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死亡：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的最後時刻

如果說用語言捕捉死亡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麽最有可能完成這項任務的，大概就是那些偉大的作家了。而這一場場書寫與其說是直截了當的捕捉，不如說是曲曲折折甚至前後矛盾、互相推翻的自我總結。他們或許在生活與寫作的過程中，已屢屢遙遠地把玩死亡的話題與想象，然而只有在越靠近人生終點的地方，就算曾叱吒風雲縱橫一世，這些作家們終究逃脫不了與常人無異的結局：越來越清晰和痛苦地，與死神展開近身肉搏。

比如，對早年時期的弗洛伊德來說，死亡是某種可以掌握之事，即便在為女兒早夭而深感悲慟之時，他仍認為：“假如你能夠忍受生命，那麽準備好死亡。”然而，知識與情感之間的矛盾、理性與本能之間的鴻溝終究無法超越，就連他自己後來也曾在論文中寫道：“對於任何聽從我們的人來說，我們當然會做好準備，堅持如下觀點：死亡是人生必然結局，每個人都欠自然一死……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習慣於另一種行為舉止，仿佛事實並非如此。我們表現出一種明確無誤的傾向：把死亡置之一邊，將其從生命中剔除。我們試圖對之噤口不言……在心底裡，沒人相信自己會死。”

這個世界上最為堅信自己絕不會死甚至可以決定不死的人，應該要屬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了。1975年桑塔格被診斷為乳腺癌四期，她採用最激進的、最具侵略性的療法生猛待之，死裡逃學生；1988年她被診斷為子宮癌，頑強地接受化療和手術，再次死裡逃學生。既往的對死亡的抗爭強化了她自視非比尋常的觀念，她在治療期間依然努力工作，在化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記筆記，只為了給那本著名的《疾病的隱喻》積累素材——雖然她拒絕直接書寫自己的疾病經歷，而將所有濃烈的個人經驗轉化為了純粹的智力沉思。後來，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和白血病依次來襲，骨髓移植手術與藥物依次失去療效，她躺在醫院裡，繼續工作，繼續拒絕與親友談論自己的死亡，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即使是在第二次罹患癌症的痛苦化療期間，桑塔格也曾發出使芸芸眾生振聾發聵的聲音：“不管治療過程多麽嚴苛痛苦，都不相乾。”在桑塔格人生的最後時刻，她的兒子戴維面對著兩難的困境，一邊是母親骨髓移植治療的失敗，一邊是桑塔格對死亡的否認和拒絕，他只能認為：“繼續活著：也許那就是她告別人世的方式。”

死後的桑塔格（安妮·萊博維茨 攝）

美國作家凱蒂·洛芙（Katie Roiphe）在《暮色將至》一書中書寫了六位作家人生的最後時刻，除了桑塔格，還有弗洛伊德、厄普代克、狄蘭·托馬斯、莫裡斯·桑達克以及詹姆士·索特。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此書中節選了與桑塔格有關的部分章節，以期與讀者一同見證桑塔格的暮色與她最後的執著與頑強。

拒絕死亡：蘇珊·桑塔格的最後時刻

文 | 凱蒂·洛芙 譯 | 刁俊春

假如這個地球上有誰能決定不死的話，那麽非蘇珊·桑塔格莫屬。她的意志是那麽強烈，那麽堅定，那麽不願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運，或者我們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結果。她不是那種任人擺布的人，別人會認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經歷，她並不把這種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為她是——並且一直都是——超越芸芸眾生的人。然而，就在聖誕前夕，她躺在位於曼哈頓上東區的“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著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在那些圍在她身旁的人看起來，十分像是大限將至。

