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財經》記者 王麗娜
編輯 | 朱弢
2019年末，中國的生豬存欄數量比前一年減少了1.1億頭豬，同比下跌27.5%，這是2020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近20年來，這個下跌幅度前所未有，今年疫情衝擊之下，生豬養殖和供應就更趨緊張，豬肉價格因此始終難有明顯回調。
根據農業農村部統計，中國有2600萬個養豬場戶，其中99%是年出欄500頭以下的中小場戶，中小養殖場戶生產了全國一半的豬肉，是生豬穩產保供不可缺少的部分。農業農村部還表示，將繼續加大對中小養殖場戶的幫扶帶動力度，加快推動恢復產能。
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密集頒布生豬複產的政策，涉及財政、金融、土地、環評等各領域，為促進生豬生產護航。中國消耗的豬肉總量近全球的一半，生豬保供事關居民的“菜籃子”和“錢袋子”。
在這種形勢下，那些豬和養豬戶們經歷了什麽，生存情況如何，他們能否盡快順產複養，從而適度增加供應、平抑居高不下的豬肉價格？
今年元旦前後，在全國生豬養殖大省、生豬調出大省河南，《財經》記者走訪河南安陽、洛陽、駐馬店等多個市縣後發現，佔豬肉市場供應半壁江山的中小養殖場們，或面臨萎縮，或複產艱難，這可以部分解開豬肉價漲之謎。而各方面切實行動，幫他們解決有關養豬的各種問題，實際上就是從底層開始緩解豬肉生產與供應的難題。
爭搶仔豬，養豬有利可圖
在豫南地區從事生豬交易的豬經紀人楊智（化名）經歷過多個豬周期，這一年來的經歷還是讓他有“坐過山車”之感。2019年7月，生豬出欄價約18元/公斤，現在18元只是每斤的價格，相當於價格翻了一倍。去年10月和今年2月，生豬價格一度逼近40元/公斤，與此相應，一些地方豬肉價格最高時則衝破100元/公斤。
豬價高企，價格又不穩定，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增多。去年12月，一個客戶向楊智訂了兩車豬，近200頭，出欄價是37元/公斤，“當天晚上拉走一車，第二天另外那一車客戶不要了。估計是看掉價了，一天價格跌了近3元/公斤，拉過去至少賠5萬元。”他只好取消第二車的訂單，被豬場罰款了事。
現在楊智卻被要豬的電話追著。他合作的一些大豬場，需要先交少量定金，競拍中標後當天下午打全款。一車百十頭的豬70萬元左右，浙江的一個客戶訂了三車豬，全款200多萬當天打過來，“俺倆都沒見過面。有的小老闆聽說要先交定金，還害怕，這豬都沒見到呢。”還有一個客戶，一次從他那訂了八車豬，競拍前跟他商量出價時，“就說今天志在必得，有多少都打包要了。”
這都因為豬源緊張。楊智告訴《財經》記者，前幾年他每天接到的電話90%是賣豬，現在90%是買豬、找豬，“買豬時經紀人也不再挑大小肥瘦，就問有豬沒有。主動權從經紀人轉移到賣豬人手中。”
從事生豬交易20多年，楊智以前主要活躍在河南正陽縣一帶，正陽縣是全國養豬大縣、河南省生豬調出第一大縣。現在即時通訊發達，他坐在家裡就可以聯繫全國的養殖戶和買豬者，完成交易後賺取信息費。
這並不只是楊智個體的觀察，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從2015年起，生豬存欄連年下降，去年末生豬存欄量比2015年末少了1.4億余頭。
近年來生豬減產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散養戶退出、豬周期的影響、“南豬北養”的政策調整、因環保關停豬場，及2018年起肆虐的非洲豬瘟。但生豬減少在2019年尤為明顯，2019年末生豬存欄3.1億余頭，一年中少了1.1億多頭豬。
豬肉是中國大多數居民的主要消費的肉類食品，人均年消費40公斤豬肉，生豬保供事關居民“菜籃子”和“錢袋子”，政府層面尤為重視。多位養殖戶向《財經》記者表示，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農業口工作人員向他們了解生豬存欄數量，河南省出欄500頭以上的規模養豬場還納入直連直報的監測系統，豬場定期上報存欄量。
