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公眾號： 英國那些事兒
韓國女生金素珍永遠不會忘了在墮胎結束後的那晚，她體會到的那種身心雙重痛苦。
今年21歲的她，在意外懷孕後就一直在網上查找如何獲得合法墮胎機會的資料。
然而，所有網上給出的建議，都是讓她想辦法找一些法律的漏洞進行合法墮胎。
這些建議對素珍來說一點用都沒有，最終，她還是選擇了一家小診所，悄悄地接受了墮胎手術。
非法墮胎風險很高，結束之後的素珍因為沒得到合理的護理，一整個晚上都痛苦地蜷縮著。
並且，更嚴重的是，按照韓國的法律，素珍的行為已經構成刑事犯罪了。
是的，在韓國，女性如果不是在極端情況下，比如亂倫、強奸、威脅生命危險的妊娠並得到伴侶的同意的情況下，一律不允許墮胎。
擅自采取非法墮胎行為的女性，一旦被起訴，最高可能面臨一年監禁，罰款200萬韓元。
然而，即便知道法律不允許自己墮胎，素珍依然清楚地知道，自己無法承受生育的後果，所以她沒有別的選擇：
“墮胎對我來說是個很艱難的決定，但對我而言也是正確的決定。”
像素珍這樣的接受冒著健康的風險、犯法的風險接受墮胎手術的韓國女生還很多。
2016年，就有超過50萬韓國女性接受了非法墮胎手術，這個數字甚至超出了當年韓國新生嬰兒的數量。
為什麽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韓國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實行這樣嚴格的墮胎禁令？
在為了提高國家生育率的環境中喪失了子宮主導權的韓國女性們，到底該如何要回自己身體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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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抗議，韓國女性也要戴著口罩
最近，韓國首爾出現了一次女性抗議活動：
3000多名韓國女性走上街頭，舉著寫滿抗爭標語的牌子，期望能夠呼籲公眾支持女性合法墮胎權利。
然而，其中大多數人，都戴著黑色的口罩。
一方面，她們是真的想為自己的身體權利抗爭。
但另一方面，她們也害怕這種抗爭給自己帶來巨大的麻煩：不管是法律上的，還是輿論壓力下的。
要想知道，為什麽在一個墮胎實際上很普遍的韓國，要想正大光明地呼喊一次“反對嚴格的墮胎禁令”，就這麽難？
除了需要看看韓國的法律外，也許也需要看看他們的生育政策。
▲韓國女性在2010年3月的首爾市中心公園舉行的集會上舉起了“停止墮胎侵害婦女權益”的標語牌 圖片來源：真知社（豆瓣）
根據1953年韓國頒布的刑法，在韓國墮胎是而被定位為刑事犯罪的。
1973年，在新的”孕婦和兒童”健康法中，對於墮胎問題給出了進一步的規定：
除非孕婦及其配偶患有某些遺傳性疾病，或者懷孕是由強奸和亂倫導致的，又或者繼續懷孕會對孕婦產生生命威脅，其他情況下，任何墮胎行為都是違法的。
違法采取墮胎行為的醫生會被判兩年監禁，自行墮胎的女性也會受到一年監禁和相應的經濟懲罰。
這樣嚴格的規定，雖然說是出於對嬰兒個人權利的考慮出發、出於對生命的尊重而制定的 。但在實際操作中，常常會為了配合國家的生育政策，有不同程度的放鬆或收緊。
比如，在1960-1980年代的韓國，在國家政府在提倡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的情況下，韓國的墮胎禁令執行得並不是很嚴格。
60年代的韓國，到處都有墮胎巴士小診所在給女性們做墮胎手術。
70/80年代的韓國醫院和診所裡，經常有各種醫生和孕婦，在法律擦邊球的情況下執行和接受墮胎手術。
1974年的韓國生育海報：讓我們只要兩個孩子，並把他們養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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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控制人口政策的執行，到了2000年代時，韓國的生育率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這時候，政府和反墮胎運動者就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打擊非法墮胎了。
這種“打擊”力度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持續加強：
嚴格控制醫院墮胎程式，打擊非法墮胎診所，處罰接受墮胎手術的女性和醫生等等。
從這種政策執行的變化中，其實也能感受到韓國政府對女性的態度：
當國家需要控制生育率的時候，就算法律不允許墮胎，實際操作中也會放鬆管理，給女性們降低墮胎難度；
但當國家需要提高生育率的時候，女性們就不該墮胎，實際操作中就應該嚴格打擊墮胎行為。
雖然這時候的法律，和十多年前的並沒有什麽不同…
這種變化，也可以從韓國的不同年代的生育海報中看到。
1981年韓國生育海報：即使兩個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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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韓國生育海報：至少兩個，或者三個孩子，而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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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人數比新生兒還多
禁止墮胎
只會讓更多女性們尋求非法墮胎
但政府禁止墮胎，就真的能阻止女性們墮胎了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政府禁止墮胎，只是讓女性們更多地選擇非法墮胎。
去小診所偷偷地接受墮胎手術，又或者是網購墮胎藥物自行流產。甚至有人開展針對有經濟條件的韓國女性的“歐洲墮胎之旅”服務...
