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比賽繼續，舞台留下”的展覽

展覽“比賽繼續，舞台留下”（詳情點擊此處）已經於2019年6月22日開幕，展覽期間，時代美術館將推出一系列的生產文章和現場記錄，首篇是策展人陳立對展覽的陳述。

在未知而變動的時代洪流中，如何與藍圖和挫折相伴，在泥沼和曲折中前行，是本次展覽關注的核心。展覽的標題靈感來自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廣泛流傳於香港和內地市民社會中的一句俗語。它蘊含了對於美好未來的期許，以及對於有效社會制度的集體想象。隨著香港的回歸和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二者共享著同一個政治願景，而個體卻在現實生活迎接著諸多的懸而未決。通過24位藝術家的創作，展覽將身體與表演性視為一種回應主體性缺席與在場的方法。

1970年代末的中國仍常被敘述為一種單一化的集體主義歷史時期，展覽將以此作為出發點展開敘述。事實上，集體意志與個體意志在此時已不是二元對立，個體性已經以相對日常化的形態浮現在了群體生活中。在李曉斌這一時期的攝影作品裡，公園中的社交舞、廣交會（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以及大眾休閑生活的景象，都傳遞出了一種處於百廢待興中的啟蒙式想象。與此同時，它也並不說明集體意識的全面退場，而是以更為隱含的形式貫穿在來急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例如，王音的民族舞主題繪畫《布依舞》、郝敬班對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社交舞風潮的回溯、以及王博全新作品《軌道》中80年代舉國體制競技體育的時代背景等等。藝術家們借用舞蹈、體育運動的題材或形式，呈現了意志之於身體的規訓與表達，進一步指向了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共生關係。

1980年5月2日，北京櫻桃溝公園，跳交誼舞的青年男女

影像靜幀，圖片由藝術家惠允

展覽中諸多作品都涉及了舞蹈、運動、舞台與表演，其中的一個重要意圖就是從身體的表演性去討論身份政治的現實障礙。姚清妹的《蛻（人身檢查）》和余政達的《形容詞舞蹈》，分別以詼諧的編舞對嚴肅的政治性概念文本進行了釋義；郭鴻蔚基於現成影片素材重構了在現代主義建築中幽靈般行走的超現實場景；荒置的建築被陳維所重新布景、搭建拍攝，放置於一幅象徵美好生活憧憬的房地產廣告板之上。它們都以抽象的結構性語言指出了人本主義的失落與困境。展覽試圖去呈現集體意識與個體意志之間相互交疊的複雜性，它是如何滲透在當代中國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以及表演性和現實意涵又是如何不斷被重新定義。

影像靜幀，圖片由藝術家惠允

無論是楊嘉輝所拍攝的被消音的舞獅表演、高倩彤關於廣深港區域基礎建設主題的繪畫，還是覃小詩營造的徘徊在迷惘與希望之間的《海角》，展覽中的部分作品都將視野投向於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珠三角區域及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其地域的實驗性和特殊性，將討論引入了一個更為具體的歷史維度。就像它們現在擁有了一個共同的、新的名字——“大灣區”，它們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希望，又分享著同樣的未知。《比賽繼續、舞台留下》所指向的是政治願景構建過程中的矛盾關係，它不以個體意志所轉移，難以自洽，所折射出的是一個被想象的，或者說缺席的主體。

在舞台美術裝置項目《新鄰舍》中，李然以1980年代有關香港市井生活想象的劇作，重構了一個在時代浪潮下演員與其表演性雙向缺席的舞台。與之相對，展覽中所設置的表演區域將會在展覽期間進行數場臨時表演：例如，莊偉以《西遊記》中的道具為靈感來呈現權力的製衡和拉鋸；劉艾真對經典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所進行的當代演繹；以及致穎與陳亮璿的表演性演講，根據香港僵屍題材電影，聚焦於對他者的恐懼和現代性焦慮。這些表演中的物件、道具和現成品自始自終被放置在展覽現場，等待著被拾起、被遺存。它們以物質化的形態呈現了藝術創作中表演性與現場的關係，凸顯了個體性與公共性的不可分割。就像身體的缺席並不等於主體性的缺失，它以懸而未決的姿態，持續地徘徊在希望與失望之間。

《九字護身法——列》/《九字護身法——陣》，2019

圖片由藝術家惠允

陳立

策展人和研究者，現生活並工作在中國北京，於魔金石空間擔任研究主管。他的研究主要關注於空間與美學政治、地緣政治、表演及流動影像。他近期策劃的展覽項目包括：“今天應該很高興”，泰康空間，北京（2018）；“余興派對：集體舞與個人操”，刺點畫廊，香港（2017）；“世變”，Para Site藝術空間，香港（2016）；“他/她從海上來”，OCAT深圳（2016）等。陳立也參與了多個國際駐留項目：2016年在亞洲藝術文獻庫進行研究者駐留；2019年將在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進行國際研究者項目駐留；2019年獲得亞洲文化協會紐約獎助金，將在2020年在紐約進行為期半年的駐留。