生豬減少，必然傳導到豬價和養豬戶接下來的養殖計劃。今年2月，情況又變了，楊智接到的買豬電話大部分是買仔豬，“從大場到小場都在買仔豬。”
活躍在豫北地區的豬經紀李恆（化名），也觀察到市場對仔豬的渴求。“現在大場、集團公司都在搶仔豬，砸錢買”。一頭30斤的小豬，散養戶進價在1600元-1800元，大場進價在2000元-2200元。“集團公司、大場需要的量大，對豬的質量要求高，經快速檢測試劑盒檢測合格後才能交易，因此價格相對高一些。以前人窮才養豬，現在大力養豬的都是有錢人。”
在洛陽經營豬場的王祺（化名），2月16日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仔豬火爆預定的信息，並配上一段小豬吃食的視頻。很快，他接到多個業務員的電話，“這個也問，那個也問，即便是在交易過程中，還有幾家公司谘詢。”
3月初，王祺和一家養豬企業簽下仔豬交易合約，1000頭小豬均重約14斤，賣價約每頭2000元。上個月，他出售200頭仔豬給一個散養戶，當時一頭小豬的均價是1600餘元。“大公司到處找豬，推高了仔豬的價格。”
資金難題，中小養豬戶家底很薄
進入春季，氣象漸暖，正是養豬補欄的時節，但高漲的仔豬價格讓農戶卻步。河南新鄉市獲嘉縣的一名養豬戶張明（化名）的豬舍裡現有50頭母豬，比2017年行情好時減產近75%。這些母豬是他的豬場自繁自養留下來的，買豬補欄對他來說價位太高，“家庭養殖場不少都賠錢，哪還有資金投入，等有錢了再說吧。”
在全國生豬調出大縣河南正陽，與豬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於清（化名）暫時也不打算補欄了。去年他有150頭母豬，7月因豬肺疫損失50多頭豬，又賣掉近50頭備份母豬，現在還有母豬約50頭。與很多農戶不同，去年他出欄的1000多頭豬大多趕上高價，去除飼料、豬用保健品，獲利140多萬元，一年賺了原來兩三年的錢。
於清告訴《財經》記者，暫時不打算買仔豬擴張，一是價高，二是還聽說有疫病暴發，“現在我豬少，養殖密度不大，之前一些（養殖場）因為疫病清場的都是密度太大。”
養殖戶普遍擔心的是非洲豬瘟。非洲豬瘟病毒是一種烈性傳染病，高致病性毒株死亡率可高達90%-100%，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將其列為法定報告動物疫病。非洲豬瘟流傳近百年，2018年進入中國，同年8月遼寧沈陽暴發首例非洲豬瘟疫情，隨後由北到南擴散至全國。
今年1月8日，農業農村部副部長於康震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從確診發生第一例到現在，“全國共報告發生162起非洲豬瘟疫情，撲殺120萬頭。”為扶持生豬生產，中央財政新增生豬調出大縣獎勵資金7億元和非洲豬瘟強製撲殺補助資金2.2億元，已經撥付到縣。非洲豬瘟撲殺補助標準為1200元/頭，中央財政對東、中、西部地區的補助比例分別為40%、60%、80%。農業農村部曾表示，國際撲殺標準一般為市場價格的50%至100%，中國的補助標準達到75%左右。
河南省公布的非洲豬瘟疫情有兩起，其中一起發生在新鄉市獲嘉縣。2018年9月14日，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檢測確認，獲嘉縣太山鎮程操村匯鑫牧業養殖場感染非洲豬瘟，發病生豬148頭，死亡64頭。
從獲嘉縣去往太山鎮程操村的路上，公路旁偶爾可見幾個養豬場，有的閑置，有的寫著轉讓。獲嘉縣曾經是河南的畜牧強縣，但近年來因豬場添加瘦肉精、暴發非洲豬瘟疫情受到影響。
去年12月底，《財經》記者來到獲嘉縣太山鎮程操村村北的匯鑫牧業養殖場，場內大門緊閉，辦公區也看不到有人走動。《財經》記者撥打養殖場負責人周善智的電話，一名女士接起電話後說，他們“沒有複養”。
“不敢上豬，現在上不起。”距離獲嘉縣近100公里的養豬戶李月（化名）感歎。她是河南省某直管縣的一名農民，從6頭母豬養起，養豬20年，去年發展到大小豬1000余頭。但厄運突然而至，去年1月豬大批死亡，去年12月又相繼死去幾十頭豬，目前還有30多頭母豬和幾十頭小豬。
