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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74年,揭秘那些守護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普通人

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陳思眾

今天(9月3日),是第五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也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4周年。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佔領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開始了長達6周的屠殺、奸淫、放火、搶劫等暴行,經事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調查,總計死亡人數達30多萬。史稱“南京大屠殺”。

上世紀80年代,日本方面開始著手修訂教科書,文部省對審定合格的教科書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見,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進行了淡化和刪減,如要求作者將文中的“侵略”改為“進出”等。目的在於歪曲歷史,美化侵略事實。1982年7月20日,中國和韓國對此事載文批判,一時群情激憤。

為了將這段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時任南京市市長的張耀華決定,立即為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

198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領導工作小組”正式開始籌備工作。

段月萍:最早尋證的人

成立領導工作小組後,張耀華找到了當時在市委宣傳部工作的段月萍。

接到建館任務時,段月萍正好50歲,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卻開啟了一段完全陌生的工作。

出生於1933年的段月萍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長大的。4歲那年,家鄉蕪湖淪陷,她隨父母一路逃難到湖南,親身經歷過日本飛機轟炸。有時候警報在夜裡拉響,段月萍和弟弟妹妹還睡得迷迷糊糊,就被父母從床上一把拖起來逃命。

她永遠也忘不掉,有一回,母親帶著她和弟弟妹妹逃到屋後山腳下,山上的國民黨高射炮部隊朝天上打,空中的日本飛機朝地上投炸彈。

房東的兒媳婦坐在段月萍母親身後,人還沒反應過來,就被一塊滾石砸成重傷。警報解除以後,電線杆上零零落落掛著人的殘肢。

“那時對日本侵略中國,內心真是恨得不得了。”段月萍說。除了責任心,自身的情感也驅使她拚命找證據揭露侵華日軍的罪行。“讓我們的子子孫孫記住這些事,以後絕對不要再發生戰爭。如果發生戰爭,就是老百姓倒霉。”

1956年,23歲的段月萍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她被分配至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在辦展和歷史學方面都有經驗。她知道,建館必須要豐富的史料來支撐。“搞陳列,房子蓋好了,沒有資料怎麽辦?不行,這樣沒法教育老百姓。”

可小組人員十分精簡,下設辦公室包括她在內僅三人。收集南京大屠殺所有資料的重擔,就這樣壓在了段月萍一個人身上。

當時的國內學界對南京大屠殺還未建立起完整的研究,資料散落在各處。讀了五年歷史,段月萍卻從未在近代史教材中接觸過大屠殺相關的信息。白紙一張,大海撈針,要上哪找資料?

她愣是靠著兩條腿,帶著一個小照相機,跑遍了南京市的大小圖書館和檔案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市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北京和上海的檔案部門也有她的身影。

在這些地方,段月萍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沒點坐性不行的!”段月萍笑著向東方網·縱相新聞回憶道。

她在一排排書架間找來解放前的報紙、雜誌和出版物,堆在桌上,厚厚的一遝。1937年到1938年間的報導,一頁也不能錯過。看到任何有價值的文字和照片,段月萍便立馬複印下來,或是拿去照相館翻拍。

她發現,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著一份珍貴的卷宗,上面記載著1946年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上對南京大屠殺一案的調查與整理。在那裡,段月萍還找到了當時受害老百姓申請救濟的檔案。

對段月萍來說,這段經歷最困難的部分不在於資料的搜集,而是心理上的壓力。在閱覽資料時,她不得不細讀日軍強姦婦女,凌辱屍體的殘暴行徑。有時候心裡難受,連飯都吃不下去。

也是靠著這樣的毅力,段月萍收集到了大量書面證據,包括550萬字的文字和112張圖像資料。

物證有了,還需人證。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搜集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群體:幸存者。他們是這場人為災難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最有力的見證者。意識到這一點後,段月萍便開始了與時間的賽跑。