醫生指出了可能出現的最嚴重情況：沒有任何治愈或者緩解的機會。他建議桑塔格什麽也別做，用剩下的六個月左右時光好好生活。

在蘇珊的診斷結果出來之後的幾個星期裡，女管家蘇基注意到她有時候會說“哇哦，哇哦”，然後閉上雙眼。蘇珊告訴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這次最近的疾病讓人們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診斷。當時她四十出頭，被診斷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谘詢的那些醫生中，沒有一個認為她有一絲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療法，活了下來。從那以後，對平凡疾病和平凡結局的超越，成為了她身體的部分，生命的絲縷——她就是一個尋求治療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個數學問題，或者是一個最高等級的邏輯拚圖。“我閃爍著生存的光輝”，她在八十多歲時寫道。與死神的衝突構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態的一部分。在一篇關於攝影的文章裡，她寫過有關“死亡的性吸引力”，這就是她所呈現的一種性吸引力，那種不斷靠近它、吸進它的氣味，然後轉身而去的危險與興奮。

她的乳腺癌是極端凶險的，所以康復以後，她的心中更加堅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視作非比尋常的觀念。換個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視作非比尋常的觀念，堅定了她對待癌症的態度。莎倫說道：“因為她是如此生猛，因為她對權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對抗它。她立即判定醫生們是錯誤的。在當時，第二意見的想法還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並且獲得了一個（第二意見），然後活了下來。我認為，這是一種對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確證。她沒有循規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來。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強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為的那種思想家。那意味著，當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時候，她認為她可以同樣化險為夷。”確實，1998年她被診斷出子宮癌的時候，她竭力追尋各種辛苦的、侵略性的療法，化療、手術，然後她死裡逃學生。

1998年，桑塔格在接受化療之前剪發（安妮·萊博維茨 攝）

在她的筆記中，你可以不斷看到她自我神話的行為和努力，她堅持不懈地攝取各種生命的原材料，並把它們整合為一種觀念：自己是非比尋常的。當然，每個人都這麽做，但是桑塔格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比別人多了百萬倍的投入，強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話無所不包，充滿誘惑。她的一個朋友評論道，她有一種“明星氣質”，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尋求關注的欲望，以及對神話的自覺運用。她在日誌中斥責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軟弱是一種傳染病。強者理所當然避開弱者。”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她想成為那種人的意志，她不斷地自我修煉，縫縫補補，仿佛這種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歲時寫道：“在這本日誌裡，我更加坦率地表達了自我，這一點在我表達任何其他人的時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僅僅如此：我創造了我自己。”

從少女時期開始，桑塔格的個人神話就通過她對普通事物的鄙視和疏遠而得以預告。她曾經嘲笑她的好朋友史蒂芬·科赫擁有存款账戶和醫療保險，因為那是普通的、中產階級的人們才有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不會擁有存款账戶或者醫療保險。

在她乳腺癌康復後的早期訪談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於與死神的近距離接觸。她在1978年《紐約時報》那場幾乎令人眩暈的訪談中，是這樣說的：“它給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種凶猛的強度，而那一點一直叫人心曠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讓你認清了事情的輕重緩急，並按序為之。那樣的感覺現在已經有幾分消褪了；已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我感覺不到彼時的那種迫切性了。某種意義上，我感到遺憾；我寧願保留住一絲那樣的危機感……我認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聯繫，是件好事。許多人窮其一生讓自己防備生命是一場鬧劇的想法。我認為，最好不要試圖阻礙這些衝突……當你積極而自覺地面對它們的時候，你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能量。對我而言，寫作就是一種盡最大可能去關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療的過程中，她並沒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沒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她記下筆記，為了那本優雅的、有影響力的論著《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這本書中，她反對那些圍繞在疾病周圍的各種各樣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準備迎接治療的艱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頭腦清晰，理性思維，以及醫學資訊，而不是詩歌和充滿情感的信念。在病房裡，她在日誌中這樣寫道：“我已經變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隱喻》中所調查和拒絕的正是這種恐懼。她寫道，我們賦予疾病的那種想象，那層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滿破壞性。

