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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巴西Bovespa指數升到100000點之上，創下歷史新高，巴西再次惹來世人注目。
其實，這已經是巴西牛市的第四個年頭，該指數從2016年的最低37064點一路上升而來（此前的歷史高點是2008年的73920點），累計升幅169%與疲弱的經濟形勢形成巨大的反差。
但緊接著，3月28日，巴西雷亞爾兌美元卻跌至4雷亞爾下方，日內跌幅超過3.1%，創2017年5月份以來最大單日跌幅，原因是投資者對該國養老金改革前景感到憂心忡忡。
巴西的經濟前景到底如何，是成色十足的“金磚”還是敗絮其中的混珠之魚目？
巴西概覽
桑巴舞曲響起，會令人忍不住要隨節奏翩然起舞。即便沒有受過訓練，即便沒有天賦，舞不出攝人心魄的風姿，只是跟著曲調搖擺，照樣可以感受到油然而生的快樂。這就是巴西風情。
巴西國土總面積854.74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五。其中，中部和南部是約佔全國面積60%的巴西高原，北部和西部是亞馬遜河流域平原，森林覆蓋率達62%。全國大部分地區處於熱帶，北部為熱帶雨林氣候，中部為熱帶草原氣候，南部部分地區為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巴西可耕地面積遼闊，已耕作的土地不及三分之一，可物產之豐饒已使其成為全球第一大咖啡生產國和出口國（故有“咖啡王國”的美譽），全球第一大的蔗糖生產和出口國、全球第一大的牛肉出口國。而大豆（中國有大量需求），巴西是全球第二大生產和出口國。
同時，巴西的礦產資源也非常豐富，在大宗商品走牛的時候靠販各種礦產，就能收獲巨額財富。例如巴西鐵礦石供應商淡水河谷在2006年銷售收入204億美元，淨利潤卻達到65億美元的驚人水準。其中，大部分收入和利潤都是從中國客戶身上賺走的。2006年，中國全國產鋼41878萬噸，同比增長18.48%，產量居全球第一，原料鐵礦石卻主要依賴進口。
巴西現有總人口2.09億元（2017年數據），暫時還處於人口紅利期。即大部分人口處於15-64歲的勞動年齡，65歲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佔比僅為8.6%（注意參照系，中國的數字是10.6%），而1-14歲的青少年人口佔比為21.7%，人口年齡結構總體處於相對健康的水準。8‰的自然增長率也預示人口新陳代謝維持著更良性的水準（該數據中國2017年還是5.32‰，2018年則加速跌至3.81‰，下圖頗有發人深省的信息）。
巴西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移民浪潮，所以人口的種族構成十分複雜。按照2010年的數據，巴西人口中47.3%為白種人，43.1%為混血種人，7.6%為黑人，2.1%為亞洲人，其余則為少數印第安人。
白種人主要來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德國、法國、波蘭和阿拉伯國家；黃種人則來自日本、朝鮮和中國。這些種族的文化與傳統差異非常顯著，反而促成了巴西演變為民族大熔爐，逐步形成了獨特的人文風情。
發展歷程
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羅·卡布拉爾抵達巴西，宣布這片土地歸屬葡萄牙，隨後十六世紀三十年代葡萄牙的遠征隊登陸巴西開始建立殖民地。1549年葡萄牙王室任命了首任總督，其後整個殖民地在葡萄牙統治下，順著大西洋沿岸結成一體。
最初，佩德羅·卡布拉爾將這片土地命名為“聖十字架”。後來由於葡萄牙殖民者從砍伐巴西紅木開始了經濟發展的征程，所以“紅木”（Brasil）一詞逐漸代替了“聖十字架”，成為巴西國名，並沿用至今。
十九世紀初，葡萄牙王室為了躲避拿破侖橫掃歐洲大陸的鋒芒而遷至巴西。巴西在“若昂六世”的治下出現了近現代意義上的第一次經濟景氣繁榮。1814年國家圖書館開館，1815年第一家蒸汽動力的工廠開建，巴西甚至組建了當時連葡萄牙的本土都沒有的商業銀行。“若昂六世”返回葡萄牙後，其子“佩德羅一世”稱帝，建立了巴西帝國。
帝國時期，巴西主要實行奴隸製，發展大莊園，在經濟和政治上依附於英國。1888年奴隸製被廢除，1889年豐塞卡將軍發動政變，推翻帝製，成立巴西合眾國。合眾國一直在磕磕碰碰中前行，因1929年的全球大蕭條，巴西畸形的“咖啡經濟”遭到重創，內部矛盾爆發導致了一系列的政變，既有獨裁統治，也有君主立憲複辟，城頭大王旗變幻不定，使得巴西政治始終陷於混亂之中。
