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楊智傑
李崢的辦公室擁有絕佳的視野，這裡位於深圳市南山區粵海街道的核心地段。
站在300多米高的中國儲能大廈第56層，隔著深圳灣能看到右前方的香港。低頭俯看，緊挨著的是中興通訊研發大樓，左邊是創維和TCL。李崢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總裁，在粵海街道居住了14年。在周圍環繞的數十座樓群中，他能快速指認出哪個是華為、大疆，並細數眾多作風低調但是實力強勁的技術企業。
這正是粵海街道近日成為網紅街道的原因——人們驚訝地發現，眾多知名科技公司在不到15平方公里的區域高密度聚集。粵海街道以“螞蟻”的體格輸出了“大象”的能力，來自官方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南山區GDP達到5018億元，其中粵海街道創造了不少於2509億元的GDP，佔了南山區的半壁江山。截至2019年6月，南山區有156家上市公司，超過半數在粵海，南山區培育的14家獨角獸企業中，9家在粵海。
粵海街道的意外走紅背後，還可以發現一條有意思的軸線規律。40年來，深圳最有活力的區域沿著深南大道從東向西遷移，從羅湖區的國貿大廈，到福田區的華強北，如今落在了南山區的粵海街道。
深圳西進
1997年，深圳市軟體協會秘書長鄭飛從武漢大學畢業來到深圳，用他的話說，那時的粵海街道還是一片空曠的“爛泥塘”。
早期深圳發展最耀眼的地區在東邊的羅湖。那裡是深圳改革開放的窗口，集中發展對外貿易。1985年，160米的“中華第一高樓”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以“三天一層樓”的速度拔地而起，創造了聞名全國的深圳速度。
同一年，深圳西南部的深圳灣畔，大陸第一家高新科技園區——深圳科技工業園（以下簡稱科技園）成立。這是深圳整個科技產業發展的起點，當時受到美國矽谷的啟發，深圳市委市政府找到中國科學院，雙方一拍即合，決定各自投資1000萬元，合辦科技園。
這片當時的“爛泥塘”還沒有行政上的歸屬，直到五年後，1990年，深圳南山區成立，次年劃分片區，科技園的位置正好落在了粵海街道轄區。這在當時還算不上拿到一手好牌，這一帶都是靠近海岸的灘塗，大部分地區仍未被開發。一場大雨過後，或者海水漲潮，很快就會淹沒不少地方。
灘塗之上，卻開始漸漸長出希望。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深圳開始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並且明確提出“以高新技術產業立市”的目標，希望改變以“三來一補”為主的產業結構。也是在這一年，任正非帶著華為團隊搬到科技園，在深意工業大廈租了兩層辦公室，潛心搞研發。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家幾十人的公司會在多年之後站上中國科技產業的核心舞台。
與還在蟄伏期的西部不同，深圳東部的建設卻如火如荼。1996年，地王大廈竣工，總高度383.95米，取代國貿大廈，成為亞洲第一高樓，把深圳的商圈往西拉近了一公里。這一時期，借助國內剛剛興起的計算機熱潮，深圳的年輕人都扎堆在福田的華強北。1998年，馬化騰和四位同學在此創建了騰訊。
華強北每天人山人海，櫃台和商鋪串聯起了一條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做電子生意的人在這裡走一趟，從元器件、加工製造到客戶市場全部都能搞定。李崢當時也在華強北創業，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候，傳呼機、VCD、跳舞毯、山寨手機……每年都有一個產品在華強北成為爆款，帶來一波又一波造富神話。到2007年，全國80％的手機生產廠商匯聚在深圳，華強北成了全國乃至亞洲的手機交易中心。
“如果你想開拓和發展國內外商貿市場，就去華強北。如果你想搞研發，就來南山區。”在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劉筱看來，從早期開始，華強北和科技園就有明顯的基因差異。
與華強北濃烈的市場氣息不同，科技園的發展最初要靠政府推動。早期，深圳市政府投入了幾十億在科技園招商引資，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研發。當時，飛利浦、微軟、三星等外企以及華為、中興、長城等公司依次落戶。有數據統計，園區成立三年後，高新產品產值迅速增加，是建區之初的4.7倍，佔全市的36％。
