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1年2月22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人口動態初步統計結果顯示，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數量為872683，同比減少2.9%，創下歷史新低。
死亡人數則超過出生人口。2020年日本國內死亡人口數為1384544，同比下降0.7%，為11年來首次出現下降。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曾在2017年預測，2020年新生人口數將跌破90萬，2023年將跌至84萬。但就目前日本的統計情況來看，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已經遠遠超出了預期。
隨著醫療條件越來越先進，日本步入了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三低”境地。
2012年，筆者曾前往日本調研生育率問題。當時正值日本換屆，安倍晉三再次當選日本首相之後，日本政府繼續對新生兒童實施大力補貼，但也未能扭轉新生兒減少的趨勢。
為什麽日本出生率下降得這麽快？這個現象又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斷崖式下降
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才能進行社會生產，因此人口一直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變量。而出生率的本質也是個經濟問題，生育與否取決於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出生率指的是一定時期內（通常為1年）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數的比率，反映一定時期內人口的出生水準。出生率不僅與當年新生兒數量有關，也和作為分母的人口基數相關，人口基數越大，新生兒數量越小，則出生率也相應越低。
與出生率相關的另一個指標是總和生育率，是指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出生率受到人口總數的影響，而總和生育率則是生育意願和結果的體現。
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如果總和生育率小於2.1，那麽新生人口將不足以彌補生育婦女和其伴侶數量的代際平衡，人口的更替將會讓人口總數越來越少。
歷史上，日本也曾有過兩波生育高峰。第一波嬰兒潮出現在二戰後的1947—1949年，三年間平均每年新生兒數量為268.57萬人，這一代人為日本戰後復甦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一世代的人在二十多歲結婚生子，因此作為第一波嬰兒潮的延續，第二波嬰兒潮在1970—1975年期間出現，其間平均每年新生兒數量為199.96萬人。
但隨後情況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出生率在第二波嬰兒潮後斷崖式下降，第二波嬰兒潮未能在1990—2000年間帶來第三波嬰兒潮。
相反，日本的出生率從1990年開始便低於10‰，每名婦女生育數也是降至1.5以下，比發達國家2.1的人口交替平衡線要少30%。日本2019年出生率為7‰，2018年的總和生育率也僅僅為1.42。
日本人口下降有後工業時代的大背景，出生率下降的現象不約而同地出現在多個國家和地區。
首先是醫療水準有大幅提高，從小孩到成年人的生存率都變高了，靠多生來抵禦死亡率已經沒有必要。其次，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完全靠體力的工作變少，生男孩的必要性也同步下降。再次，社會意識形態的轉變讓女性更加自由和獨立，選擇更加多樣化，人生的意義並不局限於家庭。最後，逐漸高昂的養育成本也讓適齡的男女雙方對結婚生育產生一定的排斥。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法國和德國等由於移民潮保持著10‰左右的出生率，但日本和部分歐洲國家已經面臨著出生率極低、老齡化極高的兩極分化狀態。
生育“零成本”
為應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盡其所能，目的就是完善生育保障體系，讓育齡人群想生、敢生、能養。
在生育率降低之初的1994年，日本政府就設置了一次性生育補貼，對生育的家庭給予經濟補助，確診懷孕4個月及以上，無論小孩是否平安出生，即可向政府申請領取一次性的補助，補助的金額也從最初的30萬日元增加到現行的42萬日元，而政府未來計劃補貼金額將增加至50萬日元左右，能夠覆蓋全日本平均生育費用，實現生育的“零成本”。
生產期間，日本設立了14周的產假、10個月的育兒假，對於陪產的男性，也設置有較長時間的陪產育兒假，旨在維護家庭的育嬰責任，解決生育陪伴的憂慮。
在兒童成長階段，政府還將根據兒童的不同年齡，每月發放成長補貼，從出生到15歲，每月的補貼也有1萬—1.5萬日元。在教育方面，日本著力擴大托嬰服務，減免相關學費，為兒童父母盡可能地減少負擔。
2020年5月29日，日本政府舉行內閣會議，確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這將成為2025年之前育兒支援的基本方針。
