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7日，墨爾本公園的羅德·拉沃爾球場湧進了將近15000名球迷，他們現場見證了德約科維奇和納達爾之間的第53次對決。
根據官方給出的數據，本屆澳網期間整個公園每日入場的觀眾人數接近7萬人。澳大利亞網協首席商務執行官理查德·希斯格裡夫表示：“5年前澳網在四大滿貫中還是規模最小的，現在可能已經是最大的，也許美網稍微多一些。”
這是屬於墨爾本以及澳大利亞網球的驕傲，而其根源，則是這項賽事百年以來的積澱以及近10年來不斷強化的“亞太區大滿貫”定位。
除了吸引更多亞太區選手和讚助商之外，澳大利亞本土網球也成功度過了休伊特退役後“幾乎要從世界網球版圖消失”的“最糟糕的時期”。
一群20歲左右、帶著“斯”和“維奇”等異域姓氏的年輕人從巡回賽裡冒頭，將澳大利亞從懸崖的邊緣拉了回來。
他們，是澳網和澳大利亞網球在亞太化和世界化進程中的基石。
新一代球員“集團出擊”
和過去10年一樣，2019年的澳網擁有費德勒、納達爾、德約科維奇、穆雷、小威廉姆斯、莎拉波娃等超級巨星。
他們每個人都自帶話題，而在澳大利亞本地球迷的眼中，和他們擁有同樣關注度的，是在本屆賽事中表現出色的澳大利亞年輕選手們。
男單方面，2月17日才滿20歲的德米納爾晉級16強，這是他繼2018年溫網和美網之後連續第三站大滿貫賽事闖入第三輪；
女單方面，22歲的巴蒂在第四輪淘汰了莎拉波娃，只是在8進4的比賽不敵最後的亞軍科維托娃；混雙方面，23歲的沙爾瑪搭檔同胞史密斯拿到亞軍。
除了這三位扛旗的小將，在整個職業網球排名系統中，澳大利亞選手尤其是年輕選手的表現也極為突出，使得“袋鼠國”能夠繼續和美國、俄羅斯等網球強國相匹敵。
ATP積分榜上，排名前100的澳大利亞選手共有6位，分別為28位的德米納爾（19歲）、36位的米爾曼（29歲）、45位的埃博登（31歲）、61位的湯普森（24歲）、67位的克耶高斯（23歲）、86位的托米奇（26歲）。
在100到200位的選手中，有124位的波皮林（19歲）、129位的博爾特（26歲）、130位的傑森·庫布勒（25歲）、134位的科基納吉斯（22歲）以及168位的波爾曼斯（21歲）。
WTA積分榜上，有4名澳大利亞姑娘排名前100，分別為第14位的巴蒂（22歲）、第46位的加夫裡洛娃（24歲）、49位的湯姆賈諾維奇（25位）、75位的斯托瑟（34歲）。
100到200的選手裡則有第142位的普希裡亞·韓（20歲）、157位的博瑞爾（20歲）、160位的沙爾瑪（23歲）、172位的羅迪奧諾娃（29歲）、178位的海烏斯（22歲）、192位的阿依亞娃（18歲）。
百花齊放，而且年輕人佔據了重要的位置，以至於觀眾們在墨爾本公園隨處都可以看到本土球員。
這樣的場面無疑讓澳大利亞人欣喜。羅德·拉沃爾在羅德·拉沃爾球場為後輩鼓掌，休伊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忍不住眉飛色舞。
十年前曾滑落到谷底
澳大利亞的網球人當然有理由開心，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澳大利亞網球實際上都處於斷崖式滑落的狀態。
在拉夫特和菲利普西斯在21世紀初宣布退役之後，澳大利亞網球的大旗就一直在休伊特一個人身上。等到2009年的澳網，他們在ATP排名前100中只剩下第23位的休伊特和64位的盧查克了。
“青黃不接”已經不足以形容澳大利亞網球的危機，這個擁有四大滿貫賽事之一澳網，以及擁有羅德·拉沃爾、瑪格麗特·考特、古拉貢、拉夫特、菲利普西斯、休伊特等名宿的網球強國，幾乎要從世界網球的版圖上消失。
面對這樣的情況，退役後一直在澳大利亞電視7台做解說嘉賓的前雙打名將伍德布裡奇心酸地開玩笑道：“如果論起網球評論員的水準，澳大利亞肯定是世界第一，因為我們有伍德福德、菲利普西斯、康納斯、斯塔布斯甚至休伊特。可在網球場上，我們真的已經被遺忘得太久了。”
休伊特認為導致澳大利亞網球整體沒落的原因在於決策層，甚至直接點名時任澳大利亞網協主席的羅夫·波拉德。
“我們的網球管理部門總是說得好聽，但從未將承諾付諸現實，這樣下去直接受害的就是澳大利亞網球。”
“當初協會管理層剛剛上台時，人們對他們給予很多希望。可是現在當和現役球員們聊天時，你會發現他們其實什麽都沒有做。”
“野兔”說出了相當一部分澳大利亞網球從業者的心聲，這也促使澳大利亞網協在2010年進行了改組。來自雪梨的律師史蒂芬·漢利於4月上任，成為該國新任網協主席。
澳洲媒體《太陽先驅報》對此的評論是，“漢利在擔任新南威爾士州網協主席期間深受大多數會員的愛戴，名宿紐康比也是他的支持者之一。他有法律經驗，多年從政經歷也有利於推動澳大利亞網球的發展。”
移民拯救澳大利亞體育
漢利在新南威爾士州時以勇於改革而聞名，在2010年10月履新澳大利亞網協後，就將自己在地區的管理方式推廣到全國。
他的工作包括在網協內部實行問責製，激勵教練員發展，“行之有道”是他的行事標準。
在漢利的長官下，澳大利亞網球被要求從基層抓起，包括青少年球員的培養和網球設施的健全，也包括吸收更多退役運動員做教練、培育更多高水準的網球俱樂部。