經濟上，則是原巴西總統熱圖利奧·瓦加斯（1930-1945，1951-1954）的民族主義思想佔主導地位，即試圖通過國家掌握全國的工業特別是鋼鐵、煤炭和石油等重工業以實現民族自治、獨立以及發展，具體措施包括限制（甚至沒收）外資和私人資本，走的是既非“自由市場經濟”也非“指令經濟”的民族社會主義道路。這種國家資源國有化的方式削弱了經濟活力（與人民公社吃不飽穿不暖，沒有什麽本質不同），拉開了巴西與英國等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差距。
1964年，巴西再次發生政變，新上台的軍政府推行“進口替代戰略”，對外建立高關稅壁壘，對內扶植國有工業，倚靠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歐美資金的注入，1968年到1973年巴西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高達11.2%，被譽為“巴西奇跡”。但由於過度依賴債務發展經濟，巴西遭到了嚴重的反噬，1981年GDP出現了4.39%的負增長，且通貨膨脹率達到101.72%，巴西成為拉美債務危機的重災區，軍政府迫於各種壓力還政於民。
1989年11月，間隔30年後巴西再次舉行了選舉，費爾南多·科洛爾當選總統。這位總統既是巴西歷史上第一個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也是該國（乃至拉美國家歷史上）第一個被彈劾下台的總統。1992年他下台的時候丟下了一個經濟爛攤子，通貨膨脹率（CPI）高達951%，第二年（即1993年）進一步飆升到1927%。
這時候，右翼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登場，在1995年至2003年兩次擔任總統。他早在任職財政部部長期間，就開始領導實施著名的“雷亞爾計劃”（1993年4月頒布）。這是一個系統性的涉及到經濟與社會方方面面的結構性改革方案，首要任務是抗擊當時達到4位數的恐怖的通貨膨脹。雷亞爾計劃的核心是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要包括：
1、嚴格控制公共開支，財政開支，實施量入而出的政策，削減養老金等各種社會福利開支。
2、進一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乾預，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進程。
3、經濟自由化，拆除貿易和投資壁壘，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這些毫不稀奇的措施，在實施一年多後即取得奇效，通貨膨脹率從4位數的2075%降至1995年66%，GDP增速達到4.41%。到了1998年通脹率進一步降至個位數3.19%的低水準。“雷亞爾計劃”的成功幫助卡多佐贏得了高票連任。
但隨後是左翼的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2003-2010）當選總統，他的執政理念是經濟國家民主化，縮小收入差距。經濟政策由此左轉，大張旗鼓地發展國有經濟。儘管在其治下巴西的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576降至2009年0.537（卡多佐政府期間，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596降至2003年的0.576），但以2010年不變美元價計量的GDP僅從2002年的14181億美元緩慢增至17199億美元，8年間年複合增長率為2.44%（卡多佐政府8年間GDP增速為2.11%，但1993年開始連續3年超級通貨膨脹構成了對經濟的巨大挑戰）。
接著是更加偏左的迪爾瑪·羅塞夫（2011-2016）當選總統。為了迎合民眾需要，政府承諾了非常多的福利，導致財政陷入困境，經濟活力下降。結果，通貨膨脹、財政與貿易赤字、匯率貶值等等老問題又卷土重來。