1984年3月到6月,工作小組下設辦公室正式開始普查幸存者,他們以市政府的名義發文,要求全南京市各區縣的居委會協助。段月萍設計了一張登記表,表上要填的內容很簡單,包括年齡、姓名、事發當年的門牌號、現居地,最底下留了一個大大的框,用以填寫主要受害事實。

事發時留在南京、調查時年紀在60歲以上、本人遭受傷害或是親眼目睹大屠殺慘狀的,都算在幸存者之列。

段月萍回憶,三個月以後,自己收到了1756份表格。

根據表上的內容,她又將1200多位幸存者分為幾類:親歷屠殺者、目擊者,和被強姦的婦女。從中,段月萍找出了幾十位證據比較充分的直接受害者,她想和他們本人見面,了解詳細的情況。當時沒有助手,她就按照表上的現居地,一戶戶跑過去調查。

當時,在南京大屠殺中遭到迫害的,大多數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他們中許多人不識字,也沒有條件離家去更遠的地方。幸存者陳德貴就是其中之一。

段月萍循著地址找到他的住所,看見房子裡頭就一張鋪板,上面的被子破破爛爛。她注意到,陳德貴的左手第四指是一根斷指。

陳德貴見到段月萍時,又驚訝又激動。段月萍在屋子裡坐下來,聽他講述當時死裡逃學生的經歷,講到激動時,陳德貴把褲管卷起來,給段月萍看自己大腿上的傷口。

段月萍看見,他的兩條大腿內側分別有一條觸目驚心的傷疤。“肌肉都沒有了,像道小溝一樣的。”段月萍回憶。

和陳德貴一樣,夏淑琴、李秀英、唐光普、劉永新等一批重要歷史見證人都是在這次普查中被尋回的。

為了這份特殊的工作,從接到任務起,段月萍便馬不停蹄、筆耕不輟。

1985年8月1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江東門集體屠殺遺址建成開放。段月萍成為副館長。為不辱使命,她在崗位上一直工作到70歲才離開。

李雪晴:紀念館就是老人的第二個家

2019年7月25日晚,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萬秀英離世。紀念館幸存者牆上的燈又熄了一盞。36年前,段月萍找到的1200多位幸存者,目前登記在冊在世的僅剩82位。

肅立、默哀、獻花、三鞠躬。這是80後的李雪晴來到紀念館工作的第14年。今年,站在展廳負一樓的幸存者照片牆前,她已經參加了8次熄燈悼念儀式,送走了14位去世的老人。

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李雪晴2005年從學校畢業後,便進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保管研究處工作。她入職的前一年,紀念館在全國率先對社會公眾免費開放,在2005年參觀者就達到220萬人次。考慮到容量問題,紀念館決定在原館基礎上進行擴建。

現任研究處處長艾德林回憶,當時的老館不僅交通不便,佔地面積也有限,旁邊就是棚戶區。

2007年,新館落成。

與一期工程相比,二期工程展館的佔地面積增加了3倍。中間的主展館在老館的基礎上,以“和平之舟”為概念重新進行了設計。

設計者何鏡堂院士解釋,紀念館的形狀從側面看像一把刀,東邊升起、西邊埋在地下,形成一個斜角。他借地形賦予建築意義,寓意最終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日本的屠刀被砍斷了。

“斷刀、刀尖、船頭、和平之舟把整個主題從戰爭和屠殺引向人類對這場災難的反思,最後共同渴望和平。”何鏡堂在2015年接受採訪時如此說明。

館內的硬體設施有了提升,形式更多、更有說服力,展示了發掘和考證的過程。影像資料也從4部增加到了100多部。

2012年接手援助協會的工作之後,李雪晴要到幸存者家中一一拜訪。儘管是第一次與他們面對面交流,她未覺生疏,隻覺得親切。“因為他們這麽多年跟我們紀念館的感情,就好像孫女回爺爺奶奶家的感覺。”

每逢重大節日,像春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和國家公祭日,援助協會都會組織活動,希望可以給老人捎去溫暖和祝福。

