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2020年後，不再有高考？

文 | 矽星聞，作者 | LM、SD

炎夏伊始，對於北京的孩子來說，他們的最後一屆傳統高考剛剛過去。

到了 2020 年，過去許多關於高考的回憶可能就會消失，就包括我們熟悉的文理分科，和剛剛過去的每年一次的6月高考。

因為對於北京地區 2017 級之後入學的學生來說，高考已經不再是每年 6 月份固定的三天，他們的高考是一場從高一就必須開始規劃和籌備的長跑，包括副科六選三、加入綜合素質評價體系、自行規劃擁有兩次考試機會的英語聽力考試等等。

有很多人認為，這代表了中國高考制度向西方“靠攏”的趨勢。其實在美國，不太有直接和高考對應的概念。高中申請大學時，美國學生需要提供高中成績單、標化考試的成績、社會活動、個人陳述等材料，向學校展現一個更加多元、全面的自己。最終錄取結果也並非唯成績論，成績一般，但個人特點突出的孩子“逆襲”的故事，也時有耳聞。

果真如此嗎？我們和兩位在改革一線的中國高中老師以及一位熟悉美國K12教育的資深教育專家聊了聊。

新高考：更多選擇、機會、和壓力

高考改革中，副科“6選3”讓學生能避免簡單粗暴的文理分科，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科目；英語聽力考試一年兩考，未來口語也會有兩次考試機會；未來高校會采取綜合評價的錄取模式，除高考成績（佔比要求超過60%）外，還需考慮學業水準考試成績、面試成績和綜合素質評價成績等等。

更多的考試機會，對於改變過去“一考定終身”的慣例、減少學生心理負擔有不少幫助。

“這是一個積極的事情，學生能更平和地面對考試”，玉琴老師是北京一所公立高中的語文老師，她帶領的班級是高考改革後的第二批，即將在 2021 年參加高考，她認為提供兩次機會，給學生提供了一次修正的機會，會改變一些孩子的學習態度，例如他知道自己的優劣勢在哪裡，後面可以針對性地提高。

這個觀點也也到了楊凌（化名）老師的認可，作為中國高考改革的先鋒城市上海，已經實踐了一段時間的英語多次考試，楊凌自己也是一名英語老師，在和學生、家長以及其他的老師交流過程裡，大家都普遍反饋到 “多一個機會，會讓學生心裡沒有那麽大的負擔，他們可以更加有把握地準備。”

“在美國，SAT這類考試考察的更多的是學生的邏輯分析能力等，而非具體的專業知識，另外也可以多次考試選送最高分。所以美國學生專門用於標準化考試準備的時間和精力其實是更少的。在中國高考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學生也逐漸獲得了鍛煉多方面能力的機會。”劉君表示，她曾任國內知名教育機構總監，後在美創立K12在線教育機構7EDU，有17年的教學經驗。

面對這些高考相關改革，大多數中國學生很直接的感受就是，需要自己做決定、提前規劃的內容變多了。

以一個普通高中學生的三年生活為例：

在高一的時候，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未來的專業，在歷史、地理、政治、生物、物理、化學 6 門裡任選 3 門，進行走班上課；與此同時，學校會為每一位學生建立電子檔案，記錄課外活動，競賽成績等等綜合素質內容；

在高二的時候，學生需要根據自己的情況，規劃自己的考試安排，例如選擇參加外語聽力（一年有兩次），又或者是完成 3 門選科的等級考試。

在高三的時候，學生則需要專注到語文、數學、英語三門科目的高考備考中，並且會了解不同大學的自主招生政策，參與自主招生考試。

除了埋頭學習以外，學生需要針對不同階段的學習重心提前作出判斷和規劃，這些決定也對最終的高考結果有著一定影響：6選3的科目影響專業選擇，投入到課外活動和學業的精力比例也需要權衡。

另一方面，多次考試也給高考的設計和執行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對高考命題小組來說來說，要保證兩份試卷的難度一致，並且可以公平地反映出學生的能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以美國 SAT 考試為例，為了能夠學生多次考試的成績可比，他們積累了豐富的題庫資源，以及每道題還有非常豐富的數據支持，而這些對於剛剛實行多次考試的高考來說，還需要時間積累。在 2018 年的浙江新高考中，由於英語考試兩次考試難度不一致，出現了臨時調整卷面調整分數的事情，就引發了家長和學會的強烈不滿。

在新高考改革還未走進成熟階段時，難度不一致的憂慮揮之不去，因此即使第一次成績不錯，家長也都會盡量讓孩子準備兩次考試，並且每一次都必須全力以赴。而在不斷地在準備考試、參加考試的循環中，學生們也會非常疲憊，“這樣幾乎整個高二、高三都只在忙考試這一件事情了”，玉琴老師說道。

