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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心理報告:有四類人最需要幫助

新冠肺炎病毒侵襲的不僅是軀體,還有人和人的關係,以及人們看待周圍世界的眼光。

文 | 黃 祺

新冠肺炎疫情給所有人心中帶來一場“地震”,這場波及全國的心理“地震”,“震中”也在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牽頭一項樣本量達76530人的調查研究,調查時間為疫情最為嚴重的2020年2月9日到2月23日,調查對象來自全國。調查結論顯示,武漢公眾的失眠、抑鬱、疑病、強迫、軀體化、焦慮、恐懼等心理症狀最為明顯,武漢作為疫情中心,當地的人們體驗到的不適情緒更強烈,適應狀態更差,需要重點關注。

這項研究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江光榮認為,到了疫情後期,武漢最需要擔心的人群有四類:治愈出院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直接參與救治的醫護人員、一線社區工作人員和喪親的市民。

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支援武漢的急救醫療隊,在疫情最艱難的時期參與轉運新冠肺炎患者攝影|付春來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谘詢與治療中心主任仇劍崟及其團隊也在疫情中調查了民眾的心理應激反應及其動態變化,調查形成的結論在學術期刊“General Psychiatry”線上發表。調查共收到有效問卷52730份,評估1月24日至2月10日“疫情風暴”中一般民眾的心理應激反應狀況。這個研究同樣認為,疫情中心的華中地區(湖北、湖南、河南)民眾情緒反應顯著高於其他地區。

新冠病毒是一種“詭異”的病毒,在沒有出現明顯症狀時,病毒可能已經偷偷損傷人體器官,造成缺氧,卻不讓病人自己發現。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心理創傷,同樣可能隱蔽地在一些特定人群中間蔓延,他們也許還沒有察覺,或者並沒有尋求幫助。

武漢的“心傷”,待療。

當病毒爬進心裡

網絡上,一位曾經病重、如今治愈出院的老人,用長長的文字寫下了自己的經歷。

老人是退休的攝影愛好者,1月26日因新冠肺炎住院,在重症監護室住了8天,目睹了同病房病友的去世,經受了一個病區7人死亡的恐懼,但他幸運地被治愈,2月14日出院。

回到社區,世界對於老人來說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出院一個多月,總共出門四次,只要是知道他得過新冠肺炎的人,都對他避之不及。

“即使是在自家的陽台上也不行。我家自帶了一個70多平方米的涼台,那是我往常休閑娛樂的地方,出太陽的時候,我跑到涼台上去曬太陽,想補補鈣。然後社區幹部就來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涼台上了,那是戶外空間,有人比較害怕,希望你以後不要上涼台了。從此我再也不去那個涼台,想曬太陽,我只能呆在自己的臥室裡,把雙腿放在窗台上。陽光透過窗戶照進屋子的一丁點可憐的陽光,對我已經是恩賜了,我把這叫‘鐵窗’生活。”

讓老人更加難以接受的是兄弟姐妹之間情感上的隔閡。他寫到:

我的親兄弟叮囑我,“你不要出去走動了,你的病還可能複發的。”他們本意是關心我,但我聽了還是有想法。最讓我難過的是我的親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愛她,兩家走動得很多,有好吃的我總惦記著她。但是自從我生病,她沒有問候過我一次,沒有給我打過一個電話,隻跟我老伴通過一兩個電話。在我病重的時候,我老伴給她電話,哭著告訴她哥哥快不行了。我小妹妹立即說:“不要跟我說這個,不要說這個。”把電話掛了。她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很晦氣的事,這個傷了我的心。

新冠肺炎病毒侵襲的不僅是軀體,還有人和人的關係,以及人們看待周圍世界的眼光。

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江光榮

江光榮教授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認為,疫情帶來的心理影響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社會心理層面的影響,與輿論、輿情、民意等相關。另一個層面是疫情對個體或者人群心理健康的影響。