《疾病的隱喻》

(美)蘇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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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能不承認自己即將死亡，假如你身邊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事實，假如你的身體極盡所能地以生動而令人信服的證據展示著這個事實？毋庸置疑，藥物、疼痛、焦慮，還有由於連續四個月躺在病床上而產生的絕對精神壓力，都會讓人的思維自然而然地受到蒙蔽，但是，也許事實遠非如此。戴維指出，她母親堅信自己非比常人，以及對自己意志的執著，也許已經使她的理解出現混亂，以至於在她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她不相信自己也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讓你明白，自己終有一死，你依然允許自己認為：不是這一次。你可以逃避死亡的絕對性，憑借著這樣的理念：也許還有兩年或者十年，又或是三十年的時光，總之自己不會死於當前的這場病。畢竟，一個四十五歲的人完全有可能感覺自己是二十五歲，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實足年齡沒有內在的聯繫，沒有從本質上把握住它；誠然，有可能自己要死了，但是感覺自己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

桑塔格也是一個對真理進行創造性叛逆的人。也就是說，她不誠實。她的許多謊言非常典型。她在戒煙問題上撒了謊，她在情人問題上撒了謊，她對一些朋友撒另外一些朋友的謊。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她撒謊是為了保護她為自己建造的神話王國。如果讓她在明白無誤的事實和她的神話之間做出選擇，她一定會選擇後者。這就導致了她撒一些奇怪的、不合邏輯的謊。例如，她會在她河濱大道公寓的價格上撒謊，因為她想要人們覺得她是一名知識分子，流浪進一間漂亮的公寓，並沒有像更加布爾喬亞、更加普通的人們那樣在房產上花大筆的錢。這種謊言很有趣，因為它們服務於她一直在意的那個自己創造出的自我形象；換言之，她會扭曲外部世界，以適應她內心為自己人生所設定的強大畫面。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做。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這樣做。此處，人們想象她最大的謊言，就是她正在恢復，同時她迄今為止所設計的最大神話，就是她總能活下去，總能華麗地戰勝死亡，並全身而退。當一個人撒謊是為了保護並且強化他的神話，他是不是也在自我欺騙？

看著自己的母親一日不如一日，戴維內心在掙扎，充滿矛盾：一方面是母親對於疾病的智性態度，這種態度奉邏輯和理性為圭臬，以科學和明晰為準繩；另一方面，則是病房裡陰鬱的事實。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列出的那些理念，具有無法抗拒的純潔和魅力，然而時過境遷，此刻的桑塔格如果有雙慧眼，能洞察資訊，那麽她也許早就確信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了。在這次與癌症的最終對抗中，她需要的不是隱喻，而是安慰，她需要幻想，她需要難得糊塗。最後，桑塔格無法在沒有隱喻的情況下，同疾病共存；她需要戰鬥的理念，即使在戰鬥失敗之後。看到她筆電中有些隻言片語被塗掉了，會讓人覺得有些意思。在第一次生病期間，她寫下：“我感覺就像是越南戰爭。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們在我身上使用化學武器。”她把這句塗掉了，因為她決定不用這種方式思考疾病，因為她嚴格要求自己保持智性態度——不把疾病浪漫化。然而，就在這些鋼筆字跡之下，我們還是能夠看到那種運用戰爭和戰役作為隱喻的思維方式，這是她的自然傾向：無法抗拒地想要成為一名戰士的本能。