直到2018年大選，有“巴西川普”之稱的右翼雅伊爾·博索納羅戰勝其他老牌政黨的政客當選巴西第44屆總統，因為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經濟自由化改革方案贏得了民意。他的方案包括：賦予央行更多獨立性、促進國企私有化、削減公共養老金系統、削減財政赤字、簡化稅制、削減政府冗余部門等等。這些內容並不新鮮，大多與卡多佐時代改革相一致，幾經折騰的巴西人民開始確信這才是正確的道路。
金磚國家還是脆弱國家的疑問
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在《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金磚”》一文中首次提出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為“金磚四國”，預言這四國的經濟增長潛力不可低估，將會迎來長周期的經濟繁榮，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新的增長極。然而事實上，只有印度和中國印證了這個預言。相比之下，巴西和俄羅斯，包括後來加入的南非不過是打醬油的，忝列其位罷了。
2013年，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又提出了“脆弱五國”（Fragile Five）的概念，指出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這五個國家，過度依賴外國投資，借款成本極易受美聯儲退出QE的影響。隨著外國投資者撤離，本幣將承受巨大的貶值壓力。從2014年開始，巴西貨幣雷亞爾對美元連續貶值，僅有2016年出現反彈，至今累積貶值幅度超過34%。以世界銀行發布的2010年不變美元價格計，GDP從2014年的2424億美元倒退到2017年的2278億美元（2018年世界銀行數據尚未發布，巴西官方以本幣計的2018年GDP增速為1.1%）。脆弱國家對於巴西，似乎也名副其實。
巴西社會的幾個特點
碎片化的政治體系
巴西現行憲法是1988年10月5日頒布的第八部憲法，實行的是總統製，但多黨在議會的政治組合變動不居，導致巴西總統權力穩固程度遠遜於美國總統。
巴西的政黨之多，可謂星羅棋布。目前合法登記的政黨就有35個之多，而2018年大選後在眾議院擁有席位的政黨也多達30個，即政治勢力高度碎片化（薩托利認為存在多個政黨、且沒有一個接近絕對多數時才能宣布為碎片化）。這要求總統組建內閣時必須與議會的其他政黨聯合組成超大規模執政聯盟。總統不得不與以利益集團為代表的各政黨進行大量交易談判才能推進改革議程。而且因為分散的談判對象以及千差萬別的利益訴求，為了達成協議，消耗不可避免。
這種離心型的政府模式（無法通過政治協調利益，扯皮沒完沒了），自然沒有效率可言。為了籠絡住執政聯盟背後的選民，政府還往往被短視所左右。一方面讓步於選民即期利益，另一方面也無力展開徹底的結構性改革（因為各種利益不容易調和，找不到主攻方向）。 這與日本“十年九相”的政治困局有相似之處，不同之處在於日本的政黨政治是執政黨內部的派系聯盟難以維持發生內耗。
及時享樂的風俗傳統
巴西有一句諺語廣為流傳：“全世界的遊客工作、攢錢，不就是為了跑到巴西來享受陽光、沙灘、烤肉嗎？而這類享受都在我們家門口”。這背後傳遞的價值觀就是及時享受生活，與進取、虔誠工作等資本主義精神相去甚遠。巴西的各種狂歡節，至今還熱衷原始的狂歡，包括肉體崇拜等等，也折射出巴西豪放而貪圖安逸的底層心理特徵。
這種傳統與巴西高福利制度交織成為阻礙巴西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國內的高福利成為這種傳統的溫床，助長巴西人甘於享樂的傾向；另一方面，這種傳統又鼓勵巴西人向政府索要更多的福利以滿足享樂的需要。悲催的是，巴西幼稚期的民主恰恰非常容易被這種扭曲的傳統所綁架，成為不斷抬高社會福利水準的推手。
奢侈的社會高福利
上世紀80年代，福利國家的觀念在拉美流行，而巴西成為了急先鋒式的實踐者，不僅建立了全民醫療和教育免費的制度，而且劃定了高額的救濟金、養老金和退休金，並推出諸如“我的家我的生活”等一系列惠及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生活補助計劃。