從心理健康的角度,江光榮教授對人群心理狀況給出了自己的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與地震災害、其他突發災害以及發生在局部區域的傳染病疫情不同,新冠肺炎波及面廣,全國各地的民眾,甚至全世界每一個人,都經受著疫情。“全國醫護人員支援武漢,他們既是來幫助別人的,但自己也是傳染病疫情的‘災民’。汶川地震後同樣有各地救援隊去幫助震區,地震救援人員基本上單純地是救助別人的角色。”

總體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心理影響,是非常廣泛的。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谘詢與治療中心主任仇劍崟在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介紹,她主持的這項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階段,接受調查的對象中35%的民眾對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顯的情緒應激反應。

按照年齡特徵看,青年(18-30歲)和老年(60歲以上)人群情緒反應較明顯,原因可能是青年人信息獲取多來自於自媒體渠道,媒體中大量疫情報導使他們容易受到疫情動態的影響產生應激反應。而老年人本身身體素質較弱,再加上本次疫情中大部分死亡病例為60歲以上的老年患者,因此肺炎疫情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響也更明顯。

調查結果顯示,隨著時間推移,民眾情緒反應指數總體呈下降趨勢,說明了國家在疫情暴發後頒布的聯防聯控措施的有效性。

隨著疫情的緩解,新的社會問題產生:對疫情重點地區人員的歧視、恐懼;對患過新冠肺炎人群的排斥;親情的疏遠;對生活環境的懷疑;甚至於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等等。當病毒爬進了心裡,“治療”變得更加複雜和困難。

四類人群“心傷”嚴重

疫情對每一個人都會帶來心理上的影響,大多數人隨著疫情的結束、時間的推移,負面的心理影響逐漸消失,但對於幾類特殊群體中的部分人,心理上的傷害可能會延續很長的時間。江光榮教授認為,這些人就是接下來災後心理重建中,最需要得到幫助的人。

第一類需要關注的是曾經的新冠肺炎患者,尤其是其中的重症患者。

“這個人群絕對數量可能不多,在武漢大約幾千人或者上萬人。武漢的重症患者曾遭受兩重心理創傷,第一重是疫情初期醫療資源不足,不能得到及時救治,心理上產生極大的恐懼,還有憤怒等情緒。第二重是一些重型患者經歷了非常痛苦的搶救過程,有的患者描述是‘生不如死’。” 江教授說。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等部門1月29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雜誌上的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1月1日至1月11日期間發病的189例患者發病至住院的平均間隔期為9.1天。在等待的這個時間裡,病人還不斷聽到有人患病去世的消息,這樣的信息環境中,病人受到的驚嚇是非常嚴重的。

第二類人群是救治一線的醫護人員。江光榮教授認為,武漢本地的醫護人員承受的心理壓力,比後來援助武漢的醫護人員更大。援鄂醫療隊是在舉國褒揚、英雄主義的氛圍下工作,而且防護物資也逐漸豐富,對醫護人員的保護比較周全。而早期武漢當地醫護人員,是在對病毒了解不夠、防護不足、後勤保障不足、身邊同事相繼感染的情況下工作。

自己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還要救治病人,醫護人員的壓力可想而知。“我知道有些醫生說,不敢回想那幾天的日子。醫生一方面把救人作為天職,他們必須要在一線工作,但他們心裡充滿了恐懼和憤怒,這種體驗是外地救援的醫護人員沒有體會到的。這些人我覺得產生心理創傷的可能性比較高。醫護人員還有一個特點——不太容易進行心理求助,所以如何對這個人群開展心理服務還是一個挑戰。”

第三類群體是疫情中做支持保障管理工作的一線工作人員,比如社區工作人員、社區志願者、醫院志願者、基層的政府官員等等。

江光榮說,他們非常辛苦,承受了巨大壓力,工作風險性高,工作量又大,有的還遇到不理解、對工作的批評,他們受到心理傷害,但得到的支持、同情比較少。

第四類人群是疫情中喪親的家庭,涉及的人數更少一些,但他們的情況比較特殊。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是家庭傳染,家中有人病逝後,家人可能也在治療或者隔離,大部分家庭沒有與病逝者做最後的告別。