根據韓國衛生部統計，2010年，韓國至少有16.9萬人是接受了墮胎手術的。
而根據韓國的學術機構研究，實際數字可能遠超過政府給出的數據：
2016年，韓國接受非法墮胎手術的人可能鋼彈50萬-100萬人次。而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當年韓國新生嬰兒出生數量。
另外，禁止墮胎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讓很多韓國女性感受到非常強烈的壓力。
很常見的一個現象是，即使是符合國家合法墮胎的規定，很多女性都經歷過被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敲詐的事情。
自己懷孕了，但如果想要獲得墮胎按照法律就一定要獲得伴侶的同意，這時候伴侶就對自己有了法律上的優勢：要麽同意我的條件，要麽我不同意你進行墮胎。
就算是私下采取非法墮胎，也有可能遭到男友或丈夫的舉報…
這種情況並非危言聳聽，在過去是時有發生的 。
利用墮胎禁令來敲詐自己女友的男性，和利用隱私照片來敲詐自己伴侶的人，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利用性別優勢對女性進行的控制和剝削。
另外，這種社會壓力下，也導致願意提供墮胎手術的醫生們，收費越來越高。因為他們每進行一次墮胎手術，都要面臨被起訴和罰款的風險。
所以很多支付不起墮胎費用的女性，只能選擇網絡購買墮胎藥物自行流產，極大地增加了墮胎的不安全性。
比如，接受歐美媒體採訪的24歲女生李明姬。
她意外懷孕後，從網上找到了購買墮胎藥品的管道。
但是藥流並不是很成功，現在的明姬不得不再次接受手術，清楚自己子宮中的多餘殘留的組織。
這讓作為基督徒的她非常痛苦：“我覺得這是對我犯下的罪的懲罰，我以為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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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才是根源
女人究竟是可以控制的生育工具
還是值得重視的合法公民
對於上文中，像明姬這樣的信教的女生來說，有大量基督教信眾的韓國還很多。
對這部分女生來說，她們要獲得墮胎權利，除了有法律上的障礙外，也要面對嚴苛的社會輿論壓力。
基督教家庭對墮胎的抨擊就不用多少了，還有更多的人覺得采取墮胎行為對女生來說是一種冤罪殺機：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墮胎和行凶有什麽差別？
隻考慮自己不考慮孩子？
然而，這些指責似乎都將過錯推到了女性身上：
意外懷孕是女性的錯，非法墮胎是女性的錯，國家生育率不高也是女性的錯…
但女性自身的權利，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對今後生活的控制權，卻仿佛成為了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研究墮胎問題的韓國學者Kim Jim-seon才會說，墮胎禁令的根源，其實是在於韓國社會對女性廣泛的偏見：
“一切都是和政府如何看待女性的存在有關。是將她們僅僅看做生育的工具，還是關注她們作為正式公民的生活權利和品質。”
▲圖為一名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反對墮胎禁令的韓國女生Lee Na-yeon
所以，隨著這兩年韓國女性權益意識的崛起，關於墮胎問題的討論也開始變得頻繁。
2017秋天，有超過23萬韓國公民簽署了一份提交給韓國總統辦公室的倡議書，要求墮胎能獲得合法化。
也是這次請願，讓許多外國媒體注意到，原來韓國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居然這麽長時間以來，一直都有嚴格的墮胎禁令。
然而，雖然有大量的韓國公民通過網絡請願修改墮胎禁令，雖然這一請願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和支持，但這一申訴在韓國社會依然沒有引起實質性的法律改變，政府表示會考慮和討論，但沒有給出任何會改變的信號...
鬥爭並沒有停止。
2018年5月，韓國有一名婦產科醫生，因為給孕婦們提供過70次墮胎手術而被起訴。
這一事件被韓國社會迅速聚焦：
法庭如何判處這名醫生，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國家如何看待墮胎權利問題，這是當下為了個人權利而抗爭的韓國女性最為關注的事情。
然而，就在萬眾矚目等候判決結果的時候，這個案子卻因為法官任命問題而被無限期延遲，問題再一次被擱置了。
諷刺的是，案件被擱置的那一天，也是愛爾蘭女性取得她們合法墮胎權益的那一天…
如今, 又是大半年過去了，首爾又出現了反對墮胎禁令的遊行運動。
這一次，她們的抗議或許又將很快被遺忘。
但抗爭之路已經開始了，每一次呼喊或許都能改變一些什麽：
或許是讓社會少一個對女性存有偏見的人
或許是讓社會多一個重視女性自身權益的人
或許是為今後法律的修改，做出一點點的改變...
希望不遠的將來，韓國的女性能如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女性那樣，消除社會對自己的偏見。
真正地成為一個能夠主導自己的身體和子宮，個人權利得到重視和尊重的公民群體吧。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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