去年12月28日下午，《財經》記者見到李月時，她正在和丈夫生悶氣。丈夫和衣而臥躺在院子裡的汽車後排座椅上睡覺，“他躺這兩天了，不吃飯也不說話，他這是生氣、埋怨我。”
李月告訴《財經》記者，幾天前她在產床上看到小豬耳朵發紅髮紫，擔心小豬生病，後來有人介紹一種飼料搭配三種保健藥，據稱可以預防疫病，她借了3000多元買了一噸。當時丈夫主張賣掉這批豬，找好了豬經紀人，她沒讓賣。可是藥和飼料用物流發過來，連包裝都沒有，也沒擋住豬發病。“我倆擱家裡打架，他也是氣得沒法兒。”
院子裡的板車上，還堆放著小豬的屍體，等待無公害處理。夫婦倆本來希望這批豬可以賣個好價錢，現在希望泡湯，養豬損失再次加劇。去年1月初，她的豬發病死亡時，她報告給當地畜牧部門。李月說，“來人抽血抽了三頭豬”，但最終結果她並不清楚，陰歷年前豬發的病，到了2019年春節後70余頭母豬和500多頭育肥豬被無害化處理，“保險說是非正常死亡，只能報少量”。她沒拿到撲殺補貼。
去年8月，李月到當地農業農村局反映撲殺補償問題，並被受理。李月出具的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顯示，李月家的豬場發病後，縣政府決定協調保險公司為發病豬場先期開展最大程度的理賠，剩餘小部分政府兜底。豬場共有近百頭母豬，實際投保不足一半，“故沒有對其病死豬進行最大限度的理賠”，“最終僅按照顧和規定”為其理賠6萬餘元。
這份意見書還稱，對死亡的生豬進行就地無害化深埋處理後，李月的核心訴求是按撲殺進行補償，“該訴求不符合上級政策（因為沒有撲殺），無法發放補殺補助，為最大限度減少你場損失，盡快恢復生豬生產：我局決定從上級下達的恢復生豬生產資金中撥付10萬元給你場。”李月告訴《財經》記者，因他們對處理意見不滿，最後又多給了幾萬元。
養豬多年遭此重創後，李月15歲輟學的兒子外出打工，最近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又賦閑在家。
豫北一名養殖企業負責人祁亮（化名）同樣發愁資金。此前高峰時他有1000多頭母豬，年出欄量2萬頭。2018年底他的豬場發病，上報之後進行就地無害化處理，減產上萬頭，其中大部分是活豬被處理掩埋。
3月初，祁亮告訴《財經》記者，一年多以來他多次與政府溝通，補償款至今未落實。祁亮希望拿到補貼後，能夠有錢補欄，當地大場的7公斤仔豬，價格已經高達每頭2400元。現在備份母豬的價格已經從2018年底的每頭2000元漲至6000元。“補貼款下不來，幹什麽都沒法往前走。如果補償款能早點下來，就能更早開始複養。”
複養門檻，養豬戶的掙扎
亟需生豬複產資金的祁亮，期待能得到政策扶持。
為扶持生豬複產，從中央到地方頒布了一系列政策，這也是市場低谷期政府頒布政策性扶持的慣常做法。去年農業農村部兩次發文助力生豬生產，多次會議對全國生豬穩產保供作出部署。12月6日印發《加快生豬生產恢復發展三年行動方案》，要確保2020年年底前產能基本恢復到接近常年的水準，2021年恢復正常。
方案指出，落實生豬規模化養殖場建設補助項目；保障養殖用地，落實生豬養殖用地按農用地管理政策，不需辦理建設用地審批手續；用好生豬調出大縣獎勵資金，落實非洲豬瘟強製撲殺補助經費；幫扶中小養殖戶恢復生產等。去年3月頒布的政策還包括，盡快研究頒布對種豬場、地方豬保種場和規模豬場的臨時性生產救助補貼政策，協調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充分發揮政策性擔保功能，為生豬養殖場戶申請貸款提供增信支持等。
祁亮希望申請生豬規模化養殖場建設項目，這個項目去年9月由發改委、農業農村部開始實施，對2020年底前新建、改擴建種豬場、規模豬場(戶)，禁養區內規模養豬場(戶)異地重建等給予一次性補助。中央補助比例原則上不超過項目總投資的30%，最低不少於50萬元，最高不超過500萬元。
此前祁亮豬場的年出欄量超2萬頭，生豬規模化養殖場一般指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豬場。
