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南院食堂，有一天集體吃飯時電視上正重播《時空連線》，我是主持人。
陳虻吃完飯給我打個電話：“人家說，這人還是陳虻招的？你可別讓我丟人。”說完把電話掛了。
他罵人的這個勁兒，史努比說過——讓人輕生的心都有。偏偏，他罵的都是對的。
他審一個人的片子，審完把對方叫過來，問人家多大歲數了。對方莫名其妙，問這乾嗎。他說：“看你現在改行還來不來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聞的那套路數：“你簡直矯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氣得血上頭，眼淚打轉。
他還說：“批評你不可怕，對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沒自信了，倒是對我溫和點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強的呀。”我回嘴。
“你關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說。
“怎麽才能忘掉自己？”我擰巴得很。一期節目三方連線，我得時刻想著我的身體要擰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還要想臉上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麽都得想，我怎麽能忘掉自己？
“回家問你媽、你妹，她們對新聞的欲望是什麽，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問醫生朋友：“為什麽我呼吸困難？”
他說：“情緒影響呼吸系統使呼吸頻率放慢，二氧化碳在體內聚集造成的。”
“有什麽辦法嗎？”
“嗯，深呼吸。”
上樓的時候，我深呼吸；下樓的時候，我深呼吸。我看著電梯工，她鬆鬆垮垮地坐著，閑來無事，瞪著牆，永遠永遠。我強烈地羨慕她。
上班時只有在洗手間，我能松垮兩分鐘。我盡量延長洗手的時間，一直開著龍頭，一邊深呼吸，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經開始散發失敗者的味兒，再這樣下去誰都會聞出來了——在動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發出那樣的氣味，幾乎就意味著沒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會被盯上，被毫不留情地撲倒在地，同伴會四散奔逃，甚至顧不上看你一眼。
我決定自己做策劃和編輯，找找那個抽象的欲望是什麽玩意兒。
每天給各個部委打電話聯繫選題。大老楊看我給外交部打電話聯繫大使被劫案的採訪覺得好笑：“得多無知才能這麽無畏啊。”但居然聯繫成了。錄節目的時候他負責拍攝，衝我一點頭。我心裡一暖。
我每天上午報三個選題，下午聯繫，晚上錄演播室，次日凌晨剪輯送審。
就這麽熬著，有個大冬天凌晨兩點，人都走光了，沒人幫我操機，我自己不會，盯著編輯機，心想，我不幹了。天一亮我就跟陳虻打電話，去他的，愛誰誰。
我在桌邊坐著，惡狠狠地一直等到七點。電話通了，陳虻開口就問：“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我鬼使神差地說：“能。”我抱著帶子去另一個機房，編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大衣鎖在機房了，穿著毛衣一路走到電視台東門。我是臨時工，沒有進台證，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縫裡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撲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著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經有人在街上了，兩個小青年，驚喜地指著我，我以為是認出了我。
“瘸子。”他們笑。淺青色的黎明，風把天刮淨了，幾顆小銀星星，彎刀—樣的月亮，斜釘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後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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