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何時開始研究埃及文物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埃及學界對晚清以來的埃及學史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和總結，劉文鵬《埃及學與中國》一文認為，端方是開始搜集埃及文物、研究埃及學的前驅，而根據筆者的研究，可以明確的是，“中國人開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學”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蔭主動托人尋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緒十四年前後。

今年12月，蘇州博物館將舉辦潘氏收藏的特展，國家圖書館藏的這套拓本將會展出，希望借此文便於學界同好深入認識潘祖蔭及相關學者在晚清學術史上的獨特地位和作用。

潘祖蔭是晚清時代的學術領袖，累官四十餘載，迭掌文衡，為晚清重臣、學林領袖。平生好古文字之學，喜收藏善本、碑版及青銅器，所藏甚富。其學術旨趣在晚清學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

我國埃及學學者曾關注到晚清學者重視古埃及文字的一些史實，但未注意到潘祖蔭亦曾委託駐外使節收集古埃及文石刻資料這一重要事件。根據葉昌熾的記載，潘祖蔭曾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筆者與潘裕達先生（潘祖蔭五世孫）於2008年在國家圖書館發現了張蔭桓潘祖蔭的兩封信劄，此後，先後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發現了潘祖蔭舊藏古埃及石刻拓片實物。經比對，兩者為同一石刻，國家圖書館所藏為全本，且拓片與張蔭桓信中所述完全吻合。為此，結合相關文獻，還原潘祖蔭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過程原貌，充實潘祖蔭收藏活動的研究，也為近代中國埃及學的起源研究提供參考。

- 現存潘祖蔭藏古埃及文石刻 -

葉昌熾在《語石》一書中明確記載了他的老師潘祖蔭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史實，《語石》卷二“歐非兩洲二則”（《語石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47頁）中雲：

埃及古文，尚在臘丁之先。潘文勤師貽書海外，曾摹得兩石。以拓本為范，用塞們德土埏埴而成者，不爽毫發。《晉書》戴逵傳，稱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其法正合。其文有如鳥獸者，有如亭台者，又有如雲氣者，皆古之象形字也。文勤以示門下士，各有考釋。亦如明人之釋岣嶁碑，但滋聚訟而已。黃仲弢學士得拓本一通，系刻之石槨者，西人斐爾士所藏。……此可為宇內最遠古之刻矣。

根據葉氏的記錄，我們可知：第一，潘祖蔭為收集埃及古文，專門寫信給海外的朋友，“摹”得兩塊石刻。第二，石刻的製作方法，是用拓本作為范，用水泥（“塞們德”即英語cement的音譯）製成。第三，潘祖蔭愛好此物，讓門下學生觀賞並請他們嘗試考釋。第四，黃仲弢有一份從西方人那裡得來的古埃及文拓本。（黃紹箕，字仲韜，或作仲弢，號漫庵。清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歷任四川鄉試副考官、湖北鄉試正考官、翰林侍講學士、京師大學堂總辦、京師編書局監督兼譯學館監督、湖北提學使）由此可見，潘祖蔭至遲在1890年逝世前，就已經請人從海外帶回兩塊複製的石刻。

為此，我們希望通過實物調查，來研究潘祖蔭收藏的具體是什麽。經調查，筆者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和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分別查到了相關記錄，並目驗了兩處所藏的古埃及文拓片實物。基本情況如下：

1.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索書號05488:1）

著錄為：“卡諾普斯（Canopus）碑聖書體象形文（前239年）。翻刻石或曾在端方處，後歸潘祖蔭，再藏蘇州同鄉會。”拓片一張，尺寸為124×77（cm）。封套左下有“柳風堂石墨”朱文印，拓片右下有“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藏”朱文印。碑文為聖書體文字37行及希臘文2行半。碑文左側有刻款，據“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數據庫”著錄：“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緒十五年二月南海張太仆得之美利加華盛頓城博物院，寄贈吳郡潘大司空鑒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譽記。”驗之原件，除“吳郡潘”三字模糊，隱約可辨外，與著錄吻合。