後來全球範圍內對高福利政策進行了反思和檢討，認為高福利不可持續，並且容易對民眾形成負向激勵，所以高等收入國家普遍展開了結構性改革削減福利以增加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來正向激勵民眾自立。而巴西卻沒有跟進做出相應的調整，且在碎片化的政治體系下，政治家反而更傾向於向民眾提供更多的福利示好以爭取支持，最終使得巴西的社會福利水準高到了奢侈的地步，抑製住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以退休金為例，與平均工資相比，巴西人的退休金相當於退休前稅後工資收入的97%。這個給付替代率水準之高，差不多冠絕全球。同樣，巴西對低收入人群的援助政策也並不是很合理，存在過度補貼的良性特徵，很容易助長低收入人群不勞而獲的道德風險。
巴西的社會保障福利系統對社會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激勵：
其一、高福利激勵一部分巴西人貪圖安逸，甘心接受政府救濟，失去了積極工作的欲望和自由競爭的能力。
其二、高福利必須通過高稅收來融資，而高稅負本質上是“以勤勞者為溝壑”，多勞者被動養活怠惰者，這會損害或破壞多勞者和勤勞者的努力動機。同時，高福利還會人為製造不平等，比如全社會供養退休的聯邦公務員，讓其享有令人怎舌的15～18萬美元退休金，簡直就是搶劫勤勞者。
其三、高稅負扭曲了收入分配，從而抑製經濟增長，又使得政府無法從稅收中獲得足夠的資金，從而迫使政府進一步加稅或增加債務，經濟增長受抑製的程度加深，形成惡性循環。
聯邦體制下的複雜稅制和高稅負
巴西共分為26個州和1個聯邦區（巴西利亞聯邦區），州下設市。聯邦政體意味著州（包括聯邦區）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包括擁有制定稅制和相應的征稅權，這使得巴西的整體稅制非常複雜。
巴西實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課稅制度，即將全部稅收劃分為共享稅和專享稅兩大類。共享稅為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或其中兩級政府共有，並按一定規則和比例在各級政府之間進行分成。專享稅則分別劃歸聯邦、州或地方政府，作為其專有收入。此外，企業還要交納各種社會性開支。
但不同於美國和德國這種高度成熟的聯邦稅制，巴西現行稅制不僅稅目繁多（包括社會一體化計劃費、臨時金融流通稅等古怪的稅種），而且稅率繁雜又經常變動，相當於不僅名義稅率高，隱性成本也很高（為了避免在稅務上犯錯，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總體而言，巴西屬於南美課稅較重的國家之一。
比如，巴西進口商品的零售價往往是CIF價（貿易術語，CIF=FOB+運費+保險費）的數倍不等。2017年，巴西作為IPhone X的全球首發地，但64GB的IPhone X售價達到了6999巴西雷亞爾，大約2150美元，大概相當於人民幣14200元，這個售價是美國價格的兩倍，也比國行價格高出了60%。如到巴西辦企業，面對各種五花八門的稅費（WTO規則之下的合法合規的國內稅），如不進行認真核算，失敗的命運幾難避免。
產業結構與“荷蘭病”
巴西患有“荷蘭病”，即巴西初級產品部門的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衰落的病症。巴西富饒的礦產資源在次貸危機之前（比如鐵礦石和石油）的大宗商品牛市中為巴西賺取了驚人的利潤。坐擁高利潤，享受高收入，變相擠壓了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
加上巴西文化傳統與工業存在著一種天然的不協調，導致工業部門，特別是製造業缺乏活力，趨於萎縮。一個例子是，富士康曾於2011年決定在巴西設廠，計劃在六年內投資120億美元發展科技製造業。可是該項目在第一期工廠試運行期間就遭遇了挫折，受雇的3000名巴西員工多次罷工，稱“工作太單調，缺乏升職機會”，要求富士康改善工作條件和提升工資。富士康最終只能選擇退出巴西。
正是這些原因導致巴西製造業增加值在GDP的佔比竟然比美國還低，產業結構非常不合理。當下，全球都在反思製造業的重要性。川普為了振興美國製造業，可謂不遺余力，無所不用其極。因為製造業對於吸納勞動力，增加就業的貢獻非常突出，而且在國際競爭中至關重要。而巴西低能力的製造業削弱了其國際競爭力，也減弱了該國縮減收入差距，消除貧困的能力。
低效的政府和落後的基礎設施