去年中秋,夏淑琴、艾義英、葛道榮、馬庭寶、傅兆增、王長髮、王義龍、陳德壽8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死難者遺屬代表和10戶愛心家庭在紀念館組織下,一起製作手工月餅。

這件看似瑣碎的小事,對參與者來說,卻是另一番體驗。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夏淑琴老人曾說,這是她第一次做月餅。而逢年過節,紀念館組織的各種活動,讓她感到自己還沒有被遺忘。

除了定期與幸存者和其家屬保持聯繫以外,援助協會還為生活困難的老人報銷醫藥費。儘管可以方便地將紙質發票郵寄到辦公室,但李雪晴說,不少老人腿腳還利索的時候,總是堅持親自走到紀念館,要將發票交到她和同事手中。

她還記得幾年前的一個工作日,天上飄著毛毛雨,保安崗亭打來電話,說有人找。她下了樓才發現,是幸存者岑洪桂老人。他手裡拿著一包喜糖,說孫子結婚了。他特地搭了輛公車過來,要親自把喜糖送給李雪晴。

驚訝之餘,李雪晴說,自己當時特別感動。當年,岑洪桂已經90歲左右,喜歡散步、喜歡晨練,時不時就要來紀念館看上一眼。

艾德林處長說,這麽多年過去,幸存者事實上已將紀念館看作自己的另一個家。現在只要老人住院,家屬第一個電話就是打給李雪晴。

李雪晴在大學時,學的專業是社會工作,幸存者這個群體中,有不少人生活比較困難,能為這些幸存者服務,她感到很有意義。援助協會的日常事務有的事情很瑣碎,但絕對不能馬虎。

如今,李雪晴進入援助協會工作已有七個年頭,她一直在思考與實踐,如何從更多方面服務這些幸存者。

她注意到,隨著老人們年齡越來越大,身體大不如前,常常會出各種各樣的狀況。

機緣之下,援助協會在去年11月找到機會,與江蘇省人民醫院婦幼分院展開合作。雙方一拍即合,決定由江蘇省人民醫院的醫生和護士組成的健康呵護團隊定期前往老人家中,送去高質量的健康呵護。

在婦幼黨委的領導和支持下,方案自今年五月實施以來,便沒有中斷過。每隔兩周,醫院會組織一到兩支小分隊,前往老人家中進行體檢,並製作健康訪問記錄卡。通常,一上午的時間裡,每支團隊要挨家挨戶完成對三個老人的家訪。

健康呵護團隊的戴榮告訴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團隊中的成員們都是利用休息時間進行志願服務的。儘管平時在醫院的工作和學習已經很忙,這份工作也沒有任何多餘的報酬,但大家想到可以為幸存者們盡一份微薄之力,就覺得很有意義。

“有時候大熱天,大家撐著傘去,從上午8點多一直忙到下午1點多,也都沒有怨言。”她說道。

戴榮回憶,醫護人員在家訪一名幸存者老奶奶時,發現她因為脊柱嚴重彎曲導致腰背疼痛,晚上無法入眠,影響了正常的生活質量。

了解到這一情況後,健康呵護團隊通過與放射科溝通協調,當晚就安排這位老人做核磁共振,核查病情,以便醫生快速制定醫療方案。

由於幸存者們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齡在92歲左右的他們多少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心髒病等。有些老人受家庭條件限制,沒有時間和精力看病,飲食條件也較差,醫護人員的上門服務對於他們來說就像及時雨一般。

幾乎每一位老人在見到醫護人員時,都會握著他們的手,一邊表達自己的感激,一邊掉眼淚。

阮傑:後代應“以史為鏡”

阮傑從小跟著爺爺奶奶在江北的六合縣長大,直到上初中,才隨父母搬回南京市中心的鼓樓區。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到了阮傑這一代,南京大屠殺已成為每個中小學生銘記在心的苦難過往。

阮傑清楚地記得,自己上小學四年級時,學校在清明節組織年級師生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他自己趴在“萬人坑”遺址的欄杆旁往下望,遺址並不大,卻堆疊著累累的白骨,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戰爭的恐怖。