桑塔格在西雅圖治療失敗之後乘飛機轉院（安妮·萊博維茨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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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一個疑問：該如何告知大眾。有一個官方立場，但是這個官方立場不能表達確切的真實情況，而要更加接近桑塔格身體健康時在腦中描繪的同疾病的英勇戰役。不斷有人打電話來問情況，例如《紐約書評》四大創始編輯之一的芭芭拉·愛潑斯坦，還有史蒂芬·科赫，他們說蘇珊更喜歡在紐約接受治療，並且在當下的階段，“斯隆·凱特琳”能夠給予她與西雅圖相同的治療；他們不提移植手術失敗了。事實上，他們給人的印象是移植手術沒有失敗。“也許這無關緊要，”莎倫在給戴維的信中說，“但是你知道流言蜚語，人言可畏。”一些剪接事實的行為是顧慮桑塔格的隱私；有一些也許反映了桑塔格自己觀點的磁力場，或者那些身邊人認為是她的觀點：對樂觀主義瘋狂而不切實際的堅守，對死亡固執的蔑視。對外口徑是她處於康復之中，並且這種口徑不能改變。遲早，這會讓她身邊的絕大多數人感到焦慮不安，因為在該口徑中她的位置不能改變。她卡在那裡，固定在那裡，就像琥珀中的蟲子，不久以後會有一些推測、一些令人不安的想象和猜疑：她不再是寫出那本書的人了，不再是睿智的、神通廣大的、永遠可以康復的理論家。

治療確實在繼續。毫無疑問，僅僅為了讓她舒服點，也得這麽做。戴維與醫生們考慮了試驗性藥物。莎倫在谷歌上搜索兩種被討論過的藥物：法尼基酰轉移酶抑製劑（zarnestra）和氯法拉濱（clofarabine）。她給戴維發了一封電郵：“它們看上去都比較神奇……要是這東西管用呢？”在某種層面上，他們都還在等待靈丹妙藥，因為當時蘇珊從床上坐了起來，而且情況不錯。在某種層面上，她的意志讓他們深感敬畏，也深受影響。人們無法想象她將會死去，她長期以來一直都是那個不死之人。

桑塔格與兒子戴維（戴安·阿勃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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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過去一直都在絕境中工作。在1976年12月因為乳腺癌接受一輪化療之際，她下定決心要在一月初以前完成《論攝影》（On Photography），她做到了。在第一次癌症的整個煉獄過程中，她一直在努力尋找將該經歷付諸筆端的方法；她不斷揣摩技巧的問題。在治療最緊張的時候，她寫道：“我現在知道該如何應對’我’，拒絕個人色彩、遠離自傳體。”

因而，她在病床上寫下拉克斯內斯作品的導讀：“時間和太空在那個夢小說（dream novel）中變動不居。時間總是能夠被召回。太空是多重的。”臨結束時，她不斷地變換著文字。然而，這就是她一向的工作方式。當然，對於某一類人而言，導讀一個冰島的實驗小說，將其引入世界，是一種肯定生命的行為。非常年輕的時候，蘇珊在給一位情人的信中寫道：“你務必先知死然後生，艾琳，務必要知道生命臨近終結的腳步急促而緊密。”你可以看到，貫穿她那些隨意寫下的簡短文字中，有一條主線，那就是不相信死亡，不接受死亡，仿佛人們可以選擇。在一封信中，她提及她的法國編輯：“當我在巴黎時，我沒有給保羅·弗拉芒打電話，不過我當然迫切地想知道《死亡匣子》的法文譯本情況……我依然很難相信莫妮可死了，我猜想沒有給弗拉芒打電話的一個原因是，打這樣的電話會讓莫妮可的死亡在我心中更加真實。”這就是標誌性的桑塔格（不是寫作《疾病的隱喻》的那個直面堅硬事實的桑塔格，而是寫小說和筆記的更加狡猾的、一廂情願的桑塔格），有著魔術般的思維：一個人可以撤銷死亡，可以使其“不再真實”，可以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死亡。在被診斷出乳腺癌的很多年前，桑塔格在筆電中寫道：“幾天前想到自己的死亡，我有了一個發現。我意識到，迄今為止我的思維方式同時具有太抽象和太具體的特徵。太抽象：死亡。太具體：我。”

《暮色將至》

[美]凱蒂·洛芙 著 刁俊春 譯

大方·中信出版集團 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