中美對比：提前規劃、多元選拔

“取消文理分科，用 6 選 3 的方式代替，並且和大學的專業更加直接相關，這和美國現在的 AP（大學預科）課程非常相似”。劉君分析道。

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大學會在錄取過程裡考慮 AP 課程成績，對於一個美國高中生，他們高中三年會上 5- 8 門 AP 課程，而如果他們想申請更好的大學的話，這個數量會變得更多，大概在 7- 11 門。這些課程的選擇，和他們未來申請的專業會有一定的相關性，為他們未來的學習打下一定的基礎，許多美國高中的孩子，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對人生的規劃，從高一開始就開始 AP 課程的學習。

而中國高考改革後，從高一開始，學生需要對於自己的專業提前思考，開始就做好準備。“比如學生未來對理工行業有興趣，那麽高一的時候他就需要去調研一下，發現這些行業都需要物理知識的支撐，那麽物理可能就是一個必選科目。”玉琴老師說道。

對於高中階段的學生來說，這樣的改革很可能會讓他們有更多了解社會、提前對自己的大學專業做好調研的機會。

學校也會提供一些相應的活動。玉琴老師表示，現在每一年自己學校都會舉辦“仿真招聘會”，學校邀請十家工業、傳播、製造業、科技企業參加，學生可以在老師指導下提前做好簡歷，由企業進行篩選，最終邀請學生到企業進行“一日實習”，體驗真實工作場景，為未來擇業提供參考。

“高考改革導致每個孩子的選擇增多，生涯規劃這一塊開始越來越受到家長的重視。”在上海，楊凌老師觀察到許多家庭都會從不同的渠道獲取信息，積極和學校裡的班主任、任課老師溝通信息，和孩子一起去參與一些課外的活動。“可以說，新一輪的高考改革，提高了家庭對於孩子的教育參與度，家校之間的溝通也不僅僅只是成績，參與的時間會也高三提到高一，他們更多會聊到孩子未來的專業選擇。”

不過，相比美國的 AP 課程分類，國內目前可以選擇的副科數量還比較少，且和大學的對應還略有一些模糊。

“我們是第一屆，加上老師也沒跟我們說清楚，糊裡糊塗就選了。其實一開始是想選‘歷化地’的，但是老師說我們學校出於種種原因就開了全文全理和兩理一文，所以選了‘物化地’。最後發現班上只有我一個女生。”重慶新高考第一屆學生、知乎網友北笙寫到。

對於師資已經很緊張的大多數公立學校來說，走班製是個不小的挑戰，而且同一時間開多門課，還需要更多的教室。另一方面，單科老師和學生的交流頻率和質量也有所下降。“以前面對一到兩個班級，都是很熟悉、固定班級位置的學生，學生成績有起伏可以直接到班上找他，現在走班製，除了學生主動來問問題，就比較難‘抓住’他們。”玉琴老師說道。

“有時候選拔學生的方式會反過來決定教學和整個教育系統運作的方式。”劉君解釋道。“像SAT等考試有很多次機會，另外也只是大學申請的一個部分，所以整個家庭、甚至社會都為考試讓道的情況在美國是沒有的。”劉君表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鍛煉了學生同時處理不同事情的能力，在高中階段就要在考試、AP課程、課外活動等生活的不同部分做好平衡。而過去的中國高考，因為只有一次機會，就意味著學生需要能夠非常穩定的發揮，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準備一場考試。

未來這一點可能會有改變。

綜合素質評價是在這次高考改革中的重點，主要用於展現學生在素質教育的成長，主要包括：道德品質、公民素養、學習能力、交流合作與實踐創新、運動與健康、審美以及綜合表現能力。一般它會由學生主動填寫，班主任以及任課老師會根據自己的日常觀察、與家長的溝通等等來給予認證或者評價，已經是每個學生從小學開始積累起來的一份電子檔案。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新舉措，其實從 2006 年教育部就已經提出了，到了現在，許多大學在自主招生錄取的時候，會要求學生提交自己的綜合素質檔案，作為自主招生面試的重要參考資料。

不過，最終到底綜合素質評價到底在大學錄取中佔多大的比例，還沒有一個完全的方案，很多家長也會非常的焦慮，選擇課外活動時候，也常常摸不清楚方向。而在這一塊，美國則尊重個人的興趣和選擇，各個學校也不太一樣，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可以用來參考。

但整體來說，中國高考改革後納入的生涯規劃確實和美國高中的培養體系越來越像，在國外的高中裡，有專門的教師職位叫做 Counselor，它已經是教育體系裡的非常重要部分，連接了美國的高中和大學，幫助孩子們找到自己的人生興趣，為孩子們進行升學輔導，包括類似於大學的專業如何選擇，如何去準備標化考試，準備其他的申請材料等等。