2.國家圖書館藏本（索書號：各地3552）

著錄為：“古埃及文希臘文及埃及文石刻”，內容附注項：“尾彭光刻跋”（當為“尾彭光譽刻跋”），從題名可知國家圖書館不明此碑的內容，故只是著錄古埃及文、希臘文、埃及文三種文字。拓片共3張，尺寸分別為：124×77、96×75、94×35（cm）。三方拓片，首頁較大者為聖書體象形文字部分，內容及尺寸與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本同，左側刻款較北大圖書館藏本模糊。右上鈐“周肇祥訪古記”白文印，右下鈐“北京圖書館藏”朱文印，背貼簽條，上書 “埃及古石刻同治五年出土”。第二頁為希臘文字部分，古埃及文聖書體文字半行及希臘文76行，經比對，可與聖書體部分綴合，屬同碑分段拓印。第三頁為古埃及文世俗體文字部分，74行，右下鈐印。（周肇祥，字嵩靈，號養庵，曾任古物陳列所所長）

兩件聖書體部分拓片左側都有刻款：“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緒十五年二月南海張太仆得之美利加華盛頓城博物院，寄贈吳郡潘大司空鑒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譽記。”考光緒十五年潘祖蔭任工部尚書（據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7月版，第312頁），“大司空”當指工部尚書；同年，張蔭桓以太仆寺卿出使美國（同前，第1324頁），彭光譽以刑部郎中為參讚（參《張蔭桓日記》：“是役同行者：……刑部郎中彭光譽，號小圃……”。上海書店2004年2月版，第4頁）。在張蔭桓書信、日記中也記載了相應內容，且日記中記載刻款字數確為 “五十四”字，可知這條刻款是真實可靠的（收藏過程及細節，詳見下節）。

卡諾普斯碑，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命名為“卡諾普斯法令”碑（Decree of Canopus）。中譯本《不列顛百科全書》譯為“坎諾普斯法令”。它最早於1866年4月15日由三位德國考古學者在今埃及東部發現（古埃及Tanis塔尼斯），故又名“塔尼斯法典”，此後又發現3個副本。該碑先後遞藏於埃及的布拉克博物館（Museum of Boulaq）和埃及古物博物館（Museum of Egyptian Antiquities）。它是用兩種語言、三種字母寫成的古代埃及法令。碑陽上半部分刻古埃及文聖書體37行，下半部分刻希臘文76行，碑右側刻古埃及文世俗體74行。最早由德國學者Reinisch和Roesler以德文釋讀（Die Zweisprachige Inschrift von Tanis, zum ersten Male herausgegeben und uebersetzt, Vienna, 1866）。碑文內容是公元前238年3月7日，古埃及法老王托勒密三世歐列格特的王后和女兒去世時由祭司們頒布的太陽年置閏系統。據研究，碑文底本是希臘文，古埃及文聖書體和世俗體是根據希臘文翻譯而成。其刻立時間早於羅塞塔石碑約100年，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文獻，為解讀古埃及聖書體和世俗體文字提供了重要線索，也是傳世早期希臘文文獻中較長和較重要的一種，許多學者認為其學術價值僅次於羅塞塔石碑。同時，它也是古埃及歷法研究的重要文獻。（參《不列顛百科全書》“坎諾普斯法令”詞條，中國大百科全書2007年版；以及Birch, et al.Records of the Past: Be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ssyrian and Egyptian Monuments. 2nd ed., S.Bagster, 1875.vol VIII, pp.81-90）

而國家圖書館藏的這套拓片，是國內目前僅有的全套卡諾普斯碑碑文，彌足珍貴。

潘祖蔭藏翻刻古埃及卡諾普斯碑聖書體部分拓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 潘祖蔭收藏古埃及文石刻始末 -

上文提到石刻刻款上寫明“光緒十五年二月”張蔭桓得於美國，然而對其獲得過程論述不明。除了現存拓片，結合各種文獻，可以還原潘祖蔭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收藏過程。考現存潘祖蔭日記（分藏蘇州博物館、上海圖書館，稿本），找到三處有關埃及古文石刻的文字，分別是：

其一，“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癸醜，得劉芝田信埃及古文。”

其二，“光緒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戊辰，樵野埃及不到。”

其三，“光緒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己巳，仲韜交到樵野寄石三方。”

劉芝田（？—1892），即劉瑞芬，字芝田，安徽貴池人。光緒十一年（1885），受命出使英俄等國，授太常寺卿，遷大理寺，留任為大使，改駐英、法、意、比等國家。光緒十五年(1889)，被召回國任廣東巡撫。光緒十四年（1888）寫信並附埃及古文時在出使外國任上。