巴西的地形地貌不利於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而政府投資不足（政府開支主要用於社會福利）加重了巴西基礎設施落後的狀態。比如巴西第一大城市聖保羅並不沿海，它的出海口是臨近的桑托斯港，但兩者之間有著巨大的高差，這無疑增加了兩城之間的運費，且桑托斯港所在的低地過於狹小也限制了港口的發展。聯合國發布的最新一期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展望報告指出，到2040年，巴西在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上面的投資需要增長3.5倍。
拉美人的散漫和慵懶同樣體現在公務員系統，所以巴西政府的辦事效率實在不行，而且巴西龐雜的法律法規系統，更增加了繁文縟節式的辦事環節，導致了更低的效率，腐敗和低效成為了巴西政府的一個重要特徵。
巴西經濟基本面掃描
龜速向前的經濟增長
相比中國過去20年一路高歌猛進的經濟增長，巴西GDP增速近乎龜速。從1990年的1192億美元，27年間，才艱難增長至2017年的2278億美元（以世界銀行發布的2010年不變美元價格計），年複合增長率僅有2.42%。
更糟糕的是，2015年和2016年巴西還出現了3.54%和3.46%的大幅負增長（這種負增長的幅度在近30年的G20當中還是很大的）。據巴西官方披露，2018年經濟增長1.1%，從嚴重的衰退中恢復，但經濟增長前景仍不明朗，因為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明顯復甦，失業率仍高達兩位數。
值得慶幸的是，這個龜速前進的國家，早於中國列席於中高等收入國家行列，2017年人均GDP為10888.98美元，高於中國的7329.08美元的水準（均以世界銀行2010年不變美元價計）。
糟糕的通貨膨脹記錄
世界銀行有數據以來，巴西的通貨膨脹記錄就非常糟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基本都在三位數（年通脹率在100%至200%之間），九十年代初更是飆升到四位數，1990年達到創記錄的2947.73%。令人驚訝的是，巴西經濟在令人發指和恐懼的惡性通脹中不僅沒有崩潰，還有所成長，可謂奇跡。想來拉美人民樂觀豁達的天性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美元的實際流通和錨定功能也起到了作用。
之所以發生這種惡性通貨膨脹，本質還是因為巴西遲遲沒有建立起現代社會治理體系，貨幣發行毫無紀律性可言，一直處於超發，甚至濫發的狀態。進入本世紀之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觀，通貨膨脹基本沒有超過兩位數，但高通脹仍始終困擾著巴西經濟。這與央行缺乏獨立性，貨幣發行仍不受約束有關。1997年至2017年間廣義貨幣增速超過10%是經常的事情。另外，由於巴西的最低工資和養老金給付標準都與通貨膨脹水準掛鉤，這會造成通脹升高，工資隨之調高，企業成本上升，被迫漲價，從而推動通貨膨脹的螺旋式上升。
要改變高通脹的威脅，巴西亟待構建審慎的宏觀治理框架，首要任務就是把貨幣發行權力關進籠子裡，製止超發貨幣。
國際收支情況
因為製造業欠發達，巴西出口主要依賴於鐵礦石、石油等初級產品。隨著2008年次貸危機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不再堅挺，巴西的經常账戶出現惡化，連續多年出現赤字。這無疑為巴西短期的經濟亮起紅燈。儘管外商直接投資依然踴躍，持續的淨流入有助於巴西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但對於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而言，貿易赤字還是值得擔憂的。
失業率
一方面是經濟增長乏力，導致失業率攀升；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保障的福利過於優厚，導致自願失業而領取救濟金的人群增加。所以，高失業率在近10年來始終困擾著巴西。
潛力和優勢
改革在即
軍政府還政於民之後，巴西的再民主化進程和經濟發展都不理想。由於是民主體制，左右兩派都有機會在勝選之後把各自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帶到國家實踐的層面上來，所以這30年來巴西社會始終在左右兩極搖擺。
