失靈在世界範圍內的表現。

新型全球化的路徑創新，立足有效克服市場失靈。鑒於參與西式全球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國家意識的回歸湧現為當代世界思潮的一個新動向。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重回以國家對抗為特徵的封閉、隔絕時代。世界已經連為一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入型依存關係。經濟全球化時代要求國家之間在共生關係中實現對立統一，這就使各國都面臨如何擺脫傳統國際政治、地緣政治觀念束縛的問題，從而再發現、再認識自己的挑戰。[6]各國應當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理念，共同完善全球治理，引領人類社會走向美好的未來。概而言之，新型全球化正視主權國家為當今國際社會基本行為體的現實，主張按照市場規律開展國際合作，同時倡導各國政府超越國家本位的利益考量，從世界視野思考本國與他國的共生關係，把握自主發展和融合發展的平衡，致力於構建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全球發展新格局。

作為嶄新的國際合作構想，“一帶一路”則從實踐層面探索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有機結合的可行路徑。“一帶一路”堅持市場化運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然而，若只靠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仍然無法實現全球的均衡發展。各國有必要共同創造有利條件，彌補長期投資不足、安全風險等市場機制與生俱來的短板。通過政府間達成互利合作的共識，鼓勵支持企業等社會力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合理流向和高效配置，推動國際社會實現均衡發展。比如，一些發展中國家同世界的聯通性差，致使潛在發展優勢無法發揮。“一帶一路”將互聯互通作為優先領域，以改善基礎設施作為推動發展的基石。公路、鐵路、水路、口岸、港口等基建項目投資大、周期長，特別是跨國跨區域的重大項目耗時耗資巨大，離不開各國政府的合作引領和有力支持。因此，需要充分發揮絲路基金以及各國主權基金作用，引導商業性股權投資基金和社會資金共同參與“一帶一路”重點項目建設。[7]具體而言，各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歸納為共商共建共享三個維度依次遞進的邏輯鏈條。

所謂共商，是指各國共同協商“一帶一路”的發展大計。無論強弱貧富，還是政治制度等差異，各國參與“一帶一路”的地位都一律平等，充分進行政策溝通，尋求互利合作的最大公約數。通過各施所長，各盡所能，發揮經濟互補優勢，探求對接發展戰略的可行路徑，就法律適用、投資標準等進行協商，研究論證“一帶一路”的規劃設計，制定近期、中期、遠期的目標，實現目標協同，相向而行。各國參與共商的主體不僅是政府，而且包括政黨、議會、企業、媒體、智庫等等，從而使“一帶一路”建設符合社會各界的訴求和期待。

所謂共建，是指各國共同參與“一帶一路”的項目建設。各國都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一員，應當責任共擔，搞好“大合唱”。齊心協力搭建形式多樣的務實合作平台和機制，既深入推動經貿和基礎設施等“硬項目”領域合作，又廣泛促進社會人文等“軟項目”領域交流。“一帶一路”建設環境錯綜複雜，存在包括政治風險、安全風險、經濟風險等在內的各類潛在風險。沿線各國有必要加強風險挑戰方面的合作研判，攜手解決建設中遇到的各種難題，為有關項目建設提供穩定預期。

所謂共享，是指各國共同分享“一帶一路”的合作成果。“一帶一路”建設遵循共享原則，沿線國家共創共享發展機遇，謀求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讓互利合作惠及更加廣泛的區域和民眾。從國際層面而言，實現各國共同發展，改變全球發展窪地的落後面貌，縮減國家間的發展鴻溝。從國家層面而言，照顧各國不同階層、群體的利益和關切，縮小社會收入差距，保障和改善民生。

本著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沿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程度不斷深化。歐洲的“容克計劃”、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戰略、哈薩克的“光明大道”計劃、蒙古國的“發展之路”倡議、印尼的“全球海上支點”戰略等等，紛紛加速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截至2017年12月，中國已同80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定。[8] “一帶一路”倡議與各國各地區的發展戰略高度契合，彼此對接產生的積極效應正在推動各方朝共同發展的方向邁進。

目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絲綢之路歷經千年風雨洗禮，業已化為和平與友誼的象徵。歷史深刻昭示，對抗與衝突，不是人類的宿命和歸途。和平相處，共享繁榮，始終是人類念茲在茲的夢想和追求。在以互聯互通為紐帶的全球化時代，各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更加緊密相連。當前，全球各種不穩定性因素相互交織，跨國性問題層出不窮。選擇孤立排他的封閉路線，還是合作共贏的開放路線，將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前景，人類正處於何去何從的重要關口。“一帶一路”傳承和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是對人類社會走向何方終極之問的回答，充滿歷史啟迪和人文情懷。“一帶一路”反映了各國人民心靈深處的永恆呼喚，因而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

面對一個充滿變數和不確定性的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成功舉行，共有來自120多個國家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長官人出席。會議通過了《北京倡議》，呼籲各方樹立命運與共的理念，改變獨善其身的意識，摒棄二元對立的思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建設美好世界。[9] 共建“一帶一路”，則為實現這一巨集偉目標提供了現實路徑和合作平台。沿線社會各界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是“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的堅實保障。民心相通既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根本目標所在。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目的就是要增進各國人民福祉，實現各國人民的相知相親，共享和平繁榮的美好生活。“一帶一路”沿線將率先建成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示範區。

新型全球化喻示著對全球化的再造，主要體現為遵循富有價值追求的理念指引。“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力圖打造和平之路、繁榮之路、創新之路、開放之路、文明之路，可謂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實踐。新型全球化是一種自覺的探索，重塑人類社會的發展格局。可以期待，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全球化將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世界變得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這一美好願景的實現，尚需各國人民不懈努力。

本文轉自《當代世界》總第436期

（作者張偉傑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