當然，他最核心的目標是為本國網球尋找像休伊特一樣的旗幟性球員，這是發展計劃的重中之重，“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從眾多好苗子當中選擇最為優秀的加以培養。”
框架已經搭好，政策也得到了保障，接下來就是把“好苗子”放在培植的溫床之上。
而這些“好苗子”中，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移民和移民的後代，他們成為了澳大利亞網球最危險時刻的“救世主”。
以目前ATP排名前200的澳大利亞球員為例，德米納爾的父親是烏拉圭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克耶高斯的父親是希臘裔畫家，母親是馬來西亞裔電腦軟體工程師；
托米奇的父親是克羅地亞人，母親是波斯尼亞人，他出生於德國城市斯圖加特；庫布勒的父親是澳大利亞人，母親是菲律賓人；
儘管出生於雪梨，但波皮林的父母都是俄羅斯人；埃博登和波爾曼斯都出生於南非，和費德勒擁有同樣的“家族本源”。
在WTA前200的澳大利亞球員中，“一姐”巴蒂的外祖父是英國移民；昵稱為“達莎”的加夫裡洛娃是俄羅斯人，一直到2016年才加入澳大利亞國籍，並和克耶高斯一起參加了當年的霍普曼杯。
說起克耶高斯，他的女朋友湯姆賈諾維奇1993年出生於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她的父親代表克羅地亞獲得過1992年和1993年手球歐洲杯冠軍，母親則是來自波斯尼亞。
普希裡亞·韓出生和成長於布裡斯班，但她的父母都來自於中國香港；博瑞爾的父母都是澳大利亞人，但她出生於德國的杜塞爾多夫；
沙爾瑪是個印度姓氏，而她的確是出生和成長在新加坡，說著一口“新式英語”；俄羅斯姑娘羅迪奧諾娃在2014年入籍澳大利亞，第二年嫁給澳式橄欖球運動員維克瑞；
此外，阿依亞娃的父親是出生於紐西蘭的薩摩亞人，母親出生在美屬薩摩亞。
一筆來自於歷史的“財富”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他們的後裔，撐起了當下澳大利亞網球最廣闊的天地。儘管膚色和口音各不相同，但他們名字的後面都綴著澳大利亞國旗。
伍德布裡奇不用自嘲了，休伊特也不再焦躁。“移民拯救澳洲網球”，這是當下我們看得到的事實。
而如果要沿著歷史上溯的話，你會發現這一切的根源，還要追尋到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托雷斯的帆船從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之間經過的時候。
儘管當時西班牙人並沒有登陸澳大利亞，但那條海峽還是被命名為“托雷斯海峽”。真正“發現”這塊大陸的是荷蘭人威勒姆·詹士，這塊“新領地”也因此而被命名為“新荷蘭”。
1642年，另外一位荷蘭人阿培爾·斯塔曼沿著海岸線探索了澳大利亞北部。近130年後，英國航海家詹姆士·庫克發現了澳大利亞東海岸，“新荷蘭”變成了“新南威爾士”，這片土地被宣布屬於英國。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亞聯邦成立，1931年英國議會通過《威斯敏斯特法案》，澳大利亞成為英聯邦中的一個獨立國家。隨後，自然資源以及金礦吸引了大批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的移民紛紛湧入。
他們和澳洲土著以及陸續移居的荷蘭人、英國人一起，使得澳大利亞成為了當下的澳大利亞，也使得澳大利亞網球在21世紀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以德米納爾、博普林、巴蒂等人為代表的移民後代，只是澳洲網球複興的一個開始。
作為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國家，有將近3成的澳洲人在海外出生，這一比例到2036年將上升至34%。
去年年末，澳大利亞統計局(ABS)公布的數據顯示，澳大利亞居民人口數量已經突破2500萬大關，達1970年人口數量的兩倍；從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澳大利亞人口增長了38.8萬人，其中淨移民引入量為24.54萬人，佔了總增長率的63%。
在波瀾壯闊的移民浪潮中，網球作為體育項目不僅可以帶來巨額的商業利益——就像理查德·西斯格裡夫所說的，“澳網的經濟價值已經超越了美網”；也讓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共同生活的民眾獲得了更多的凝聚力與歸屬感，在培養和發展健全的社會形態方面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可以想見，在未來和未來的未來，澳大利亞網球在很大程度上，仍將維系在這些移民少年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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