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分錢對上1分錢，印度藥帶來價格戰？

文 |《財經》記者 趙天宇

編輯 | 王小

2019年10月9日，國家衛健委公布第一批鼓勵仿製藥的33個品種清單，抗癌、抗艾滋病毒用藥、罕見病藥物等皆在名單中。這些藥品會在臨床試驗、技術研究、審評審批中獲得支持。

另一面，更多製藥企業的路已經越走越窄。很多企業都有同一藥品的生產能力，藥效未必多好，銷售“地面戰”卻十分激烈，顯現出無序、無謂的競爭。

“今天大家之所以感覺到寒冬來了，我認為是過去十年我們研發不足造成的。”先聲藥業董事長任晉生在“2019中國醫藥企業家科學家投資家大會”上一語點破，轉變的發生比想象中快，說明企業前瞻性不夠，實際行動少。

中國仿製藥企業正在經歷一次徹底調整，而沒人想被淘汰。“大家在狹窄的路上塞車，還不如退而求其次，找到自身的發展道路。”方源資本董事總經理呂明方說。每家藥企的解題思路不同，有的強化仿製能力，爭取成為全國最質優價廉的那個；有的切換賽道去做創新藥，但那條路上更加危機四伏。

中國藥企該往何處去？

與印度人聯手

自今年9月24日全國藥品“4+7”帶量採購擴大範圍，印度藥企代表現身參加後，“狼來了”之聲不絕於耳，中國製藥企業的掌門人們愈發緊張起來。

“4+7”帶量採購，是國家醫保局牽頭，以藥品採購量為籌碼換取降價，公立醫院保證中標藥品的採購量。這是一劑猛藥，企業為了中標後的市場，降價幅度之大在業內產生震蕩。

中國近5000家製藥企業，絕大多數生產的是仿製藥。降價談判動輒幾分錢一片藥的低價，令不少藥企人員在各大公開場合屢屢直呼“慘烈”。

電影《我不是藥神》中患者去印度買藥的情節，令印度藥“低價”的觀念深入人心。中國的仿製藥企業一把手們怕的是，以產品價格低廉著稱的印度仿製藥企，在帶量採購中以低價策略勝出，讓原本生存空間受擠壓的中國仿製藥日子更加難過。

實際上，這是對印度仿製藥的偏見。花了兩年時間對印度藥廠進行梳理和觀察，康哲藥業董事長林剛說，中國藥企對印度同行的理解不深，印度藥並不等同於“價格戰”。

林剛將印度藥企分為兩類，一類是本土市場企業。這些藥企全面拚價格，比中國現在的“價格戰”還慘烈，價格更低，比如中國帶量採購中標了6分錢一片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引發業內哀鴻遍野，但印度藥甚至可以達到1分錢。

稍可安心的是，這些產品進不了中國，因為它的技術水準和製藥設備，比中國現在的企業差很多。

另一類，是印度那些國際化的大藥企。它們的“進擊之路”絕不是靠價格戰，反而是創新。林剛分析，這類仿製藥企業每年投入的研發費用非常高，劑型改造的過程也存在著大量的創新。在他看來，中國那些靠純粹價格戰的品種，不用怕印度藥廠，除非中國藥企報出的價格還是虛高——但只要出現第三、第四、第五家競爭者後，價格終究會降。

“我們假設的‘狼來了’是錯的，印度藥企根本不是靠價格來競爭，更多是用創新來和中國競爭。”林剛說。

中國製藥企業無奈地發現，仿製基礎品種，然後持續生產，便能獲取豐厚利潤的“閉門造車”時代已經結束。它們必須把視線轉向全球，在國際市場中衡量中國、印度藥廠的位置。

複星醫藥董事長陳啟宇的總結是，美國是創新研發人才的源泉，中國是最大的核心市場，印度則是仿製藥低成本研發和製造的中心。

既然與印度藥廠爭地盤的擦槍走火已無可避免，中國製藥企業要做的就是轉變心態，直面競爭。

聖和藥業董事長王勇說，對中國近5000家藥企來說，印度進來一家，相當於5000裡面加一個，其實沒什麽大不了，本質是中國這5000家在一起怎麽辦。中國的藥企需要競爭。

很多藥企掌門人已經認識到，不能把印度藥廠標簽化，實際上同中國企業同台競爭的，是國際化的大藥廠。

林剛提出了一個思路，也是康哲藥業正在做的，今年其與印度藥企太陽藥業（Sun Pharma）在2個創新產品、8個仿製藥進行合作，後者是全球第四大仿製藥企。他說，印度的仿製藥企業，很少像歐美企業自建體系，所以他們很多在尋找中國的合作者，想把產品引入中國。

中國的中、小型藥企可以考慮與印度藥廠合作，尋求有希望在中國通過一致性評價前三家的品種。這部分產品也許仍有競爭力，仍有活路。“和印度企業談合作、談融合，不是競爭。”林剛說。