左翼道路提倡國家乾預主義，試圖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但因缺乏宏觀紀律性多次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失衡的泥潭；右翼道路主張自由市場化，強調宏觀紀律的重要性，但卻不受國民歡迎，因為自由競爭意味著生活壓力增加，個人不得不承受優勝劣汰的結果。
但恰恰是這幾十年的反覆折騰，成為巴西未來潛力和優勢的來源。人類歷史有一個顛撲不滅的真理，即社會能在不斷的試錯和學習中向正確的方向進化，最終走向更高層次的文明和繁榮，區別只在於不同的社會進化的速度或快或慢。
目前，巴西左右兩派的主張在觀念和實踐層面都有了較為充分的競爭，民眾已經在認知上累積了諸多經驗和教訓，智慧開啟從而有能力識別該走哪條路。右傾博索納羅當選2018年總統標誌著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佔了上風，也意味著巴西上下都同意進行社會改革，摒棄左派的經濟政策（為追求平等，抑製市場作用並實施高福利）。
2019年2月20日，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及其團隊正式向國會遞交社保改革提案。根據政府公布的提案內容，男性最低退休年齡改為65歲，女性最低退休改為62歲，過渡期為12年。此外，員工（或其他形式的繳納社保金的人員）即使達到上述年齡，還需要至少已繳納20年的社保金才能退休。這個方案非常有力度，是適應巴西病症的解藥。
改革的進展自然不會一帆風順。因為社保改革，在巴西事關憲法修正案，需要經過國會兩輪投票以及至少五分之三的票數才能獲得通過。因此，政治博弈還會繼續，民意也會繼續搖擺，但遲早會走到正確的道路上。英美的憲政文明和經濟文明之所以在今天受到推崇，何嘗不是在幾百年的緩慢進化而來。以此為參照，巴西不過是蹣跚學步的孩子而已。
後發優勢
英國人的工業化大概用了50到80年，德國人的工業化用的時間更短，日韓和中國台灣的追趕又快於德國。中國大陸的速度就更為驚人。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因為有樣本可供學習，所以追趕容易，超越難，但在碰到超越的天花板之前，後發者反而有優勢以較快的速度推動經濟發展。
巴西作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各方面資源稟賦都趨於平衡。現在又傾向於選擇經濟自由化的道路，故而有很大的機會發揮後發優勢以較快的速度實現增長，跨入高收入國家的部落。
投資展望
綜合來看，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巴西不是成色十足的金磚，但也不至於是魚目混珠。基於人類深刻的樂觀主義歷史觀，長期看，巴西的發展還是可以期待的，因為該國沒有明顯的短板。雖然在宏觀審慎管理上的後天不足，但應能通過學習得到改善，過去20年通貨膨脹水準不斷下降收斂至低水準就是明證。將來巴西政府完全有能力更好地管理宏觀經濟。
因此，巴西還是存在投資機會的。其中股市就值得關注：
一是巴西的證券化率比較低，2017年股票市值在GDP的佔比僅為46%，低於一般的中等收入國家和其他金磚國家的平均水準（中國同年的數字為71%，印度為89%，俄羅斯為39%，南非為352%，上述數據均取自世界銀行）。這是巴菲特先生頗為看重的一個指標，證券化率低意味著未來的成長空間大，股票市值在GDP的佔比不斷提高，要不靠存量上市公司市值增長，要不靠增量上市公司提升總市值。總而言之，股市存在水漲船高的機會。
二是儘管過去4年股市已經大漲了169%，但以明晟巴西指數為例，截至3月29日的估值並不算很貴，指數對應的靜態PE是14.99倍，PB為1.97倍（ishares.com）。如果巴西結構性改革能順利實施，巴西的經濟前景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上市公司的盈利和股指可能迎來戴維斯雙擊。至於風險，則在於巴西糟糕的通脹記錄，如果貨幣超發得不到有效控制，巴西雷亞爾本幣幣值非常脆弱，會進一步貶值，使得考慮到匯率的損益後投資收益變得不確定。
對於高淨值個人而言，不妨下個小注（巴西股票的配置比例可以佔全球資產配置的5-10%）。至於普通老百姓，還是看個熱鬧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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