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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降薪成天方夜譚!不職業是最大阻礙 足協拿誰開刀都不合適

歐洲聯賽,尤其是五大聯賽正在轟轟烈烈推動降薪潮,包括多支豪門球隊在內,已經官方宣傳了降薪的決定。實際上,在歐洲聯賽停擺後出現要求球員集體降薪的新聞之時,關於中超球隊是否降薪也在被外界討論,但這也僅限於討論,中超降薪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中超目前之所以還能擁有保利尼奧、奧斯卡、胡爾克這些大牌外援,而高拉特、阿蘭等歸化球員也願意留下,主要還是衝著高薪而來。

最為關鍵的是,中超的運營基本都是靠投資人“輸血”,只要母公司健康運行,球員的收入就不會受到影響,足協可以從行政層面推動球員限薪,但絕不能從行政層面“命令”球員降薪。

外援為錢而來,限薪後再降薪本土球員不接受

中超最紅火的燒錢時代,為何有眾多大牌外援紛至遝來,原因不外乎中超球隊開出的薪水,是歐美球隊的數倍。不少已經離開,或者仍然留在中超的外援,也不否認投奔中超就是為了高額薪水而來,甚至有新賽季前冬窗剛加盟的外援毫不避諱表示,在中超“混”幾年掙到的錢足夠使用一輩子。

外援絕大部分為錢而來,這是不爭的事實,即便保利尼奧這樣球技、人品俱佳的外援,也不能免俗。保利尼奧當初從熱刺轉投恆大,其一是想換換環境,拯救自己幾乎看不到希望的職業生涯;其二,恆大開出的薪水令前巴西國腳滿意。被巴薩相中,在西甲效力1年後,保利尼奧2018年的世界杯結束後,之所以又重返恆大,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恆大給其漲薪50%。

除了外援,目前中國足壇的歸化球員,說白了也是靠砸錢而來。國安歸化的2名有血緣球員侯永永和李可,相比於此前在挪威和英格蘭,收入方面的提升毋庸置疑。至於無血緣的歸化球員,那更是看在金錢的面子上。艾克森從上港返回恆大,恆大不僅在艾克森與上港合約僅剩半年的情況下付出了不菲的轉會費,艾克森的薪水也是連番上漲,遠遠超過中超同級別的球員,加入了千萬歐行列。

為了讓高拉特、阿蘭、費南多、洛國富能為己所用,恆大更是砸出巨資,高拉特的新合約5年總價值超過5億人民幣,就讓恆大出血不少。淪落到中甲的前中超金靴洛國富,從年齡上來看,幾乎不會成為國足的一員,但恆大不僅給出了3年的合約,在收入方面也遠超洛國富此前效力的魯能、華夏和梅縣鐵漢(廣東華南虎)。

外援、歸化球員都是為金錢而來,想讓球員主動降薪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本土球員,遭遇了足協的限薪令,尤其是2020年新簽合約之後,收入已經趨於合理。

卓爾球員艾志波就認為,不應該學歐洲聯賽降薪,“國內大多數球隊,幾乎都是沒有(本土)球員回家休息,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正常訓練。正常上班的不給發工資,這個理由有點不好開口啊。你說球員掙得容易?掙得多?真比這個,足球圈又算什麽?”

降薪拿誰“開刀”,俱樂部難以操作

雖然根據相關數據網站統計,中超的平均年薪高達世界第6,這也是中超此前被捧為世界第6聯賽的主要原因。但中超的國內球員,基本都是被外援平均的對象,數據網站的統計,中超平均年薪為712萬,這個門檻在足協的限薪令之下(本土稅前年薪1000萬人民幣)。

中超外援的收入才是各個俱樂部的大頭,保利尼奧從巴薩重返恆大,享受一份1400萬歐的年薪(大約人民幣1.1億),塔利斯卡的年薪與保利尼奧不相上下。而恆大的本土球員中,馮瀟霆、曾誠、郜林未被送走之前,都達不到2000萬的級別,換句話說,恆大的所有本土球員年薪加起來,也不及幾名外援。

