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農民生活變化見證農村體制改革

漫畫/劉俊

70年·中國策（第三期）

農村體制改革，不僅讓農民的“糧袋子”更滿，也讓農民端上了“金飯碗”，為農業農村發展奠定了全新的制度基礎。

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前半期的多數中國人，會有餓肚子的記憶。如今，中國的食物供應及國民營養狀況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使小範圍的饑荒也很難出現。目前生活困難的絕大多數人在家庭保障機制和政府特殊計劃之下，也基本可以解決吃飯問題。

中國政府針對貧困人口的“兩不愁、三保障”脫貧計劃，也超越了貧困人口對基本食物的需要。

吃飽飯曾是多數中國人的夢想

中國曾經長期實行基本食物的配給製。實行這個制度的直接原因是食物供應短缺，其他原因則是農業經營制度缺陷及命令經濟體制所導致的農業生產力低下。

1949年前後，以部門耕地面積產量計算，中國穀物生產的效率是現在的十分之一左右。國內戰爭結束，糧食產量才有所增加，但因為人口更快增長，中國人只能在“乾稀搭配”的飲食習慣下，才能勉強維持溫飽。

因為糧食短缺，1955年國家開始實行市鎮居民糧食定額供應制度，到1960年，糧食供應形勢嚴峻起來，定額被調減。糧食定額購買的憑證是“糧本”或“糧票”。那時，對於普通民眾，這種票證乃身家性命所系。我記得，那時家鄉縣城居民每月標準定額是27.5市斤，還主要是玉米、高粱原糧，小麥都很少。未成年人的標準還要低些。因為缺少肉油蛋奶副食，這些糧食實際上不夠吃。

1963年後，某些運動得到糾正，但基本經營制度沒有變化，農業生產效率還是沒有改觀，糧食仍然不夠吃。

1976-1978年，中國政局發生改變，農村土地承包製的實施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生產力。由此開始，反映官方糧價與自由市場糧價差異的糧票的價格越來越低，最終到1993年，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使糧食銷售的官方價與市場價再無區別，糧票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當代中國人吃飯的歷史就此翻過一頁。

吃飽飯何以夢想成真

事實上，農民飯碗的問題，某種程度上還是制度的問題。一個數據可以就能解釋這一切：農民自留地的效率遠遠高於集體土地的效率。佔總耕地面積5%的自留地，能滿足農民20%左右的食物需求。耕地交給農民自己經營，必定提高農業效率。農村土地承包製大範圍實行，先在安徽省推開；大範圍允許農民自由闖市場的政策在廣東率先落地，農產品供應形勢立即發生變化，商品數量多了，價格也低了。

政府給農民一個自由，農民還社會一個驚喜。這個規律，至今屢試不爽。

有人說，中國解決糧食問題，與農村土地承包製無關；即使不搞這個制度，只要農業技術進步如期到來，人民公社制度也會帶來糧食增產。這個說法完全錯了。如果市場不自由，技術的供需銜接必出系統性差錯，技術設備的成本必然高到阻礙技術使用的程度。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是沒有化肥、農藥，不是沒有拖拉機，而是農民在“黑市”上買不起，在計劃渠道上得不到。所以說，批評耕地承包製的邏輯不能成立。

中國農業因為改革帶來的巨大利益，其實不只是每畝地的產出大幅度提高，還包括同樣的產出所使用的勞動力大幅度減少。

按我的大體計算，中國現在號稱有4億左右的農村勞動力，真正投入農業的大約隻相當於1億勞動力的勞動時間。正因為這個變化，中國食品價格上漲遠低於工資上漲，使中國人餐桌上的食物價格相對更低廉，品類更豐富。這個變化還是得益於農民獲得了更多的職業選擇自由。這個道理具有普遍性。

城市開始“反哺”農村

不只是飯碗問題，改革開放後，我國農業農村形勢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還得益於城鄉關係的變革。上世紀80年代後期，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改革的邊際效率增長率開始顯著收斂於零，但因為國家城市化水準大幅度提高，經濟總量在1992年後的一個時期持續快速增長，給城市“反哺”農村創造了條件，一系列改革使中國農業發展獲得了新動力。

2002年，國家確立了以“多予、少取、放活”為核心的農村改革總方針，開始大幅度增加對農業農村的投入。由此開始，國家開始部署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和農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2004年，中央政府決定在5年之內取消農業稅，實際上這個改革提前完成。農民從此不僅不再繳納農業稅和其他附加收費，還開始獲得收入直補、農機和良種購買補貼等。

黨的十八大以後，國家開始推行城鄉統一的醫保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為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弊端邁開了關鍵性步伐。2015年，國家發布了農村脫貧攻堅計劃，並從2018年開始顯著增加了扶貧投入，確定在2020年貧困農民的收入達到貧困線之上，並滿足“兩不愁、三保障”要求，實現全面脫貧。

此外，近十年裡，國家每年在農業農村領域的總投入都在3兆之上。

這些改革舉措，不僅讓農民的“糧袋子”更滿，也讓農民端上了“金飯碗”，為農業農村發展奠定了全新的制度基礎。

提升“飯碗”質量，尚需深化改革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的吃飯水準還不夠高。進一步提高中國人吃飯水準，還有很大空間。而通過深化農村農業改革，拿下這個空間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首先，要進一步降低中國人吃飯支出佔總的消費支出的比重，即降低中國經濟的恩格爾系數。這個系數目前大約是30%，應在15年左右的時間裡降低到15%以下。為此，要通過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為農業規模化經營創造更好條件，大幅度降低中國農業成本，讓食品價格相對更低廉。達到這一水準，中國將不會再為吃飯發愁，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也將發生更積極的變化。

其次，要把一部分窮人的飯碗當成公共品來看待，由政府協助他們解決營養不良問題。假定政府給收入最低的1億人口每周補貼1斤蛋、1斤肉，每年政府花費不超過1500億元。這個錢數不大，但意義十分重大。中國可以學習美國，給窮人發放不可轉讓、變現的“食品券”，讓窮人吃得好一些。此舉有多重社會價值，這裡不一一贅述。此外，還可以考慮以較大比例補貼中小學餐廳，確保學生每天吃到水準不低於當地政府主要機關食堂的午餐。估計全國每年為此支出不超過2000億。西方有句諺語：人是吃出來的。中國諺語則說：民以食為天。這些說法都很有科學道理，政府在這方面花錢很值。

最後，要提高中國人的合理飲食教育水準。一些人喜好某些數量稀有、營養價值不見得多高的食品，有的人迷信保健品，但其實際營養價值從未得到科學證實。

還有人主張發展有機農業，殊不知如果有機農產品作為我國主要食材，因其產量低，要滿足國人營養需要不得不開發更多農業用地，反倒會增加環境壓力。歐美國家的有機食品產出比例不超過10%。中國政府應該著力滿足普通人需要的大宗農產品的無公害生產，保障其充分廉價供應。有機農產品生產應完全交給市場支配，政府不予補貼。樹立這些觀念，將有利於中國人總體營養水準的提高。

黨國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