不過，相較於人潮湧動的華強北，遠離城區的科技園看上去仍然顯得荒涼。2005年，李崢從華強北搬到粵海街道居住時，這裡仍然算是偏遠地帶。他所在的小區是粵海街道科技園片區少有的住宅用地，其余則是矮樓或者工地。從深圳市區通往南山的只有深南大道，從燈紅酒綠的羅湖區去一趟南山的蛇口開發區，就等於下鄉。20多公里路程，只有一趟公交，晃晃蕩蕩兩個小時才能到。
但華強北的輝煌時期沒有維持太久。山寨手機的造富神話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停滯，之後蘋果手機進入國內市場，國產手機品牌逐漸成熟，此後電商興起，政府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華強北山寨模仿、加工的路徑逐漸走不通，十多年的輝煌走向沒落。
而科技園所在的粵海街道，卻剛剛開始迎來自己的上升曲線。十幾年間，軟體園、國家IC設計深圳產業化基地、多個孵化器相繼成立。科技園的氛圍逐漸濃厚，把原本散落在其他區的高新技術公司都匯聚於此。騰訊大廈、大族科技中心、金證科技大廈等辦公大樓在粵海街道相繼拔地而起。粵海也開始孵化出一大批土生土長的科技創業公司，比如大疆、柔宇、騰訊雲、菜鳥網絡等，都成為了獨角獸。
過去的“鄉下”，慢慢變成了“城裡”。金證的一位員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十年前，公司剛搬到粵海街道，周邊配套不完善，如果企業沒有自己的食堂，吃飯是最讓員工頭疼的問題。科技企業常常加班，一到晚上，四周都是黑漆漆的樹林，街上人跡難尋，同事們隻敢結伴出門。
而如今，各種造型特異的摩天大樓在粵海街道相繼落成，從招牌上能認出許多站在時代浪尖上的科技公司。在科技園開業的萬象天地購物中心，引入了百老匯文藝院線、誠品書店等受到年輕人追捧的品牌，當地網友感歎：“直接把這片土矬的地方變成了北京的三裡屯。”
從羅湖的國貿大廈，到福田的華強北，再到南山的粵海街道，沿著深南大道由東到西20多公里，深圳用40年時間，摸索了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
放大深圳基因
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中，街道與鄉、鎮同屬鄉級行政區。根據民政部發布的《2017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共有街道8241個。
不是每個街道都像粵海街道這樣，轄區內有一個全國數一數二的科技園。在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劉筱看來，外界最近把粵海街道提到很高的層面，實際上說的是轄區內的科技園。華為、中興，包括騰訊等都依托於科技園成長，也因為這些大公司的產業集群效應，科技園逐漸形成了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高科技產業中心。
1992年，華為搬到了粵海街道，10年後又將總部遷往龍崗區的阪田，但是在粵海街道仍然保留了辦公地點。2004年7月，騰訊上市之後不久就搬到了粵海街道的飛亞達大廈，當時員工數只有760多人。如今，騰訊在粵海街道的第二座大樓濱海大廈已經落成。
每個大公司，就像一棵大樹，滋養出一片屬於自己的生態系統。2005年，李崢搬到了科技園南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華為、中興等公司都聚集在此。用他的話來說，大家更像是“一個群體”，“不像深圳中心區，都是搞珠寶和金融的”。
李崢創業時，團隊只有3個人，主要生產無線滑鼠等外接設備。招聘員工時，李崢的公司會更傾向於對方有飛利浦、華為、中興公司工作的背景，“小公司沒有人脈，就去找在大企業工作過的年輕人，大公司的經驗就逐漸轉化成了自己的能力。只要來兩輪，公司就到了新的高度，再過一段時間，就發現自己變成了行業老大。”李崢所在的雷柏科技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知名的無線外設方案供應商，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