按照目前的情況發展,即便整個上半年都無球可踢,降薪的主要對象將是外援。但還是那句話,歐洲聯賽之所以大規模推動降薪,原因是各個俱樂部的收入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停擺意味著失去了轉播收入、門票運營收入,還面臨讚助商的索賠,除了家底比較厚實的英超之外,其余聯賽俱樂部都難以支撐,才有了大面積降薪的舉措。

而中超的運營則是完全靠母公司輸血,就如艾志波所言,中超的運營和歐洲聯賽有著明顯的區別,“歐洲俱樂部的主要收入靠比賽轉播、球迷周邊、門票,一旦沒有比賽就缺少了大筆收入,就沒有錢發工資。中國俱樂部沒有轉播分成,沒有球迷周邊收入。”只要背靠的金主不出現問題,那就屬於高枕無憂,而但金主出現問題,下場與四川FC、廣東華南虎、遼足相差無幾,再去考慮降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生存都成為問題。

中超一旦降薪,肯定需要俱樂部開頭,受到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不少俱樂部都壓縮開支,包括財大氣粗的恆大,寧可將高薪的本土球員送走,將多餘的歸化球員租借出去,與其他俱樂部共同承擔年薪,也不願意開集體降薪這個頭。中超降薪,或許只是外界呼籲,本身運營方面的不職業,導致這一工作難以推進下去。

外援不願意主動降薪,俱樂部不願意成為出頭鳥,而作為主管部門的中國足協,肯定也不會主動出面推進工作。

FIFA提議球員降薪,中國足協只能“袖手旁觀”

在全球聯賽基本都停擺的情況下,FIFA提議停擺期間俱樂部可以隻支付球員薪水的50%-40%,以確保俱樂部在停擺期間減少支出,不至於因為新冠肺炎產生的影響最終導致破產。

而亞洲方面,韓國足協的高管降薪20%,澳大利亞足協調整運營方式並讓70%的員工暫時停薪離崗。不過這些舉措,在中國足協面前似乎都不會“存在”。

歐洲聯賽推動球員降薪,亞洲足球方面,各國足協擺出高姿態,不是降薪就是裁員,不過到目前為止,中國足協依舊“按兵不動”。在中國足壇討論多時的職業聯盟尚未成立,而且也沒有歐洲普遍存在的球員工會,只有球員與俱樂部之間存在勞資關係,責任主體是俱樂部,而不是中國足協。即便要推動降薪,足協也難以找到商談的主體,只能靠球員自覺主動提出,或者俱樂部與球員協商。

當然,不可否認足協方面也可以做出主動降薪或者裁員的姿態,給各大俱樂部以及球員做出表率,但非職業運營下的中國足球,足協的雇員並不屬於高薪階層,削減足協員工的薪酬意義並不大。而且在受到目前情況的影響,足協的基層工作人員工作量加大,再去降薪也不合適。

儘管FIFA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導性意見,不過對於中國足協來說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觀”,既不能倡導俱樂部去降薪,也無法對FIFA的指導性意見進行反駁。最為關鍵的是,降薪涉及到合約問題,中國足協去年年底剛頒布新版的限薪令,無論是內援還是外援,從2020年起新簽合約都需要滿足限薪令的範圍,本土球員的薪水控制在稅前1000萬之內尚屬合理,大牌外援又有幾人肯接受稅後年薪300萬歐的要求?

退一萬步講,特殊時期特事特辦,聯賽重啟後恢復薪資待遇,這其中涉及的方面太多,對於自負盈虧的投資方來說,也不希望增加麻煩。中超普遍降薪,外界的呼聲高,但基本沒有實施的空間,但從歐洲球隊的降薪來看,中超應該學習的是未來如何建設成真正的職業聯賽,避免出現特殊情況後,足協只能乾瞪眼,俱樂部只能看著球員不“乾活”卻依舊享受高薪。

(扎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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