但生豬規模化養殖場建設項目有嚴格的門檻和資金分配額度要求。去年10月，祁亮了解到河南省細化的申報標準：年出欄必須在1萬頭至5萬頭之間，且各地根據2018年生豬出欄量和前期調查，測算各地可申報項目分配指標，各市一般就兩三個名額。為了申報成功，祁亮找專業人員設計申報標書，但最終失敗。
申請銀行貸款同樣困難重重，祁亮的資金支持主要來自向親朋好友籌借。他稱，當地還不允許生豬、豬場做抵押物申請銀行貸款，他只能以個人建案作為抵押物。去年，他申請200萬元的銀行貼息貸款，當地銀行還隻貼部分利息，“算下來拿到1萬多元的貼息”。
不少中小規模養殖場都面臨融資困難。王祺在洛陽的豬場年出欄量三四千頭，他想再建新豬場需要資金支持。去年11月洛陽市政府組織銀企洽淡會，方便有貸款融資意向的養豬企業直接與金融機構對接，當時有王祺在內的多家規模化養殖企業參與。“市政府和金融辦很重視，把一些銀行行長叫過來，讓行長親自參與對接。”
但對接並不理想。王祺表示，洽淡會不久，五六家銀行的工作人員找他，“但是一擺條件，貸款方式還和以前一樣，首先問你有沒有房產或者什麽東西做抵押物？養豬企業最大的資產在豬和豬場上，房產能有多少錢？最後就沒貸成。”
但多個養殖企業負責人都表示，扶持政策看得到但“落不到自己頭上”，現有政策比較傾向大型養殖集團。
以貸款貼息為例，據去年9月《農民日報》報導，河南省力爭2019年-2022年每年外調生豬保持在1700萬頭以上，河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制定了具體支持措施，落實“兩場”貸款貼息政策，對154家養豬企業給予1.1億元的貼息補助。
另據牧原股份去年12月25日發布的公告，根據河南省《關於下達種豬場和規模豬場流動資金貸款貼息資金的通知》、湖北省《2019年種豬場和規模豬場流動資金貸款貼息情況公示》，收到流動資金貸款貼息補助共計7300萬元，這些補助已由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八家子公司入账。
小型豬場的日子也不好過。王祺在去年以前還代理飼料銷售，與當地和周邊縣市中小規模養豬場、散養戶聯繫密切。他告訴《財經》記者，不少豬場複產不理想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資金，造成主動補欄困難，不少養殖戶負債累累，2018年行情不好，一年都不賺錢，春季生豬出欄價跌到5元一斤，後來疫病暴發，一些養殖戶恐慌性拋售、減產。“很多養殖戶一直在借錢養豬、賒账養豬，飼料款還賴著。”
到目前，還有30多家養豬戶拖欠王祺飼料款。疫病暴發後，擔心小養殖戶防範能力不強，“他們欠我錢我害怕他們的豬發病，我就免費贈送消毒液。”再後來他看生豬減產嚴重，飼料銷售一度陷入“停頓”，去年春季他停掉飼料代銷業務。
飼料欠款王祺也沒急著去催要，之前還有討債公司主動找到他，提出替他討債，他也拒絕了。他說，自己也是養豬人，“養豬戶不容易，真是沒錢，有點錢他們還想複養賺錢，你去要他們會非常為難，不能把人家資金一點點擠光了。”
豬經紀李恆也同時兼賣飼料多年。他說，自己也有100多萬元欠帳，“在外邊飄著，都是周圍縣裡面養豬場欠的飼料款。”去年底，他起訴了獲嘉縣的一個養豬戶，對方年出欄量在上萬頭，因減產嚴重，不再養豬外出打工。“我是沒辦法才起訴，起訴他是因為當時簽的借款協議有擔保人。”河南正陽的一名飼料銷售人士告訴《財經》記者，此前一名養殖戶因環保政策不養豬了，為了還飼料款，“給了我20多頭小豬抵账”。
直面豬周期，風險需要合理分擔
46歲的王祺養豬18年，他把養豬事業比作賭博，賭對了、踩準了節奏，就能賺錢。2001年在外打工幾年後，他回到家鄉在老宅牆外建起豬舍，買入40多頭豬，一共投資8000元。那時候農村家家戶戶都養幾頭豬，現在經歷過四五輪豬周期和疾病淘汰，一個村子沒剩幾家養殖戶，他的豬場發展為規模化養殖企業。他能歷數過去每3年-4年一次豬周期的高峰和低谷，還記得當時的豬價和每隔幾年豬身上爆發的發病率高的疾病。