還有不少獨角獸企業，一出生就帶著大公司的基因，快速崛起。2014年，在粵海街道順豐辦公樓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徐育斌和李文青孵化出了豐巢項目。此前，李文青一直在騰訊做產品運營，她的大公司背景被豐巢CEO徐育斌所看重：“我需要一個懂得讓快遞櫃和用戶溝通的人，既能系統化地設計產品體系，還必須懂運營，李文青都符合。”
李文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豐巢科技團隊組建時，技術開發人員主要找的是騰訊和阿里的員工，產品運營找的是原先在騰訊的同事，這樣的組合在公司初創期最有效率。2015年，豐巢科技成立，三年後，公司就入選了2017年中國獨角獸企業名單。
南山區培育的14家獨角獸企業中，有9家在粵海。“一個龍頭企業會有大量的上下遊企業為它服務，比如有不少前華為員工以華為為龍頭，依托於華為構建的產業鏈，承接它的部分業務。”劉筱認為，大公司對產業集聚有重要的導向作用。
華為總部搬走以後，“華為系”創業者留在科技園或者南山區，成立了深信服、麥格米特、藍海華騰等公司，目前多家已經上市。
“完善的產業鏈對科技創新起到非常好的支撐。”深圳市產業園區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中科為集團產業發展中心總經理葉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種能力從華強北一路延續到了南山區，在華強北一平方公里範圍內，一部手機從創意到拿到樣機，只需要7天，“深圳的產品化能力很強，甚至超越了矽谷。”
在粵海街道甚至整個南山區，科技企業與政府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南山區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張軍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科技企業能夠集聚南山是市場行為，背後有多種原因，區政府主要做的是尊重市場規律，很少干擾企業發展。
葉青服務過的一家上市公司曾告訴他，公司開了10年，政府隻來過3次。一次是消防問題，其余是公司要上市時，政府審計部門上門谘詢公司需要什麽服務。
不過，在葉青看來，深圳的強財政也是重要影響因素。研髮型創業公司前幾年很難賺錢，需要政府支持。深圳的強財政支撐了科創企業“在創業初期活下來，發展階段活得好，上升階段解決融資難、用房用地難的問題”。
深圳靠近金融中心香港，相比全國其他科技園區，粵海街道的科技公司在獲取市場資金上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南山區有156家上市企業，其中一半以上的公司就聚集在粵海街道。2009年，創業板在深交所推出，尤其重視中小企業板塊，為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深圳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了融資的機會。
劉筱的團隊做過對比研究發現，無論公募還是私募，深圳的投資機構數量最多，甚至遠遠超過北京和上海。同時，深圳的資本圈也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北京的不少投資公司帶有國資背景，容易受到一些政策影響，更傾向於規模相對更大、市場相對成熟的企業或技術，上海的資本則更趨於穩健性。相比之下，深圳的商業投資靈活度大，以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IPO為例，深圳的IPO規模遠高於北京和上海，體現了敢闖敢拚的深圳基因。
“南山區和粵海街道就是把深圳的優勢聚集，再進一步放大。”葉青說。
硬科技的軟肋
在粵海街道轄區，目前有900多家高新企業，覆蓋了生物與新醫藥技術、新能源與節能、新材料技術、電子信息技術等多個領域，“硬科技”居多，尤其以集成電路產業（即芯片，縮寫IC）為典型。
深圳市IC設計業的規模持續增長，多年來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2018年，深圳IC設計業銷售量為758.7億人民幣，在全國排名第一，遠高於排在二、三位的北京和上海。而深圳集成電路產業大多數集中在粵海街道一帶。