但當時的阮傑並不知道,他的爺爺阮定東也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之一。

阮定東出生於1937年5月4日,現年82歲。阮傑記得小的時候,爺爺說過自己隨家人逃難回六合老家的故事。當時的阮定東只有7個月大,是個尚在繈褓中的嬰兒。

直到2013年寒假前後,阮傑放假回家,全家人過年聚在一起時,阮定東才原原本本地複述了這段往事。

彼時,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在向社會征集有關幸存者和死難者的線索,阮定東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消息,便想和家裡人商量,把自己爺爺阮家田的名字刻在死難者的牆上。

阮定東的命,是從爺爺手中撿回來的。當時,家中的住房連同店面遭到轟炸,一家人準備逃難回江北的六合老家。阮定東的爸爸媽媽牽著兩個哥哥,他則被爺爺阮家田抱在懷裡。

因為負重,阮家田的步伐逐漸慢了下來,逃到燕子磯江邊時,被追上的日軍用刺刀刺傷了大腿及腹部。儘管如此,阮家田仍是忍著劇痛,抱著孫子拚命爬上一條小船過了江,沒過幾天便去世了。

在家人的支持下,阮定東給紀念館打去了電話。

2013年清明節,紀念館在哭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上刻上了阮家田的名字。阮傑記得,當時爺爺攜一家老小20多口人,前去上香祭拜。76年後,爺爺才終於有了祭奠親人的地方。

又是一年清明。今年4月5日,阮傑站在有著高祖父名字的哭牆前,發起倡議:“從我做起,把先輩們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歷史記憶接力傳承下去,讓子孫後代、讓更多的人真切地了解、記住這段歷史。”

一月,借大學最後一年的寒假,阮傑來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做了三個月的志願者。春節前夕,在李雪晴的帶領下,他幫忙把一大袋米和一桶油搬去了一位幸存者老人的家中,代表紀念館送去新歲祝福和慰問。

阮傑目前剛剛從南京曉莊學院畢業。在此之前,他在南京市莫愁中等專業學校學習了將近五年的古籍修複。從素描、線描到水墨畫、工筆、書法等專業課的學習,阮傑對歷史的了解也在一步步加深。

他喜歡唐太宗說的“三鏡”:“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今年,紀念館正式啟動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後代傳承記憶行動,希望通過幸存者的第二代、第三代,傳承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

“現在,我們生活的年代還是和平的。可能如果這樣去想的話,不會感受到戰爭的可怕。我們傳遞這樣一份歷史記憶,也是為了讓人們更珍惜眼下的生活。”阮傑說道。

記者手記 初中二年級時,學校曾組織全年級學生和老師去南京考察,第一站便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我還記得沿著入口走向場館的路上,右手邊便是一尊尊逃難者的雕像,他們對戰爭的恐懼和被命運壓彎的脊背,讓我久久不忘。但彼時,我對南京大屠殺的印象,還僅僅停留在歷史課本上。

見到段月萍奶奶的時候,已經86歲高齡的她提及這份特殊的工作,仍細數家珍一般,向我娓娓道來。我這才知道,原來在館內陳列著的歷史資料,是通過如此奔走而獲得的。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像她一樣的人為之努力,這份記憶如今將以什麽樣的形式流落各處。 而作為援助協會唯二兩名成員之一,李雪晴老師要負責與每一位幸存老人及其家屬保持聯繫。寒來暑往,溫暖這些老人的,並不是什麽偉大的創舉,而恰恰是每一次節日的祝福和病房裡及時出現的問候。她告訴我,只有親自和這些幸存者老人們對話,才能懂得她的感受。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14年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發表講話,他如此形容“和平”:“自古以來,和平就是人類最持久的夙願。和平像陽光一樣溫暖、像雨露一樣滋潤。有了陽光雨露,萬物才能茁壯成長。”

我們是在和平年代長大的孩子,銘記苦難的歷史,並非為了延續仇恨。只是以史為鑒,才能開創充滿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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