樵野，即張蔭桓（1837-1900），字皓巒，號樵野，廣東南海人。光緒十一年（1885年）

經李鴻章保薦，充任清政府駐美國、西班牙（當時稱日斯巴彌亞）和秘魯三國公使。光緒十六年（1890年）回國，以太仆寺卿入直總理衙門大臣。光緒十五年（1889年）寄信並附埃及石刻三方時在出使三國公使任上。

由上引日記文獻此可知，潘祖蔭分別於1888年、1889年先後得到兩位駐外公使寄贈的埃及古文實物。

關於張蔭桓寄贈埃及石刻一事，筆者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部藏《諸家致潘伯寅潘紱庭書劄》（索書號17797，第18-29開）中發現了兩封張蔭桓寫給潘祖蔭的信和陳季同寫給潘祖蔭的信，主要內容就是受潘祖蔭之托，搜訪埃及古文，寄贈石刻的原委。原信較長，茲節錄與古文字石刻有關者。

第一封（光緒十五年己醜二月十九日）：

伯翁先生大人閣下：客春辱鈞恉屬覓埃及石幢拓本。適有秘魯之役，未及拜複，曾托舍親仲約轉達清聽。然此一年間遇西人之頗知考古者，輒為物色。客臘始有願代購全本者，亦即函告仲約轉達。竊願得當報命也。

頃上月十一日，奉客臘六日賜書，敬承垂注，感蒙無極。知鏡照本已由劉芝使購寄。西人實不諳拓搨之法，蔭桓現購之本恐仍是鏡照，且聞法廷近將此鏡收回，不準出售。而經手之法人不負所讬，購得一本，缺三圖。其人必欲補足然後見寄。其意可嘉，然恐須之時日。

美博物院有埃及石碑，掌院與蔭桓有交，允照製一石相贈，而不允拓。初疑所製必不洽，前日望看，直與原石無異。大小三塊，高三尺四寸，闊三尺二寸，有碑額，中作圓珠形，旁繞兩絛，下綴兩長柄刀，圓珠之上為鳥翼，碑額極奇者也。碑文數百字，類鳥篆。其二石則希臘文，此碑之釋文也，皆不可識。茲將三石用木枋鑲好，另裝木匣寄津沽文報局黃花農轉呈。到時□鑒納，即望嵌置尊齋壁中。慎勿捶搨，或用棉花輕按，以手搨之，不致損壞。此碑系石膏和灰製成，一捶則碎矣。掌院者允代裝完固，舟車無礙。此石到後，其言驗否，尚祈示知。此石同治五年法人浚蘇彝士河所得，美照製一模，故可分贈。然與原石直無絲毫參差。蔭桓令從官識數語於旁，可以欺天下後世，然不敢欺公，特敘其原始然。竊願公寶藏之。若欲拓贈好古者，先就小石拓起，倘稍損則不宜拓矣。掌院見贈此石及代裝匣，一切周到，而不名一錢，雅意可感。此種製法，吾華所無。而其落落大方，尤可嘉佩。蔭桓薄酬以無款銅卣，置之該院，以志一時金石之緣。埃及文字得此石本似較拓本為良，由津運京，用船載至通州雇夫挑至覃第較為穩妥。當屬黃道妥箱也。

此外拓本甚不易得，有西人縮製埃及石幢，戲為拓之，奉寄一紙。

……

晚生張蔭桓謹狀。己醜二月十九日，美使館。

張氏在此信中明確說明了以下情況：

第一，張從光緒十四年春接到潘祖蔭信，托其“覓埃及石幢拓本”，到十五年（己醜）二月間，“遇西人之頗知考古者，輒為物色。”可見潘氏專心於埃及古文，張氏也頗為用心。

第二，張已從潘處得知，劉瑞芬為潘祖蔭購寄“鏡照本”埃及古文，而張也購置了“鏡照本”等到配齊寄贈潘祖蔭。

第三，張與美國博物館館長友善，館長相贈1866年法國疏浚蘇伊士運河所得石碑的複製品，美國有該石碑的翻模，用“石膏和灰製成”，張蔭桓令從官“識數語於旁”。美國博物館館長將此碑等三方石刻妥裝木匣。張寄津沽文報局黃花農轉呈潘祖蔭，並叮囑從天津運到北京，需要小心謹慎船載夫挑才能保萬無一失。