“無論中外文化,與去世的親人做最後告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從心理健康的角度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治療過程,但武漢的這些家庭,當時沒有能夠與親人做最後的告別。”最近,武漢的殯儀館開放讓家屬領取疫情中過世的家人的骨灰,江光榮教授認為,這個取回骨灰的過程,有關部門應該安排隆重而肅穆的儀式,充分體現對逝者的尊重,給家屬哀悼的機會,彌補喪親家庭最後的遺憾。

這四類人群,因為受衝擊較大,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的心理幫助,其中有的人是有可能形成PTSD(創傷後應激綜合征)。

至於普通公眾,江光榮教授認為,人的心理調節能力是很強大的,大部分人不需要太多的心理援助,自己可以慢慢適應和調節情緒。當然,總還是有一個小比例的人,需要得到延伸的心理援助。

大規模隔離帶來的新問題

“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安全受威脅,人會出現緊張、焦慮、恐懼等等情緒。無論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還是戰爭,或是新冠肺炎這樣的傳染病疫情,特殊事件首先給人帶來的就是因失去安全感產生的負面情緒。對於這些情緒,無論是教科書還是過往的經驗,都有應對方法。

但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大規模長期的隔離生活,會給人的心理帶來什麽樣的影響?該如何對那些因長期隔離而產生負面情緒的人給予援助?

“幾百萬人居家隔離,時間長達兩個多月,心理學歷史上很少遭遇過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在世界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沒有發生過的事自然缺乏研究,人們會有怎樣的心理問題我們了解不多。” 江光榮教授說。

2020年2月19日,武漢,晚8時左右,三眼橋路一小區,小區物管在門口豎立的疫情防控牌子

1月23日武漢封城,很多武漢居民度過了2個多月禁足的生活,江光榮認為,這種隔離帶來的心理後果,目前只能靠一些原有的理論和實驗做推測。

歷史上曾有人拿自己做隔離實驗,把自己關進與世隔絕的地方,考驗自己能耐受多久。最長的紀錄是一個人將自己隔離在山洞中長達200多天。

疫情中公眾的隔離跟上面提到的這種隔離應該很不一樣。武漢市民絕大多數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並且依靠發達的媒體,大家一直與外界保持著聯繫。“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社交剝奪或者刺激剝奪,我覺得隔離生活中的人這兩個剝奪都是有限的。只能說社交的多樣性可能被剝奪了,生活變得比較單調,你每天與單調的人相處,生活在單調的物理環境中。”

由此江光榮認為,隔離生活對大多數人來說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心理損害,不過現在沒有任何實證的研究。“我推測,這次隔離可能會產生一批’哲學家’,人們會去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等等。還有一種可能出現的反應是情緒反應的兩極化,一是‘冷漠’ ,情緒變得不那麽容易激活,變得什麽都無所謂;另一是過敏,容易激惹,很容易就會哭。無論如何,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當生活恢復正常,大家的心理會很快恢復正常。”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谘詢與治療中心主任仇劍崟

仇劍崟團隊的研究發現了一個之前被忽略的群體——進城務工者,他們的情緒反應指數顯著高於其他職業。仇劍崟主任認為,由於武漢封城以及全國性的經濟活動暫停,延遲復工使得進城務工者群體暫時失去了收入來源,經濟壓力驟增容易觸發消極情緒反應。

她解釋說,復工延遲的通知頒布後,這些務工人員馬上就開始擔憂自己的工作:疫情後能不能順利返程?回到城市還有沒有工作?進城務工人員,往往也是低收入人群,不能復工立即就影響到這些人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準,他們自然會對前景特別擔心。

仇劍崟主任提醒說,進城務工人員是疫情中受到影響很大的人群,他們本身也是低收入人群,這個群體的情緒問題如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沒有及時乾預和化解,有可能成為社會矛盾的種子,因此相關的政策措施要首先考慮他們。