豬周期的運行邏輯看似簡單，即肉價高時，提高母豬存欄量，致生豬供應增加，隨後肉價下跌，養殖戶減產、淘汰母豬，這又導致生豬供應減少肉價上漲，以此反覆。每一次價格低谷期都會淘汰一些養豬戶，重新調整生豬養殖結構。但複雜性在於，產業政策、環保因素、原料價格、疾病等外在因素會影響養殖戶的養殖行為，養殖戶也會進行養豬收益與投入其他勞動收益的比較。因此踩準豬周期並非易事。
王祺經歷第一個豬周期時，完全慘敗，隨後漸漸能把握住行情，又介入生豬交易、飼料、獸藥、凍豬肉等領域，深入養豬產業鏈各環節。“後來每次低谷我的豬最少，在高峰時及時退出，速度要快，膽子要大。”預估到這幾年的行情，2017年他賣掉100多頭母豬，留下少量母豬，去年6月補欄100多頭母豬，現在陸續產仔豬，趕上這波仔豬的高價。
為加快生豬生產，從中央到地方提出破解養殖用地難題，明確提出生豬養殖用地按農用地管理。王祺希望今年能拿到新的土地建豬場，“規劃和環評手續正在做。”
減產損失巨大的祁亮，現在進退兩難。他希望能有資金補欄，恢復以往的規模，豬場是他和父親兩代人的心血。
李月表示，喂豬多年使她落下腰病，50多歲了也不適合出去打工，只能繼續在養豬的路上“往前走吧。”
獲嘉縣的張明說，如果不算這次疫情，養豬20多年總體算下來是賺錢的，當地人均六分地務農支撐不起家庭支出，“還能雇幾個年齡大點的村民幫助他們創收，年輕點的都外出打工啦。”
也有人不得不退出這行。河南滑縣的一名飼料商，此前養了17年豬，靠養豬積攢的錢翻建了家裡的房子，但恰恰是在去年，在豬肉價格上漲期間，這位飼料商開始不再養豬，因為相比過去，各種養殖成本和風險上升更快。
正陽縣的養殖戶於清，算是比較幸運。此前他從事生豬交易，往外運豬。2008年，國家頒布優惠政策，對新建的標準化生豬養殖場給予財政補貼。次年，於清轉投養豬業，申請到15萬元的豬場建設補貼。雖然去年賺了140多萬元，今年他並不打算急於恢復到之前的規模，準備觀望一下非洲豬瘟疫苗的進展。
去年7月，於清的豬發病時，他擔心得吃睡不香，甚至照著聽說的偏方在豬飼料裡混入打碎的蒜瓣，所幸只是豬肺疫。現在他盡心照料他現有的豬，給豬餵食大品牌的飼料，添加魚粉、乳清粉，“誰讓它貴著呢”。
對於生豬複產，一名業內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集團化養殖場和超大型的規模化養殖場，融資能力強，迎來擴張機遇，業績增長較快，這在一些養豬上市公司的財報裡均有體現。小規模的養殖場和散養戶，複產所需資金量不大，“而且船小好調頭，靈活性也強。”
比較尷尬的是中型規模化養殖場，複產投資可能需上千萬元，融資困難。因此，這位業內人士認為，生豬養殖結構將可能有所調整，未來的主力軍是大型養殖集團和中小養殖戶，中小養殖戶數量眾多，“整體出欄的豬估計佔一半以上”。“如果政策到位，農民有錢賺自然有複養的積極性。”他說。
河南省養豬行業協會的一名人士表示，部分養殖戶缺乏複產資金，又信心不足，“一是生豬複產的財政、金融政策提供的支持有限，二是一些政策不能實現、難以落地，三是銀行向普通養殖戶貸款的積極性不高。”對此，《財經》記者還聯繫河南省農業農村廳，採訪生豬複產政策的落實情況和複產形勢，至今未獲得回復。
金融支持不足的問題或許在將來能有所緩解。今年3月19日，農業農村部、財政部、中國銀保監會發文，將享受臨時貸款貼息補助政策的規模豬場條件由年出欄5000頭以上調整為年出欄500頭以上；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要積極為符合擔保要求的種豬場（含地方豬保種場）和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規模豬場提供信貸擔保服務；將土地經營權、養殖圈舍、大型養殖機械抵押貸款試點範圍擴大到全國，並積極穩妥開展生豬活體抵押貸款試點。
今年3月初，祁亮收到市金融工作局有關收集整理銀企對接項目的通知，各企業可向主管部門提出融資需求。祁亮詢問得知，此類融資需求傾向有住房抵押或者擔保公司擔保，最終融資需求是否被滿足還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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