深圳市半導體行業協會秘書長常軍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深圳IC產業發展，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有別於其他地方的路徑。北京的優勢是有眾多高校、科研院所，長三角一帶因為“909”工程和地方政府的投入，產業鏈也相對完善。而民營企業聚集、科研基礎薄弱、高校少的深圳，選擇了更為務實的發展路線。
“因為深圳離海外市場很近，很多芯片設計公司不是設計衛星芯片，而是服務於電子產品市場，設計的芯片被市場接受就賣出去，市場不接受就更換。” 常軍鋒介紹，2000年以後，深圳的半導體行業開始興起，半導體產品的傳遞順序基本都是美國-台灣-深圳。
2003年，深圳IC基地在粵海街道建成，基地可以為初創企業提供EDA（芯片設計必要的工具）租賃平台，投片時給企業優惠和其他支持，節約了一大部分的設計成本。因此，南山區大部分芯片設計企業都在科技園一帶聚攏起來。截至2018年深圳共有170家IC設計公司，南山區有47家設計公司，3家封測公司，企業數和銷售額都居深圳各區首位，龍頭企業江波龍、敦泰等都在粵海街道。
2018年中興事件爆發後，國產芯片受製於人的難題再次引發關注。這實際上也是以科技園為代表的深圳芯片產業不能回避的問題。
國家集成電路設計深圳產業化基地副主任趙秋奇曾指出深圳IC產業存在的問題，比如前沿、關鍵和核心技術研究缺乏，中小IC企業創新能力和發展後勁不足；IC產業鏈不完善，製造和封測環節薄弱等。
深圳很多科技型企業技術門檻並不高，研發的目的是為了應用，並非基礎原創。劉筱也注意到，科技園乃至深圳的基礎研究仍然是短板。地處粵海街道的深圳大學和虛擬大學園雖然正在加強基礎研發，但仍然以應用型研究與應用型人才培養居多，“在深圳，基礎研發一直是薄弱環節，遠遠比不上北京、上海，甚至弱於武漢、成都、西安等城市。科研院所少、基礎差，當然與這個城市的發展歷史有關，但是從近十年深圳的政策導向來看，補齊基礎研究短板成為重要發展方向。”
在南山，90％以上的研發機構、人員都在企業，90％的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集成電路設計產業中，民營企業同樣是創新主體。
深圳市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準備舉全市之力補齊短板。在5月底剛舉行的2019年未來論壇·深圳技術峰會上，深圳市副市長王立新表示，從今年起，深圳要改變過去政府較少投入技術研究的政策，深圳每年將拿出三分之一的財政科技專項資金用於基礎研究。同時，深圳在近兩年還成立了兩個省級實驗室，10個諾貝爾獎實驗室、13個基礎研究機構，以吸引全球科學家。
5月，深圳市政府接連下發兩個關於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文件，完善深圳IC產業鏈，加快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培育龍頭骨乾企業和集成電路產業集群。
常軍鋒判斷，當下深圳集成電路產業到了一個轉折點，“深圳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了十多年，要由量到質，往更高的台階發展。短板的汽車電子、工業電子等芯片，要開始由商業應用變為工業研發，這也是發展的機遇。”
而對粵海街道來說，突然成為了網紅街道，卻是喜憂參半。深圳是對外貿易最為活躍的地區，出口規模連續26年在內地城市中居首位，大多數科技公司的市場都在海外。一位粵海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粵海街道被刷屏之後，他們走訪了轄區的幾家公司，不少公司都表示擔憂，粵海街道受到熱議可能會影響公司的國際訂單。
聚光燈下的粵海街道，卻如同台風中心，異常平靜。高調，從來就不是這片土地的基因。南山區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張軍發現，科技園發展了二十多年，是不斷摸索的過程，到近些年才顯出它的優勢。
已經在粵海生活了14年的李崢，見證了這種厚積薄發的變化。並且，變化還在持續，在粵海街道南部，一些金融和科技產業的頂級公司在這兩年紛至遝來，百度的國際總部、華南總部和研發中心相繼落地，阿里巴巴也把國際運營總部、商業雲計算研發中心落在此處。
“始終都有新的高度需要挑戰。”李崢說。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