待人發現的“秘密”

不輕易訴說內心的壓力,是醫護人員群體的一個心理特徵,而他們心裡的“秘密”,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抗疫戰鬥中,有可能會壓垮素來堅強的白衣戰士。

華東師范大學附屬精神衛生中心陳亮亮醫生,是上海第三批援鄂醫療隊的成員,也是上海最早隨醫療隊到達武漢開展心理乾預工作的精神心理專業人員之一。1月28日到武漢時,醫院裡病死率高、防護物資不足、病房人員緊張、大量病人等待救治、全體醫護人員承受著巨大的身心壓力。

華東師范大學附屬精神衛生中心醫生陳亮亮(中)

進駐武漢市第三醫院的當天,醫療隊“滬鄂心連心”心理乾預小組就開始工作了,他們把心理谘詢室開設在距離醫護人員休息室最近的地方。陳亮亮醫生告訴《新民周刊》,心理團隊初期接待的當地一線醫護人員,很多都是沒說兩句話就眼圈發紅、開始哽咽甚至掩面大哭,以此來釋放積壓的情緒。

除了為武漢當地的醫護人員提供心理幫助,陳亮亮團隊很快發現,援鄂醫療隊的醫護人員也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最早到武漢的醫療隊,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一位護士值完夜班後著涼感冒了;她第一時間上報了體溫異常並主動隔離,醫療隊專家組立即讓她休息並安排相關檢查,以排除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陳亮亮受命持續關心這位隊員的心理狀態。

陳亮亮醫生與護士不斷溝通,了解到對方心中有些不安,還有些揮之不去的擔心,夜間也出現了入睡困難、多夢早醒。“進入隔離的狀態後,立即就體會到了平常她照護的病人們那種絕望、孤獨、孤立無援的感覺,讓人不自覺地有點慌。但我覺得被感染的可能不大,我防護還是蠻到位的,身體也一向健康,但我怕家裡人跟著我擔驚受怕,我自己應該能挺過去吧。”她要求隊裡在沒有明確情況前不要通知家人和所在醫院。此外,陳亮亮得知她還有一層顧慮,就是自己萬一“中招”會給集體帶來負面影響,甚至會打破上海醫療隊“零感染”的承諾。

為了讓她感受到集體對她的關心和鼓勵,而不是責怪和歧視,隔離期間陳亮亮與這位護士每天進行線上一對一的溝通。在良好的休息和營養支持下,最終歷經5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讓這名隊員終於擺脫了沉重的心理負擔,並很快重新返回了崗位。

還有一位隊員,讓陳亮亮印象深刻,她遭受的心理衝擊在專業上被稱為“替代性創傷”。

這位護士照護的一名患者,與她年紀相仿,家裡上有老下有小。因為家庭情況相似,護士對病人格外抱以同情,但最後病人還是不幸去世。此後,這名護士感覺就像自己的親人去世了一樣,陷入了巨大的哀傷和自責中,她總感覺自己或許沒有盡力。輪休的時候也想著病房裡的事情,想著患者的家庭破裂、老人孩子無人照顧.......經常會難過得流淚、茶飯不思。在連續失眠近一周後,她向“滬鄂心連心援助平台”公眾號發來求助。

陳亮亮感覺到這位護士屬於助人動機特別強烈的一類人,當初她是全院第一個主動報名支援武漢的,平時工作中她的責任感非常強、也特別敬業。這些優秀的職業品質在疫情初期病死率較高的特殊環境下,卻可能令她的心靈更容易受傷。“往往由於救治效果不理想,醫護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情緒和不良認知,甚至出現一些極端的行為,這時就需要心理醫生及時予以心理疏導和乾預。”

陳亮亮醫生介紹,重大災難事故或公共衛生事件的救治過程中,醫護人員容易出現替代性創傷。如參與病人搶救的醫生,護理重症患者的護士甚至救援現場的志願者,在救治過程中間均投注了很多的心血,她們對病人了解越多,代入感越強。當目睹這樣一些衝擊性的場景後,一些醫護人員的心理反應會超出他們能夠承受的範圍,這就會形成心理傷害甚至達到心理危機的程度。