為實現“生育率1.8”的目標，大綱提到要實施無償提供幼兒教育和保育服務等措施，並加入了對不孕不育治療的支持和擴大兒童津貼等內容，以期實現“讓日本國民放心生育和培養孩子”。另外，大綱也首次提出減輕3個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負擔、為年輕人結婚提供支援等具體措施。
雖然大綱提出了一系列目標和政策措施，但日本普通民眾認為，這些目標脫離了日本社會的實際情況，一些促進結婚、生育的措施也不具操作性。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實際上，日本年輕人的問題並不在於生育時，而在在生育前的結婚意願，以及生育後的撫養責任。
大綱提出年輕人要擁有經濟自立的希望和實力，但自身條件限制，以及通過奮鬥實現階級躍升越來越難，讓不少年輕人失去了奮鬥前進的目標；大城市集群的高房價、低生活質量，更是禁錮了年輕人的結婚意願；日本職場中論資排輩文化深厚，年輕人難以快速嶄露頭角，初級崗位的可替代性使得有產育假卻不敢請；初入工作的年輕人財富無法積累，談何實現經濟獨立，扣掉房租後不夠養家糊口，結婚和生育的想法更是舉步維艱。
如果沒有結婚在先，生育更是無從談起。
另一方面，撫養兒童需付出的高昂成本讓不少育齡夫婦止步不前。以房價為主的資產價格上漲，通過居住、教育、醫療等各方面直接或間接地抬高了孩子的養育成本；生養小孩付出的時間精力將會佔用自身的自由空間、降低自身的生活質量，不生育也成了育齡年輕人的可選項。
收入增長速度緩慢，高企的資產價格，這些經濟層面的結構性問題或許才是日本低出生率、低生育欲望的實質，而這些難點絕非通過補貼就能在朝夕間解決。
城鎮化步伐
不敢結婚更不敢生育，這一切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回到四十多年前，當時的日本經濟擁有健康的正向循環以及強勁的出口，居民收入高速增長，外匯儲備不斷增加，號稱能買下整個美國。
在那時，日本便開始了城鎮化的步伐，新乾線的建設連接起東京、大阪、京都，關東關西出現了大城市的集群。城鎮化能夠讓政府以最小的財政投入，實現對最大人群規模所需的公共資源的覆蓋，這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但為何城鎮化對年輕人，乃至於出生率都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呢？
在日本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中，女主人公三葉對大城市充滿了憧憬，而這恰恰也是現實的體現。城鎮化的結果就是年輕人湧向城市，工作機會向城市集中，資本也向大都市集中。
在日本出現了大城市集群後，年輕人不再停留在偏遠的地方工作，進而投資也不會流向這些地方，去建設滿足年輕人需求的設施，因此年輕人更不會留下，形成了城市集群吸血周邊地區人才的惡性循環。
年輕人跟隨城鎮化來到了城市，大量物質性的需求也相應移入到了城市，但隨後問題接踵而至。
人群湧入城市後的各種需求激增，其中住房需求非常關鍵。但房地產供應周期顯然跟不上迅速增長人群的居住需求，因此住房增長速度遠遠小於大都市的人口聚集速度，快速提振房價。
彼時日本經濟狀況良好，居民的勞動性收入也在同步增長，能夠承擔更高的資產價格，疊加旺盛的住房需求，房地產價格更是急速飆升。
經濟高速增長疊加快速的城鎮化，產生的後果便是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高企。
這樣便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我們都說日本房子小、精致，但從日本鄉村可以看到，日本房子並不是天生就小的，在1980年代，房子面積依然挺大。
只是後來建築商在建造更小面積住宅的同時，通過宣傳告訴年輕人，滿足生活需要不用這麽大的房子，小一點也可以。因此，日本的住宅在總價不變的情況下也經歷過了面積減小這樣一個過程，從80平米一直到目前的20平米，單價自然水漲船高。
由於住宅面積減小，日本也誕生了一個獨特的職業叫儲藏收納師，專門教授如何收納儲藏，這一切實屬被逼無奈。
隨著房子單價和總價都越來越高，日本年輕人又發現一個問題，住20平米的房子怎麽找對象呢？
因此宅男文化在日本誕生就不足為奇了，誕生時間和日本房地產泡沫時間相差無幾也不是一個巧合。當現實世界中的人被壓縮在一個20平米的小盒子裡時，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麽前往二次元尋找精神支柱了。在精神需求得到滿足後，日本特殊的風俗產業又提供服務來滿足這個群體的生理需求。
由於基本需求都被滿足，日本年輕人的奮鬥欲望也被大大消磨，更沒有動力去結婚生子、傳宗接代。
日本還有一個現象影響了生育水準，就是女性權利的興起。
隨著女性的家庭地位、社會地位以及收入水準的提升，日本女性更加獨立，不再是家庭中男性的附屬。
女性社會地位、收入水準不斷抬高，擇偶的標準、要求也相應提高，因此能夠匹配並結婚的適齡男女數量大大減少。在日本大城市集群中，這種現象使得適婚男女匹配關係極度收縮，大齡剩女比例更是居高不下。
城鎮化發展帶來的高房價、低生活質量、低欲望，導致的結果就是日本年輕人的不願生育，以及出生率的急速下滑。
（作者系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付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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