第四，西方人沒有拓片的習慣，大多是影印“鏡照”，或者翻模複製。送去的複製品，質地疏松，再三囑咐潘祖蔭小心捶拓，免於損壞。

這封重要的信件二月十九日寄出，據上引潘祖蔭日記，遲至七月二十四日才收到：“戊辰，樵野埃及不到。”而寄出的三方石刻，於次日二十五日收到。

考張蔭桓日記，更詳細記錄了美國博物院所贈石刻前後的過程。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月十三日第一次提到博物館贈埃及石碑情況：“飯畢至博物院觀所贈埃及石碑，高三尺四寸，為埃及文，另二石則希臘文，大與碑同，特無額，小則長方形，同治五年出土也……”（下述碑的形狀和字體，與信同，略）

同月十七日“屬參讚往博物院就掌院所贈埃及石碑題識五十四字”，這與張蔭桓致潘祖蔭信中所說“令從官識數語於旁”有五十四字，及現存拓片情況完全吻合。

同月二十一日“申初赴博物院，所刊碑側之字僅得其一，尚須數日乃竣”，發現刻款速度很慢。

過了一個月，三月十八日“博物院所贈埃及石三塊，裝固送來，即轉托鳥約旗昌附船寄滬，並買保險”，張蔭桓方完成刻款、包裝，從紐約寄往上海。

三月二十二日張蔭桓關心碑文內容，將“埃及石碑從英文譯出，該國祠官頌國王多尼微第三及王后毗連力奇功德而立……”（後詳述該碑文的內容，從略）。

到了八月初二日張掛念寄往都下的埃及石刻，等待潘祖蔭的回音。“四月托旗昌所寄衣物二十六件，已於六月十三日到滬，暫儲金利源棧。埃石即由滬局轉寄津局運京，此時亦必運到，有無損裂，須候都中來信。”

綜上，整個過程大致如下：張蔭桓在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得到美國博物院所贈埃及石刻複製品三方，十七日開始在石碑上刻款，十九日寫信給潘祖蔭說明情況，三月十八日寄出，潘祖蔭最終在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先後收到書信和石刻。

第二封張蔭桓致潘祖蔭信件，是三月廿四日的殘信，略雲：

（前缺）殆見所未見。每冊長三尺，闊尺余，得之舊藏家。譯說廿三本，每圖弁以字馬。如查某器，即對馬檢某。說辛皆法文，都下同文教習丁韙良頗通漢學，或可倩之考證。此□鏡照本，尊恉謂海外實有拓本者，或即此種。不識芝田所購同否。蔭桓連日披閱，歎詫不置。統候歸國奉呈……晚生張蔭桓頓首。三月廿四日。

大概是說張得到某種古物“鏡照本”，寄贈潘祖蔭過目，或與劉瑞芬所得相同。而潘祖蔭以為海外當有拓本。上一封信和後一封陳敬如的書信同類內容，此信中有“譯說”字樣，筆者估計仍是埃及文的影印件。

結合張蔭桓前後數年日記，我們能發現張蔭桓對古埃及文字特別留心。從光緒十三年四月張蔭桓參觀法國盧浮宮時起，就留心古埃及文字：“十八日乙亥晴。敬如導觀博物院，法之故宮也……又所藏埃及古文字一室，中有類鳥篆大篆者，上古文章樸茂，理或然也。徘徊逾時，未及遍覽，遂至大清公所啜茗，燈後往觀珠寶場，真偽莫辨。”這比張在上引第一封信中稱光緒十四年春收到潘祖蔭的來信，望他代為尋訪還要早一年，很可能是張蔭桓出使之前在京期間潘祖蔭就請他留心。光緒十一年張離京出使前與潘祖蔭多有來往。（參《潘祖蔭日記》，最後一次會面在十月十四日）此後足跡所至，或於博物館或於外國使者、友人處留心古文字遺跡。

第三封陳季同（字敬如，一作鏡如，號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77年，以翻譯身份隨官派留歐生入法國政治學堂學“公法律例”。後任駐德、法參讚，代理駐法公使並兼比利時、奧地利、丹麥和荷蘭四國參讚，在巴黎居住16年之久）五月初四日寄給張蔭桓的一封長信，是回復張詢問法國埃及石幢的調查情況，表達了他對埃及古文與中國古文的認識，訪得八張縮印的埃及文和德國人收藏的兩張，希望轉贈潘祖蔭一份。