近來意大利接連出現護士自殺的報導,這就必須引起醫院負責人和專業心理醫生的警惕。

正是考慮到這些情況,援鄂醫療隊格外重視對醫護的心理培訓,這等於是為抗疫一線的白衣戰士們穿上一身“心理防護服”。事實證明,由專業的心理醫生將識別和應對各類心理危機的知識及時、適時地傳遞給其他專業醫護人員,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工作和保持戰鬥力。

比汶川地震有很大進步

大災之後關注災區民眾心理健康,是從汶川地震災後救援開始的。2008年汶川地震後,災區湧入大量想要提供心理援助服務的志願者。由於缺乏統籌安排和組織,當時的災後心理乾預工作可謂毀譽參半。

一方面,那是中國第一次集體重視災害中民眾的心理問題,開災害心理乾預的先河;但另一方面,很多不具備專業能力的志願者無序地開展所謂的心理乾預,給災民帶來了二次傷害。地震後災民安置點曾流傳一句讓人尷尬的話:“防火、防盜、防心理醫生。”

12年過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理乾預比此前更加專業和有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程度。

3月10日武昌方艙醫院休艙,醫護人員和患者擁抱話別

江光榮教授介紹,1月25日,他所在的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就開始籌劃面向公眾的心理援助。“我平常工作挺忙的,但這個疫情期間,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忙的時候。” 1月31日,華中師范大學聯合中國心理學會的兩個臨床與谘詢心理專業組織,在騰訊公司技術支持下,推出了面向全社會的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平台。人們可以通過電話、線上實時音視頻通話和即時通信(文字聊天)等多種方式進行谘詢。開放首日上午,平台接待了100多位求助者,超過一半人來自武漢。

經歷了4次升級,這個平台如今已經是一個由教育部主管,有全國各地1700多名心理谘詢師、100多名心理督導師參與,專業程度高、組織有序的全國性心理援助熱線平台,每天有200位心理谘詢師和督導師在線服務。“可以說全國最強乾的心理谘詢專業人員都在這個平台上。”

隨著海外疫情的發展,現在這個谘詢平台又為海外華人、留學生開放了專線。要為海外人員提供心理谘詢,對谘詢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必須了解不同國家的相關法律和政策,能夠回答各國華人和留學生提出的問題。平台還招募了海外的華人心理谘詢師,面向海外華人和留學生提供服務。

除了線上平台,國家衛健委組織的大規模心理專業隊伍,直接深入武漢醫療機構、方艙醫院,為患者和醫護人員提供服務。2月21日,上海援鄂心理醫療隊抵達武漢,上海心理醫療隊與湖南、四川等省市成規模派出的8支心理醫療隊共300人,一起在武漢工作。

上海援鄂心理醫療隊領隊、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王振認為,如今決策部門對災後心理乾預工作非常重視,組織能力和專業性比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時都要進步很多。

陳亮亮醫生對這種重視程度深有體會。“上海很早就派出心理專家進駐了公共衛生中心參與新冠救治工作;他所在的上海第三批援鄂醫療隊一到武漢,領隊陳爾真就成立心理乾預小組,負責為醫護人員進行崗前心理培訓,把心理防護和感染防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將近兩個月的工作時間中,心理小組和後方的心理專家團隊開展各種類型的心理乾預300多次,對象包括了患者、家屬和湖北上海兩地的醫護人員。

在看到進步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疫情中曾經出現一些引起社會不滿情緒的事件——官員失敗的發言、新聞報導的角度欠妥、一項爭議性政策的頒布……這些事件可能就是未能從心理學角度考慮公眾感受而造成的不良後果。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仇劍崟認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種種現象提醒我們,未來在政府決策、新聞發布中,更要多從心理角度權衡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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