“其實讓孩子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最為重要。”劉君和她的團隊幫助了許多不同背景學生申請美國大學，其中最為核心的工作是幫助孩子在申請大學過程裡逐步完成自我認知，並可以自己做出選擇，為選擇負責，。“這一點在中美都是一樣的，無論現在還是未來，還會有一些什麽不一樣的變化，這是高中教育的責任。”

這一點也在新高考改革中慢慢地影響著中國家庭的培養方式。在新高考改革推進更早的上海，對於副科的選擇，以及未來想要申請什麽學校，選擇什麽專業，很多都是學生自己主動拿的主意。“在更多的時候，老師的責任是給到充分的信息，幫助家庭，尤其是學生自己做決定”。楊凌老師說到。隨著選拔方式的變化，以及年輕家長的增多，“讓孩子選擇自己的道路”越來越常見。

“美式高考”改革趨勢：更加激進地“拋棄分數”

不難看出，中國高考制度上的改良，並非直接“學習西方教育制度”，而是為了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選拔方式，讓學生從高中階段開始就更早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職業發展，不埋沒閃光點。

畢竟，一考定終身的方式在過去曾經是很多學生一生的遺憾。在有些省份，高考志願在高考前填寫，還有“掉檔”的可能——由於估分誤差沒有被第一志願錄取，就徹底失去被一線院校錄取的機會。另外，從初中甚至小學起，這場面對高考的長跑就已經開始。以深圳市2018年的高考數據為例，一線高中的高考一本錄取率比全市平均本科錄取率還要高接近15%。

“我們曾經有一個學生，就是在國內中考失利，沒有上成比較好的高中，擔心未來的出路。最後高中就選擇上國際學校，之後進入紐約大學。”劉君說道。

而在美國，同樣有著一些難以忽視的大學選拔制度改革趨勢：總體來說更激進，希望進一步減少標化考試的影響力；SAT考試增加了“逆境分”。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由於SAT可以多次考試，許多學生疲於在考試和培訓機構中奔命，而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從 2010 年以來，在美國境內發起了一場“test-optional”的運動，包括像加州大學體系、布朗大學等許多排名靠前的大學決定允許學生在提交申請材料的時候不提交標化考試的成績，而是通過其他的材料，更加豐富地了解學生在高中階段的學習能力和個人素養。

而逆境分則來自於SAT/ ACT 考試的自我革命，試圖擺脫自己是中產階級“試金石”的刻板印象。這個分數並不會直接給到學生，而是給到招生官，它是由每個學生的背景信息（包括社區環境、家庭環境、高中等）擬估的一個分數，目的是幫助招生官來判斷 SAT/ ACT 成績的可信度。

“這個趨勢有利有弊，支持者覺得可以更多側重於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個人素養，但我覺得這可能難以培養出扎實的基礎知識。”劉君表示。

而對於從國內赴美的學生，不適應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劉君曾遇到的一個學生，在國內是個“學霸”，每門成績都很優秀。但來了美國之後，學校老師不再追著他給很大壓力，學生的英文水準又限制了他的成績，所以成績一落千丈，孩子自己的學習動力也下降了很多。“這種情況下，傳統美國K12教育裡比較放任自由的方式很難幫到他，可能就需要專業的機構去介入，幫助完成這個適應過程。”劉君解釋道。

首先，需要設計過語言關的課程——國內英語補習和美國的英文實際應用相差甚遠，而學生在國內惡補的單詞背誦只限於拚寫，不懂應用，換了語境就很難理解。這類課程用英文來講解詞匯，學生最初不理解，本來單詞就不認識，為什麽不給中文解釋，反而用也不那麽熟悉的英文講解？實際上，這是為了提升用英文思考和學習的能力，讓學生能自然而然地轉換到英文思維。

其次，在三個月適應期後，課程加入了英文寫作。“這時還有個有意思的事兒，學生希望我們能安排聽力、口語、語法、閱讀、寫作所有分項課程，說國內就這樣補習。”但其實英文能力並不能這樣“分項”，想要提高英文能力，必須能夠用英文思維去理解、學習、應用，各個單項能力就會隨之提升。

最後，劉君給這個學生加入了英文授課的數學、物理、生物課程，學生驚訝地發現，自己的英文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也隨之提高了，最終可以完全使用美國高中課程。

一年時間內，他從一個“水土不服的中國學霸”，成為了美國高中學霸，數學能力遠高於平均水準，在AMC10（美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取得了好成績，並順利拿到了佐治亞理工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其實從中美高考的種種變革中，不難看出，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在“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的權衡，可能會是大學甄選過程永恆的難題，也會一直有改變、思考和討論。不過只要能保持開放的心態、審慎地嘗試，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幫助每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孩子找到屬於自己的未來方向”，我們就不會偏離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