今年以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印度藥企與中企合作。例如，7月16日，西普拉（Cipla）歐洲分公司 CiplaEU 宣布與江蘇創諾製藥有限公司成立合資公司，作為西普拉在華的分公司，建設吸入劑產品生產基地。7月29日，四環醫藥控股集團宣布和印度藥企Strides Limited醫藥科學公司成立合資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從事藥品注冊和銷售業務。

仿製藥一致性評價，由國家藥監局審評，要求仿製藥質量、藥效達到與原研藥一致的水準。同品種藥品，通過一致性評價的生產企業達到3家以上的，在全國藥品帶量採購中，不再選用未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品種。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製藥才有資格競標帶量採購，以此防範“唯低價是取”，劣幣驅逐良幣的風險。

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仿製藥，在愈加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能脫穎而出的，必定是質量。質優價廉的產品永遠是企業追求的，但兩邊很難平衡。

四川匯宇藥業董事長丁兆，他的公司產品在英國市場經歷過與印度藥企的廝殺，“殺得很慘烈”。按他的經驗，在價格和質量之間的取捨之道，直接決定了企業的命運。歐美GMP嚴監管的情況下，如果企業為了低成本中標，犧牲了質量，那一定走向了滅亡之路，“如果企業不想死，質量這條紅線絕對不能踩”。

走上國際市場的印度藥企，同樣不斷經歷著各國藥品監管部門的質量檢查，也會因違反藥品生產標準，收到來自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警告信。中國藥企如果繼續走仿製藥這條路，無論是供應哪個國家的市場，或者與哪些印度廠商合作，“嚴守質量關”這條準則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找對新方向

不少藥企掌門人、投資者認為，中國製藥行業正在回到“本質”，也就是工業製造業。

仿製藥價格下降，生產企業又要保證利潤、提升質量，這就倒逼藥企進行利潤合理分布和質量的升級。泰德製藥總經理孔泰分析，藥企在調整行銷費用的同時，還要創新，但不只是藥品上的創新，還包括藥企管理效率的提升，“降本增效”一定要成為企業重要的策略。

與中國任何其他製造行業一樣，隨著人力成本上升、環保要求趨嚴，製藥行業的成本控制越來越難。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名譽會長於明德一直認為，環境汙染並非是藥企技術過不了關，而是成本問題。某家大藥企帶他看過環保在線監測的數值，當時完全達標，但這家企業被環保部門點名過，原因就是環保處理設施開動起來，成本受不了。

這些困難早在幾年前就已浮現，不過，在仿製藥就賣高價的好日子，慢吞吞走著很舒服——直到淘汰賽發令槍響，突然得搶跑。吃不消是必然的。

在任晉生看來，未來從事仿製藥的企業數量會越來越少，淘汰速度的快慢取決於政策；全國藥品帶量採購價格在目前基礎上也許還會降。企業的關注點和資源，應放到創新藥研發上。恆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也坦承，在今年已經把一般的仿製藥停掉，隻做創新藥和有核心價值的高端仿製藥。

以仿製為基礎的中國藥企，陡然轉向創新藥顯然很難，心有余而力不足。

“仿製藥的賽道變得很窄，創新的賽道就不窄嗎？”林剛說，企業明明有能力做更多的仿製藥，但就想做創新藥，投入幾十億卻有可能失敗。不要僅著眼於狹義的創新藥，每個企業有自己的特徵，能做出新劑型、能做到產品前三家也行，目的都是為獲得有長久競爭力的產品。

現在做一般的仿製藥，企業能活；做me-too藥的企業，股東也許能掙點小錢；真正想掙錢的，要有新靶點藥，做到全國甚至全球前三家。

普瑞基準創始人季序我告訴《財經》記者，新藥研發的回報率在下降，低垂的果實已經采摘得差不多了。新藥研發在中國有很好的外部環境，比如政策支持，資本追捧；但研發的同質化嚴重，即高水準重複。比如有相同靶點、相同生物標誌物的同類藥，未來在商業上也許會面臨較大壓力。

中國目前的新藥研發現狀是，很少有first-in-class，但是企業跟隨得非常快，越追越近。抗癌藥PD-1抑製劑的中外對比是很典型的，這是一種腫瘤免疫治療新藥，2014年9月在美國上市，2018年進入中國市場；僅幾個月後，2018年底便迎來了中國國產的PD-1獲批的消息。

季序我說，以前的情況是已經有路，企業沿著車轍就可以跑起來。但是現在，中國藥企越來越走向無人蹚路的地方，這就需要企業有獨立的判斷。

無論如何，藥企的轉型必須采取行動，如哈藥股份總經理徐海瑛所說，再不動，可能真的就是死路一條。

（本文首刊於2019年11月1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