使憲大人閣下敬肅者：

前接手諭，詢埃及石幢事。按埃及石幢有數十種，一種之中又有前後左右之文，散見群書不能枚舉，亦不能收聚……已前赴購時僅見五六十種，除大小雷同及破碎笨劣外，尤佳者隻此八種耳……二十餘年前，英人於希臘得古斷碑，上分三層，首為埃及上古文，中為埃及中古文，下為希臘古文……是碑近存於英，不甚傳。而德則因此人而傳，故有印本。覓得兩紙，謹以獻公。敬求以一紙分寄潘大司空，未知得蒙賞鑒否……陳季同謹上。五月初四日。

原文甚長，略去陳氏發揮文字學看法及談公務者，《張蔭桓日記》第397-399頁光緒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條將該信基本照錄。由此可知，張蔭桓受潘祖蔭之托尋訪古埃及文，除親自留心外，還委託陳季同等駐外同僚一起辦理，並將陳季同的信轉寄給潘祖蔭。這三封信歸在一起，估計由於都有關收集古埃及文而為潘祖蔭有意編排在一起。

又考葉昌熾日記，有三處記載潘祖蔭出示埃及古文：

光緒戊子十一月十五日，鄭庵丈招飲，並觀埃及古碑、紅厓古字、唐吐蕃會盟碑及日本、高麗各刻。同坐者芾卿、再同、李芍農學士、盛伯希祭酒、王廉生、王柯莊、黃仲弢、馮夢華太史、劉佛青主事，暢飲至未刻。

光緒己醜二月二十日，複造鄭庵丈處校《通鑒》一卷。陳冠生殿撰、黃仲弢太史亦來助校。又見埃及古文，其石在法國巴黎斯城，高不可拓，以影照法縮於片紙。其文有如鳥者、有如獸者、有如刀者、有如弓矢者，皆三代以前象形字。

光緒庚寅五月廿七日，見鄭庵師新得埃及殘石拓本，美國斐爾士所藏。張祖翼遜先遊泰西主其家見之，乃古時石槨僅存殘石二片，文字奇古，尚在希臘，四千余年物也。張君欲打本，斐爾士恐損石，初拒不允。張均告以中國碑版所以流傳甚遠者，皆氈蠟之功。始拓約十餘通。此本黃仲弢從張君乞得，以轉贈鄭庵師者也。（《緣督廬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據此可知，潘祖蔭在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年）十一月初六日首次得到劉瑞芬寄贈古埃及文後九天，招飲門生，分享同好。光緒十五年己醜（1889年）二月二十日，又出示了攝影縮印的埃及古文，潘祖蔭日記中也有記載，但沒有述及同觀埃及文字，只是開列了請來校書的名單，都沒說明這次展示的古埃及文來源。此後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年）五月廿七日，潘祖蔭展示了黃紹箕所贈、從張祖翼處求得的美國斐爾士藏埃及古文拓本，這正是本文開頭所引葉昌熾《語石》中所提到的。

- 中國埃及學的先聲 -

綜上可知，潘祖蔭一共有三種古埃及文：第一，光緒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六日，收到劉瑞芬寄贈的埃及古文；第二，光緒十五年（1889年）七月二十五日，收到張蔭桓寄贈的埃及石刻三方；第三，此後光緒十六年（1890）五月廿七日前收到黃紹箕所贈美國斐爾士藏埃及古文拓本。潘祖蔭的埃及古文收藏，有石刻、影印本、拓本三種載體。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埃及學界對晚清以來的埃及學史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和總結，劉文鵬《埃及學與中國》（刊《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1期，第70頁）一文認為，端方是開始搜集埃及文物、研究埃及學的前驅：“……上述的有關記載，嚴格說來，還談不上埃及學的研究，只能說是中國人對埃及學的初步接觸和介紹。在20世紀以後，中國人開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學。清光緒年間，政治家、金石學家端方精金石學，收藏古刻碑文。1905年端方去西歐考察政治，1906年回國，途經埃及，他隨行帶有中國的墨拓能手，用宣紙和銀朱在那裡拓了不少名碑，並購置了原石，總數40多件，最大的有木乃伊像、埃及王像等，都鋼彈六、七尺。”而根據筆者的研究，可以明確的是，“中國人開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學”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蔭主動托人尋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緒十四年（1888年）前後。或許可以說，以潘祖蔭古埃及文石刻收藏為中心的學人對古埃及文的搜訪和研賞活動，就是中國埃及學的先聲。

學林（2018.11.23）|中國人何時開始研究埃及文物——潘祖蔭的古埃及文石刻收藏

潘佳國家語委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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